原标题：“我是所有我读过的作家、去过的地方、在所有时代遇见和爱过的人”
原创 保罗·索鲁 理想国imaginist
保罗·索鲁（Paul Theroux 1941—）在旅行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作家像保罗·索鲁那样享受“在路上”的感觉，“想出门旅行是人类的天性”，从青年时代开始，保罗·索鲁游历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洲，把这些经历写进了八本书和数百篇文章”，至今依然步履不停。
“最热情的旅行者往往也是热衷阅读和写作的人”，保罗·索鲁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在旅行中完成，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旅行文学教父”。
在一个作家的旅行箱里，总装着更多的作家。保罗·索鲁就是这样，翻开“文学爱好者旅行指南”——《旅行之道》，总会在不经意间和梭罗、毛姆、塞缪尔、奈保尔......相遇。正如保罗·索鲁所说：“我是所有我读过的作家、去过的地方、在所有时代遇见和爱过的人。”
对热爱旅行的人来说，2020年尤为糟糕，《旅行之道》或许能够弥补不能出游的遗憾。
理想君翻看《旅行之道》的过程中，最有感触的部分之一是“在路上”的女性旅行者，在冒险家的性别被圈定为男性之前，这些女性早已上路。下一次，等理想君给大家分享她们的故事。
从不单独旅行的人本文摘选自保罗·索鲁《旅行之道》
我向来一个人旅行。除了大规模的考察探险需要工作人员和团队以外，各种旅行都会因为身旁有其他人而失色。那样的旅行体验是同行者共有的——彼此提供帮助、一起买票、做爱、倾吐心事、协力搭建帐篷、开车。
许多旅行者虽然一般嘴上不说，但实际是有旅伴的。这个旅伴起到安慰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分散了旅行者的注意力。
“亲爱的，瞧，那辆凌志车前面有头骆驼——嘿，新老两代交通工具！”
电影《荒野求生》对此，总是一个人旅行的乔纳森·拉班说了以下这番话：“和同伴、妻子、女友一起旅行，感觉总像关在玻璃罩里的鸟，那种里面摆着飞鸟标本的维多利亚时代玻璃器皿：你们已经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外面的世界难以穿透。
你必须以类似赤裸的方式走入世间，把自己暴露在它的影响之下，从这一点上讲，假如挽着你最亲密、最挚爱的人一同旅行，你决不可能在世界面前完全交出自己。你不可能看遍一切；不可能结识任何人；不可能听闻任何事。你什么也经历不到。”(摘自《地域感》（2004），迈克尔·夏皮罗编著)
拉班在他收录于文集《开车回家》（2010）中的《为何旅行》里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和人结伴旅行时，你实现不了真正一个人的状态……偶尔彻底地独处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孤独创造体验。”
电影《穿越大吉岭》吉卜林在《胜利者》一诗——作为《加兹比的故事》（1889）的题铭——中强调了这一观点：
寓意何在？骑马之人可与书做伴。
夜幕深沉，小径隐没，
患难时分尤见真情，
但等待落后者却是不智。
上天入地，
独自旅行脚步最快。
在《瓦尔登湖》里，梭罗也言简意赅地呼应了拉班的观点，比吉卜林更早。他说：“单独旅行的人可以今天就出发；若和别人一同旅行，则必须等对方准备好才行。”
下面这些人并不赞成这个观点，连梭罗本人也没有遵循他自己的建议。他并未单独旅行过。
01
亨利·大卫·梭罗和友人
他和威廉·埃勒里·钱宁一起徒步横穿科德角，钱宁还陪他坐船游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他和表亲乔治·撒切尔及两位印第安向导一起在缅因森林里漫步行舟。
他独自一人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去纽约的斯塔滕岛，但在斯塔滕岛的两个月，却是和一户人家住在一起，后因思乡而返回康科德。他在加拿大待过一个星期，参加的是某种由旅行社全权安排的包价旅游，从波士顿乘火车到蒙特利尔，车上全是游客（记述在《扬基佬在加拿大》里）。
