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时尚，符号与阶级：车厘子降价真的能带来“车厘子自由”吗？

原标题：制造时尚，符号与阶级：车厘子降价真的能带来“车厘子自由”吗？

2021年1月13日，上海普陀区一生鲜超市内的车厘子。来源：视觉中国

2021年年初，“车厘子价格腰斩”的新闻登上热搜，随后，“凡尔赛车厘子蛋挞”等话题陆续引起讨论。人们纷纷感慨，实现车厘子自由指日可待了。

作为一种原产于智利的进口水果，车厘子自21世纪初在中国市场上推出后，与红酒、奶酪等一道被打造为奢华的代名词。2010年后，顺应政府对节俭节约的提倡，车厘子又转而被言说为健康、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人们逢年过节送礼的选择。2019年，《26岁，月薪一万，可依旧吃不起车厘子》一文刷屏，文中写道，“车厘子是交友必备神器，是冬天水果里的绝对C位。过年串门感情深不深，就看对方是不是直接拎一大箱车厘子到你家。朋友圈炫富，秀满满一碗车厘子，就足够了。”

伴随着这一“高端进口水果”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车厘子的象征意义渐渐超越了实用价值，其附加意涵在日常生活中一步步固化——同其他一系列“标配”一道，它被整合进中产阶级的消费图景之中。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早已不仅仅是物品本身，更承载着社会关系和人们对于差异消费的愿望。人们对其的追捧映射出社会心理和集体潜意识，我们可以从中一窥时尚的制造过程和“车厘子自由”背后的某种强制性。

独特和同质：车厘子等“中产标配”是如何形成的？

提到高消费群体，人们似乎总能想到一个具象的场景。网络上曾有人将其戏谑地总结为：“一个人见过世面的标志就是，抹着高级口红吃车厘子，背着奢侈包包环游世界；出入高档圈子场所，张口闭口达官显贵是我朋友；去大城市工作赚大钱，成为有车有房有户口的人。”

那么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车厘子这种水果成为这一群体的必备品了呢？樱桃与车厘子属同种，刚进入中国时，为了与国产樱桃区分开来，这些进口樱桃被称为“车厘子”，也就是樱桃的英文“cherries”的音译。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歌手梁咏琪都曾参与推广美国的西北车厘子。它的兴起过程恰恰也伴随着生鲜电商平台在中国的发端，商家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推广，并将主要的消费群体定为注重健康、愿意为品质付费的年轻上班族，车厘子逐渐登上中国人的餐桌并成为某种时尚。据统计，中国人一年可以吃掉200万箱从美国运来的车厘子以及80%智利出产的的车厘子。

2021年1月11日，成都，车厘子降价大约两三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红星新闻吕国应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认为，能成为时尚之物通常具备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在分享同一审美趣味的群体内部受到认可和赏识，变成某种共同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具有某种独特性，体现新潮，以和其他群体相区别。由此，该物品既不会因为太过独特而无人欣赏，又不会因为过于广泛存在而无法突出自己的特性。在西美尔看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类两种本质性的社会倾向——统合和分化。每一个人都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和个体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平衡，时尚不过是其中一例。

同时，人们也通常喜欢从自身所属的社会圈层以外引进时尚，因为易于赋予其独特性，创造一种特别的社会意义。车厘子由于其稀缺性和外来属性，再加之水果电商的推动，成为了一个合适的时尚化身。

《时尚的哲学》

[德] 齐奥尔格·西美尔 著 费勇 译

花城出版社 2017-9

​​​​

在制造时尚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需要寻找一些文化符号，它们可以快速标记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也会将这种符号进行自然化，以便让人们相信事情本应如此。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认为，广告的效果在于说服我们相信消费社会中某些特定的商品是绝对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或历史的。他认为必须将某种符号转变为一种自然事实或理性法则才能更好地被人承认，以接受其合法性。

车厘子显然不是第一个被中产阶级挪用为自身标识的符号。过去，“中产最爱的”三文鱼、围棋兴趣班、高尔夫、国际学校相继成为被认可的中产符码。而当某些文化符号与特定阶层相绑定时，他们似乎就获得了对这些符号的垄断权，人们认为这些表征天然就该属于这一阶级。日前播出的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中，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实习生王骁在自我介绍环节提到自己的爱好是海岛旅游，人们称其“凡尔赛”，但他自己说这只是一种爱好，并且是与自己所学的国际海洋法有关。这巧妙地构成了两种语境的差别，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些文化符号已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接受为某一群体所特别拥有的：在大众眼中，海岛旅游早已与高消费、有钱有闲等符码相联系，自动将其归入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因此将它作为爱好这一说法也被认为是某种炫耀。

