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我一直想写一本供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阅读的经济学讲义，于今回忆，萌生此念头是在25年前。
当时我在中央党校主讲西方经济学，有一次下课后学员告诉我，他们读过不少经济学教材，可由于原来是学理工，隔行如隔山，经济学书籍不容易看得懂；还说听我一堂课，胜读十年书。这后一句无疑是恭维话，当不得真。不过这也点醒我，应该写一本让非专业读者能够读懂的教科书。
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群体，或者参与经济决策，或者主理一方经济。这些年我行南走北到各地调研，时常听到人们议论：某领导懂经济，某领导不懂经济。怎样才算懂经济呢？老百姓看的当然是实惠。如果我们的领导同志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大家肯定认为你不懂经济。而若让我说，懂不懂经济要看你是否掌握了基本经济理论，能否按经济规律办事。
1997年，我投石问路，尝试写了一本《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一个月销售了10万册。后来又写了《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也是一印再印。“与官员谈”系列一共写了8本，前后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所幸的是，这8本书写下来，不仅让我了解了领导干部的阅读需求，也让我找到了与他们讨论经济问题的交流方式，形成了自己的讲课风格。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写完“与官员谈”系列后我意识到，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不仅需要懂得理论原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2005年至2010年，我又用了5年时间写《中国的难题》《中国的选择》《中国的前景》。至此万事俱备，正要开工动笔撰写本书，校委却安排我到教务部工作，后来岗位又几经变动，忙忙碌碌，写作计划搁置了10 年。
不过这10年我并未停止做研究，2015年我再次对西方经济学的疑点逐一甄别补正，次年出版了《经济学反思》，2018年又出版了《经济学分析》，其实这两本书也都是为写本书所做的准备。2020年3月，我卸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终于有时间可以完成这个酝酿已久的写作计划。年初以来，我闭门谢客，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地写，国庆节前总算写完了最后一章。
下面再简单说说我这本书。首先，本书的结构体系肯定与现有教科书不同。我按照“三个假设、三个原理、三个方法”的框架，构造了一个新的结构体系。全书共20章，前10章主要讲微观经济学原理，中间6章则是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后4章主要介绍开放经济理论。从微观推导宏观，目的是让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避免宏观与微观脱节，成为“两张皮”。
在讲解方式上，本书也不同于现有的教材。我在前面说过，本书是供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阅读的。根据这一定位，我尽量不用或少用数学，而是直面领导干部的困惑，结合案例用经济学原理作破案式分析。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就是想向读者示范如何用经济学解决实际问题。我在中央党校任教近30年，与学员朝夕相处，知道他们的困惑所在，这是我写这本书得天独厚的优势。
许多读者反映经济学教材不好懂，我想对此做一点解释。国外经济学教材是一种“集大成”的写法，将亚当·斯密以来的各种理论汇集在一起，不仅内容庞杂，而且相互打架的地方也多。如萨伊定律说供给可以创造需求，而凯恩斯说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维克塞尔说利率是政策工具，而费雪说利率不是工具；马歇尔说需求定律是基本规律，可同时又说存在例外；如此等等。非专业读者当然会觉得不可思议、一头雾水。
我在写这本书时，一方面力求对经济学原理作准确讲解，另一方面重点指明每一理论原理成立的约束条件与适用范围。在我看来，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貌似对立，而且有些观点也的确是错的；可大多数理论观点不同，是由于它们各自的约束条件与适用范围不同。要是明白了这一点，理解经济学也许就不那么难了。读者可试着读一下我这本书，看看能否帮上你。
这里我想说的是：本书是为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写的，同时也适合从事经济工作的朋友阅读。我不保证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读这本书后考试能得高分，但一定有助于你对经济理论与经济现象的理解。我自己是过来人，当年我求学时遇到的困惑，恐怕也是你今天的困惑。能为年轻学子释疑解惑，于我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王东京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出版。
在前文中我说过，写这本书是供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阅读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全书总结，我最后表达三层意思。
驾驭市场经济：需要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如果把经济活动比作地球，经济政策比作杠杆，那么经济理论就是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天天与政策打交道，如果没有掌握基本的经济理论，难免会打乱仗，不仅事倍功半，很多时候还会弄巧成拙。
经济学有一个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其实，经济政策的效应也是递减的。经济活动不像物理实验，它的变数太多，几乎无法控制。2008年以前，物价居高不下，治理通胀是主要任务。哪承想我们这边“着陆”未稳，美国就爆发了次贷危机，接着是一场大地震。原来的经济过热，一下子变成了需求不足。问题变了，政策当然得跟着变。
任何一项政策都有生命周期。比如股市，政府放出一条利好的消息，当时也许会立竿见影，大盘猛涨，可假以时日便又会风平浪静，说不定还会止涨反跌。政策还是原来的政策，可这一前一后，效果截然不同。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出台，社会反响强烈。只要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连上台阶。可没几年，这项政策就走到了拐点。现如今，我们要搞规模经营，如果不配上土地流转政策，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反而就成了负面因素。
国家制定政策，算的是大账，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但政策到了基层，具体到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本小账。两笔账能算到一起固然好，但很多时候，可能会算不拢，这就难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就得适时调整政策。问题是政策要怎样调整才能趋利除弊呢？学习基本经济理论，肯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经济政策要适时调整，那么怎么评价政策呢？一项政策好不好，有没有效，当然要让实践说话。但单纯由实践判断，难免会成“马后炮”。好比一个人置身在沙漠中，沿哪个方向可以找到绿洲，哪个方向是死路一条，必须事先进行定夺，绝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走下去，走对了是万幸，可一旦搞错了，等到实践出了结果，自己也要埋尸黄沙了。若如此，代价岂不是太大了！
评价政策也是这样。如果一项政策刚刚出台，效果还没出来，或者需要在不同的决策之间做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多一点理性，少一些盲目呢？这就需要我们事先用经济学理论逻辑进行分析评估。