梭罗的名言，就在他瓦尔登湖的小木屋附近还有就是《瓦尔登湖》，阐释孤独的经典之作。抑或书里的内容全是纸上谈兵？梭罗住的木屋距他位于康科德的家只有一英里半的路，宠爱他的母亲在家里等着他，烤馅饼给他吃，为他洗衣服；在瓦尔登湖畔隐居期间，大多数日子他都回家。他的木屋里有两张椅子，如他所言，他时常和一群朋友去采黑果。
02
安德烈·纪德和他的情人
在1925年到1926年为期十个月、周游刚果和乍得的旅行中，五十六岁的纪德带了他二十六岁的情人马克·阿莱格雷特同行，这次旅行的大部分准备工作由阿莱格雷特完成。虽然他们相恋了近十年，但各自有别的性伴侣。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一1951）著有《背德者》《人间食粮》等“整趟旅行期间，”纪德的传记（《安德烈·纪德》，1999）作者艾伦·谢里登写道，“性伴侣数量丰富，随手可得——无论异性还是同性的——马克发现自己偏爱青春期的少女。”
03
V.S.奈保尔和他的女人们
在《幽暗国度》的序里，奈保尔提到他在抵达印度时遭遇的麻烦事——填写各种表格，烦琐的手续，高温——接着他说，“我的旅伴晕倒了”。在这本书的美国版里，这句话被改成“我的太太晕倒了”。他在印度旅行期间，帕特里夏·奈保尔一直陪着他，他在克什米尔旅居的三个月也是，但在奈保尔的书里，她只被提到过那一次。
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2一2018）著有《通灵的按摩师》《重访加勒比》等在《南方的转折》里，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述，陪他旅行的是他的情妇，一路由她开车，大部分酒店也是她订的。这名情妇还陪奈保尔去了“信徒的国度”，周游穆斯林世界，但在续篇《不止信仰》里，她在旅行的半途中被纳迪拉·哈努姆·阿尔维所取代，后来阿尔维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笔下从未提及的旅伴。
04
萨默塞特·毛姆和情人
在他路途遥远的旅行中——前往中国，写了《在中国屏风上》，前往东南亚，写了《客厅里的绅士》——毛姆和他的情人杰拉尔德·哈克斯顿同行，但他没有公开这个事实，主要因为他结了婚，妻子西里尔痛恨他脚踩两只船，与这个年轻的美国酒鬼有染，也因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性恋在英国是一项重罪。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一1965）著有《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等可毛姆有严重的口吃，需要有人替他与当地人交谈，带回多姿多彩的故事和对话，为他的书提供素材。“哈吉少爷”正是那位助手，并且毛姆深爱着他。哈克斯顿死后，陪毛姆旅行的是艾伦·瑟尔，一个贪婪、年轻的伦敦人，写信给毛姆，对他表示崇拜和仰慕，后来成了他的情人和遗产管理人。
05
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卡丽
四处旅行，从不一个人。以大国沙文主义和夸张言辞而著称的吉卜林，实际是个谜一般的忧郁人物。他的童年孤独寂寞，远离他在印度的父母，在英国一户严酷的人家（他称之为“荒凉之家”）度过（从他五岁到十一岁；参见他的短篇小说《黑绵羊咩咩叫》），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烙印。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著有《丛林之书》《老虎！老虎！》他只字不提他的太太卡丽，她是美国人，来自佛蒙特州，时刻陪在他左右。他的许多作品取自旅行的经验，特别是在印度、南非和美国的旅行，他的旅行随笔集《海上游记》（1899）是一流的佳作。
06
格雷厄姆·格林和同伴
格林长途跋涉穿越利比里亚腹地（带了他的堂妹芭芭拉随行，把妻儿留在家中），写了他的第一本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自那以后，格林身边总有一名旅伴、一个司机或一位情人，和他一起上路。