节目中另外一位实习生詹秋怡在任何场合几乎都是画着精致的妆容，搭上精心搭配的职业装，谈吐得体温和。弹幕中有人感慨，这气质一看就是富养出来的。有趣的是，人们为何能通过行为举止判断其所属的阶层？这也是文化表征的一种体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包括文雅的举止、良好的趣味或容貌魅力。发式、妆容、衣服等标志构成符号系统，形成某种区分性的意义和价值，并与社会地位相关联。在《区分》一书中，布尔迪厄不认同康德提出的“审美属于个人层面”的论述，认为任何一种对美的判断都是社会建构的，诸如身体美容、服装或家庭装饰等审美表现都与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密切相关。因此在人们的认知中，中产阶级似乎有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

也许正如西美尔所指出的，时尚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划分的产物。人们习惯于将某些特定的消费/文化符号赋予某个阶层，而当其他阶层开始占有时，就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卖小哥弹钢琴的视频会引发热议。过往人们总是把钢琴与特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联系，甚至会认为会了这项技能是进入这一阶层的标志。一位妈妈写道：看了外卖小哥弹钢琴的视频，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学钢琴了。“如果学钢琴那么辛苦最后也只能当外卖员，那么还学它做什么？”这似乎是自然而然将弹钢琴看作是较高阶层的“特权”，也是可以改变人生、实现阶层跨越的“精英文化”。

时尚中的匮乏和模仿：炫耀性消费背后的阶级焦虑

车厘子的象征意涵也好，兴趣的功用价值也好，当实物承载的符号意义超过其本身，爱好和饮食所能带来的愉悦和享受将可能不复存在。人们可能会忽视它们所蕴藏的多样价值，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工具，这极可能会导致单一的、扁平化的认知倾向。

人们对于文化资本的向往很多时候是出于匮乏。正是由于不满足和不确定感，人们更加希望借助于物质表征来证明自己属于某一群体。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生活成本增长、不稳定性因素频发的背景下，中产阶级担心阶层掉落的可能。人们于是迫切希望抓住某些可以标榜的、较为稳定的消费/文化符号，来缓解生活不稳定性带来的紧张和焦虑。

布尔迪厄告诉我们，具备最大区分能力的物品是那些最能突显其品质进而能证明物主趣味的物品，它们往往要求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无法匆忙的获得。相较来说，比起需要长期投资才能养成的一套“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尽管这种行为方式并不是真实存在，只是常被大众媒体如此言说），短期即可达成的消费行为更易实现，尤其是购买车厘子这样并不真的十分奢侈的物品。在消费过程中，人们获得可以操纵的稳定感，并能通过拍照、送礼等自我表现的方式迅速让他人获知。

寻找一套现成的标准来彰显自己的阶层归属，接受某种已有规则的做法无疑既安全又有效——跟随社会潮流的人们甚至无须为自己的品味与行为负责。这一消费行为也反映出当代人的工具理性思维，因其能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而这种收益也因为能快速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被更多的人效仿。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著 刘晖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10

2020年，凡尔赛成为年度热词，《咬文嚼字》编辑部将其定义为一种“以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的话语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自说自话，假装用苦恼、不开心的口吻炫耀自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凡尔赛背后的社会心理值得推敲。随着社会高消费人群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看到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当中。在面对较低阶层时，他们有过剩感和炫耀的资本，而比起更高阶层来说，他们的物质却是匮乏的。人们不再通过张扬的方式自我标榜，因为自己引以为傲的消费行为极有可能因并不符合更高阶层的习惯而受到嘲弄，但同时他们又希望被他人看到甚至崇拜，因此以某些隐藏或暗示的方式将自己得意的东西通过层层编码展示出来。

时尚中的匮乏现象也体现在性别维度之中。西美尔曾指出，时尚往往与女性相联系。女性处于弱势的社会地位，而弱者倾向于回避个性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她们总是受制于惯例，只做主流所认为正确或适当的事，寻求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生存方式的庇护。但是在跟随惯例、一般化、平均化的同时，女性也有着寻求个性化和其他可能性的诉求。时尚为她们兼顾两者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

男性对时尚或者外貌似乎不怎么在乎，恰恰是因为男性拥有更加多样化的生活。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感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为女性找到了满足的出口，它是对女性在某些专业领域缺乏社会地位所做的补偿。也就是说，时尚背后隐藏着由于社会结构性不公而导致的匮乏感。