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经济工作需要理论指导。可有人会说，如今经济学学派林立，各种理论多如牛毛，对同一个问题，三个经济学家可能给出四种答案，你让我听谁的？的确，今天的经济学千头万绪，着实令人生畏。一不小心，你就可能迷失在这片丛林里。别说用它分析问题，就是弄清原委都很难，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
不过，经济学并不是“屠龙术”，如果我们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能把最本原的东西梳理出来，就会发现基本的、管用的理论其实并不多。我所讲的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则：第一，道理简单，容易理解和掌握；第二，经得住实践验证，能得到普遍认同与接受。
经济学今天已变得非常庞杂，但无论有多庞杂，若用上面两个原则过滤一番，剩下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两掌之数。你可以随意打开一本国外教科书，其中很多理论不仅未经实践检验，而且理论之间也相互矛盾。就连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也承认，“经济学的某些重要命题，还不能用事实证实”。1995年卢卡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魏林说：“卢卡斯已经使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部分经济理论站不住脚。”
在我看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就是“三个假设”“三个原理”。这“三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假设和保护产权假设；与此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按要素贡献分配原理。这六条理论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只要把握了它，也就具备了驾驭经济工作的底气。
运用上述假设和原理分析经济问题，还需要借助“三个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标准。现代经济学体系，就是根据“三个假设”“三个原理”“三个方法”构造起来的。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根据利益最大化原理，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就形成了厂商理论；从资源稀缺假设出发，根据供求原理，运用均衡分析法，就形成了价格理论；从保护产权假设出发，根据等价交换原理，运用帕累托标准，就形成了分配理论。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假设、原理、方法，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分析，也适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不过是微观经济的放大，也得服从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经济学流派纷呈，学说五花八门，其实只是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些假定、原理、方法时，加进了不同的约束条件；或者是进行逻辑推理时，各人的功力不一样，而基本的经济理论则是万变不离其宗。
运用经济学原理：必须坚持人民立场
时下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不应该有立场。另一种更直白的说法是：经济学应该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只揭示客观规律，不能加进学者个人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人们价值观的表达，说研究自然规律无须有价值判断，我同意，可经济学并非如此。要知道，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怎么可能没有立场呢？
学界公认，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是威廉·配第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术》。算术者，统计计算也。由此看来，配第所说的“算术”，其实就是指经济学。问题是配第为何要在“算术”之前加上“政治”二字呢？配第无非是想表明他的经济学有立场。正因为此，马克思称威廉·配第为“政治经济学之父”。
配第之后100多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风生水起，其间产生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亚当·斯密，另一位是大卫·李嘉图。斯密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他们两位大师皆是站在产业资本家的立场上抨击地主阶级，为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鸣锣开道。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自斯密和李嘉图，可立场却不同于他们。马克思显然是站在劳动者一边，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并揭示了剥夺者必被剥夺的历史规律。列宁说过：只有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到19世纪下半叶，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时代。早期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法国学者瓦尔拉斯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另一本是英国学者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瓦尔拉斯在“政治经济学”前加上“纯粹”二字，而马歇尔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二字省去，他们这样做是有用意的。瓦尔拉斯曾说，目的是要抽象掉立场，建立起“一门如同力学和水力学一样的科学”。
新古典经济学真的没有立场吗？非也。无论是瓦尔拉斯还是马歇尔，他们都有立场，而且都是要掩盖阶级对立。20 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西方经济学走向分化。有人问：西方经济学家若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怎么会有流派之争？我的看法是，流派之争只是主张之争：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货币学派主张经济自由。主张不同而立场却相同，皆是为了资本主义长治久安。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经济学者都否认经济学有立场。经济学通常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而规范分析则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对经济行为或政策的好坏进行评判。立场决定价值观，一个经济学者若没有立场，就等于没有价值标准；没有价值标准，何以评判经济行为或政策的好坏呢？
所以我们在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时，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西方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我们可以借鉴那些反映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原理。但对涉及价值判断的理论，必须对其立场进行甄别，如果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管那位经济学家有多大的名气，也不能照搬。
（作者王东京为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本文摘自《王东京经济学讲义》一书，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