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晓航 黄筱
托育是当下年轻夫妇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托不托、托给谁、怎么托,1000个家庭有1000种想法,而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为数不多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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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不托？适合需求就挺好
8090后是当下生育大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被“996”的洪流裹挟,披星戴月奔忙,以“社畜”自嘲。然而,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许多新手爸妈早已熟识“生命早期1000天”“早教”这些字眼。要不要送托育机构、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托育机构是他们育儿焦虑的最初来源。
“带学龄前孩子真的是上班族的一大困扰,太难了”“其实很多父母也想亲自带孩子,但总抵不过经济压力”“主要不放心这么小交给别人”……网络上观点多样,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无奈。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这里面有多少是父母或祖辈带,又有多少是交给别人带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该中心调查发现,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台州、金华和丽水3市,抽取36家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施)和365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3%的受访家长表示目前婴幼儿照护主体仍是家庭成员,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护占44.7%,自己或爱人照护占41.6%,机构照护仅占19.2%。问及没有选择去托育机构的原因,表示“有父母等家人带,没必要”的比例最高,占41.9%;“费用高无力承担”“机构少很难找”“不放心机构质量”也是受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亲自带娃固然有好处,但在快节奏的都市往往条件不允许。老人帮忙带可以减轻压力,但可能也难保科学育儿。托或不托没有定论,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现实条件和需求。
因为要孩子晚、工作不顺心,北京80后上班族小樱(化名)在37岁那年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我想亲自带娃,因为看不惯我妈带娃的一些做法。”
能辞职带娃的毕竟是少数。对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双职工马乘波而言,他给孩子选择的托育园不仅解决了孩子托管、接送难题,还通过引导,让孩子从最初自顾自玩耍变得享受和小朋友一起玩。他和爱人也从托育园微信群和定期举办的免费线下讲座中学到不少科学育儿的理念和方法。
哪个选择更好?都挺好。关键要让有托育需求的人有适合自己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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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给谁？选择多元质量为先
如果娃没人带,你会选择哪种托育模式: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社区办点、企业福利、幼儿园办托班,还是家庭“邻托”?一项1700多人参与的小型投票调查显示:选择幼儿园办托班、社区办点的最多,各占31%;其次是企业福利,占19%;选择家庭“邻托”和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的,分别占10%和7%。
人们相对青睐传统托育机构及“正规组织”,而家庭“邻托”、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等形式还显得有些非主流。不过选择结果并不是特别显著,很难说哪种托育方式更受欢迎。
“老百姓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但又有一些犹豫不决。”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包晓东介绍,区内将近4500个家庭需要托育,占全区1/3；94%的家庭希望托育费用控制在每月4000元以下。“但如果真的让家长去选择2000多元的托育机构,很多家庭又不放心。”
人们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日益多元化,而信任危机、经济压力、理念不同等主观原因及服务质量等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如何选择。
杭州市富阳区丰丰小朋友的妈妈章群莺说,当初家人反对送丰丰去托班,一开始送去,她每天都非常担心孩子不适应。坚持下来发现,这家民办托育园老师的专业指导不仅解决了让人头疼的戒尿布问题,还通过让其他小朋友主动邀请丰丰参与游戏的方式,缓解丰丰不敢主动社交的问题,让他的语言表达流畅了很多。
“老师们每天都会把丰丰的活动照片、吃饭视频、午睡情况反馈给我,详细告知我他在托班的一日情况,大到丰丰今天掌握了什么新能力,小到今天吃了几碗饭、上了几次洗手间。”章群莺说,亲眼见证宝贝每一天成长,她很放心。
丰丰所在的托育园,属于公办民营的普惠型托育机构,每个月收费3500元。这说明,只要解决好托育机构质量安全、近便程度和费用等方面的问题,不管姓公姓私,托给谁都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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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托育”从年轻人焦虑清单上划掉
从业风险较大,工作人员保障低；淡旺季明显,“回血”很难很慢；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劣币驱逐良币……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年也因此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意见明确了“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提出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关于这份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佘宇认为,它的核心要义是“家庭尽主责,社区为依托,市场有所为,政府起作用”。
“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都在这个领域掘金,那肯定会提高价格,不但不能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反而会扩大育儿焦虑。”贺丹认为,民办托育机构正在艰难成长,“十四五”期间，国家应帮助其降低成本,达到普惠价格后还能可持续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些托育机构无法开张,颗粒无收。杭州市下城区专门出台扶持政策：“补砖头”,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激发积极性、增强信心；“补人头”,鼓励办成普惠性的、老百姓负担得起的收费模式。
社区和单位也是发展普惠托育的重要依托。下城区在家门口搞起了“微托育”:做好同老旧小区改造的结合,由街道免费提供社区配套用房来办托育点,引入社会专业机构运营。“杭州市正在构建社区统筹型、单位自建型、幼儿园办托型、社会兴办型、成长驿站型等模式多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体系。”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陈建芬说。
托育机构备案数全国排名第3的安徽省,也在以类似思路开展社区公办民营试点等福利性托育举措。有的县区还将托育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
在国家层面,规范托育行业发展的各种文件正在陆续出台,顶层设计雏形日渐清晰。我们期待,5年后，“托育”这个事项将被年轻夫妇从焦虑清单上划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