他不会做饭，不会开车，不会使用打字机，所以他生活无法自理，似乎必须要有另一人——他的朋友迈克尔·迈耶，陪他横渡太平洋；或是他晚年时的杜兰神父，出现在他的小说《吉诃德大神父》里——为他牺牲。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著有《斯坦布尔列车》《布莱顿硬糖》等格林声称自己有躁郁症，时不时想自杀，内心孤独。他有大量风流韵事，其中许多都爱得炽烈。他一辈子维持着与薇薇安·格林的婚姻关系，但从未和她一起旅行过。
07
丽贝卡·韦斯特和亨利
大概没有旅行书像《黑羊与灰鹰》（1941）一样，里面处处是“我的丈夫说……”或“我的丈夫告诉我……”这样的表述。
丽贝卡·韦斯特（Dame Rebecca West 1892–1983)著有《溢出的泉水》《黑羔羊与灰猎鹰》等丽贝卡·韦斯特在这本书里记述了多次在南斯拉夫旅行的经历，篇幅长达约一千二百页，“我的丈夫”一词出现了无数次。他是一位银行家，名叫亨利·安德鲁斯，满腹经纶，韦斯特赞许地把他的见解和阐释引述在书里。
08
约翰·斯坦贝克和伊莱恩
照斯坦贝克自己所言，在《携犬横越美国》中，陪他旅行的是他的狗查理，但实际（虽然他只字未提）一路上他多次与妻子同行：他的太太伊莱恩每隔几周与他在途中相聚，给他鼓励打气。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著有《愤怒的葡萄》《伊甸之东》等我们从他身后出版的书信中得知这件事，例如，1960年10月10日：“我很高兴你来，这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不是吗？它大大消减了旅途中的单调空虚。”（《书信人生》）他谈到的这份“单调空虚”，丝毫未显露在那本欢乐的游记中。
09
让·科克托，“路路通”先生，和查理·卓别林
部分是噱头，部分是因为接受了《巴黎晚报》的挑战，但主要是为了把握文学创作的良机，科克托（1889—1963）宣称，他至少能像菲莱亚斯·福格一样，成功地在八十天内环游地球。他于1946年3月出发，陪他同行的是他的情人兼秘书马塞尔·希尔，他在《我的第一次旅行》中称其为“路路通”先生。
他在1932年与希尔相识，当时科克托四十三岁，希尔二十岁（但科克托说他看起来像十五岁）。这本书英译本的书名叫做《我的环球旅行》。在新版的导读中，演员兼作家西蒙·卡洛写道：“［希尔］和科克托在土伦一位海军军官的家中相识……科克托‘得知’他在囚犯队工作；当时他正在分发鸦片烟，因此他的身上集中了两样科克托最热切的渴望。”
（左）让·科克托（Jean Cocteau 1889—1963）著有《可怕的孩子们》和《骗子汤姆》等这本扣人心弦的旅行日志题献给了安德烈·纪德。在穿越马来亚的途中，科克托用法语的双关语，把“吉隆坡”（Kuala Lumpur）称为“不干净的吉隆坡”（Kuala l'impure），但他显然兴味索然、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所以无暇仔细关注他飘然而过的地方，在埃及、印度、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只是走马观花，所记的日志草草了事。
而后，在一艘从香港启程的船上，这本日志的调子提高了八度：“查理·卓别林在船上。这是个惊人的消息。稍后，卓别林说，‘一个人的作品的真正功用是让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可以免去客套。我们早就认识彼此’。”
1955年，科克托与卓别林科克托之前从未见过卓别林，但折服于他的才华，在这次邂逅之后，这本日志出现了生机——不是在描写旅行方面，而是记述两位热爱舞台、互相倾慕的名人之间的友谊，他们俩都有高度的创造力，也都性格古怪——而且情欲旺盛（卓别林是与保莉特·戈达德一起旅行）。更巧的是，卓别林和科克托同龄，都生于1889年，当时四十七岁。卓别林刚拍完《摩登时代》，并给影片配了乐（歌曲《微笑》就是他写的），他和科克托一样多才多艺。
他们在船上时常碰面，一起喝酒，常常聊天（由希尔为科克托当翻译），一起评点火奴鲁鲁和旧金山。科克托抵达洛杉矶后，卓别林为他牵线，结识电影圈的名流，科克托很快就把金·维多、马琳·黛德丽和加里·库珀的名字挂在嘴边。科克托赢了和《巴黎晚报》的打赌，在八十天内回到巴黎。《我的环球旅行》虽然是一本零散、不尽如人意的书，但从中可以窥见这位活跃人士风风火火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