不过，这一论述以及当今社会对于女性追赶时尚潮流的诸多批评很多时候亦有失偏颇。已有多份研究表明，男性消费并不比女性更加“理性”；女性的“非理性”形象也是被一步步塑造起来的。《现代性的性别》一书提到，19世纪后期就出现的妖魔化女性消费行为的倾向，潜藏着传统男权制度对进入百货市场和商店的女性及其觉醒的性别意识的不安。前不久，名媛群中共享奢侈品的行为引发人们关注，但在人们苛责名媛群中的女性时，可能也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十几二十年前，男性租豪车标榜自身经济地位的行为早已出现在社会新闻、电视剧，以及小品的戏谑之中，只不过大众对男性的类似行为似乎更加宽容。

尽管如此，西美尔的论述仍极具启发意义——匮乏恰恰是形成时尚的必要因素。时尚总是属于少数人，它的发展壮大宣告着自己的死亡，因为流行抵消了独特性。与此同时，时尚趋势也一定会被更多人接受并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普遍认知，被大范围习得和模仿。但当更多的人占有这一文化象征物时，它就不再具有区分意义，较高阶层会抛弃它并转向新的时尚。时尚潮流就这样如此循环往复。

自由和束缚：“车厘子自由”真的自由吗？

中产阶级在描绘属于自身的生活图景的同时，也构成了某种文化霸权。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的霸权已经不仅仅是政治霸权，而是文化霸权。文化霸权主要是通过赞同而非强制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确立起文化、道德、知识的领导，将自己的世界观传播到整个社会中。在“车厘子降价”的舆论狂欢中，车厘子已不仅是一种水果，而是一连串的符码，人们看重的是它所承载的象征消费水平的深层意义。而这些意义的构建包含着权力关系。高消费群体将自身的消费习惯打造为一种较高阶层的普遍性准则，似乎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定义什么是时尚，掌握什么是“高级的、有格调的生活品味”的定义权。

生活明明有成千上百种不同的面向，为何一些人将“车厘子自由”视为追求目标？也许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论述可以做出很好的解答，“今天的享受不再是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公民义务约束机制。”人们通过某些经济上的牺牲，来获得外在的自由观感，也通过某种非必要消费来为自己积累社会资本。

当提及“车厘子自由”时，我们其实陷入了某种不自由。当人们普遍将其作为逢年过节的礼物时，购买车厘子就不再是自由行为，而成为了被要求之举。随着种种“中产标配”话语的流行，人们被一种特定的、程式化的、单一的生活方式所定义和捆绑。这正是消费行为的弥散性：其社会功能和组织结构超越了个体，并根据无意识的社会制约凌驾于个体之上，动员消费者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它成为了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一种约束，甚至一种价值体系。

同时，“车厘子自由”也制造出一种虚拟的平等。不管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只要消费得起，似乎就自动进入这一群体当中。正如名媛群里的共享品，不管是否真的出入于某一圈子，这些物品既是入门券也是象征符，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其获得某种地位感——即使当她们个人不拥有这些奢侈财产，但短暂地拥有或只是晒出这些奢侈品，出现在特定空间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其所属群体的标志。人们似乎能够通过巧妙运用消费/文化符号获得超越自身群体的自由感。与此同时，这种行为一旦完成，实际上是对一整套行为规则的加固和认可，人们不再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而仅仅是顺从和归附。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不平等结构恰恰不露声色地隐藏在这庞大的物的世界中。符号狂欢的隐藏强制性正在于此，它使人们沉迷于追求获得某种象征物，无暇对其中包含的资本构建出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又或者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上识别出这种不合理之处，但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由于它已经是普遍被人接受的标准而深深嵌入人们的交往行为之中，出于真实的情感关联，人们或许很难单方面拒绝这种礼尚往来的交换物，很难从个人层面开始反抗这种符号暴力。

曾经作为高档进口水果的文化符码逐渐被更多的人所习得，曾经的高配也渐为标配。可能过不了多久，车厘子就会失宠。不过，总会有下一个“高端水果”成为新的时尚。

参考资料：

《车厘子是怎么在中国火起来的？》，界面新闻

https://mp.weixin.qq.com/s/KZcVX9hbTHTakgKTz99kQA

《明明是樱桃，为何偏叫车厘子？丨他花14年改变了这种水果的命运》，每日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7Xskgp036FA5uPZJ9OiG-g

《弹钢琴的快递员和过劳的年轻人：从工人文化宫到“水晶宫”》，澎湃思想市场

https://mp.weixin.qq.com/s/a5773K_0hooF1VSHIgm9Kw

[德] 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7.09.

俞吾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 Z]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01.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10.

王凤才.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03):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