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催收人的十年
十年催收江湖，看尽人间冷暖。
今天故事的主角阿锋，自从2012年大学毕业偶然闯进催收行业到今天，“催收”这个词足足陪伴了他近十个春秋。
从帮温州典当行老板要债，到帮消费金融公司催款；从戴着墨镜、叼着华子的“勇士”，到天天说抱歉，终于累倒在工位上的“打工人”……
阿锋用近10年时间经历了民间借贷的风起云涌和互联网金融的潮涨潮落，但是，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那一幕幕世态炎凉的人生。
当穿着白衬衫、帆布鞋的小白遇见满身名牌的大哥
2012年6月，阿锋从华东地区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慕名来到了浙江温州。“因为老家离浙江近，很多人在浙江发财了。”阿锋觉得那里充满了机会，遍地是黄金。
他很快就被一则“典当担保公司招文员”的广告吸引了，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的他满怀期待跑到这家公司，第一次见到当时的老板：抽着中华，满身的LV 、古驰，以及他叫不出名字的公文包和手表。
本来感觉蛮唬人的，心里还有一丝丝犹豫。但在老板给他开出3000块钱一月工资并且包吃包住的条件后，他瞬间被打动了。
“那是2012年啊，我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能有这么高薪的工作。”阿锋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依然兴奋不已，他说，换到今天，他依然会选择留在那里。
在这个公司工作很轻松。所谓文员，就是帮老板打印合同，以及端茶倒水。公司气氛融洽，每天老板吃什么，员工就吃什么。公司里其他同事从来不喊老板为“老板”，而是叫“大哥”，或者“老大哥”。
公司办公室有个柜子，里面全是百万级到千万级的借款合同。
“比如借款1000万元，关系好点的就到手850万元，一般就到手700万元，中间没有利息 ，约定好借半年，半年后就还1000万。”阿锋感慨，这可能就是前些年民间“砍头息”的玩法。
公司里每天人来人往，非富即贵，全是开着宝马、路虎、奔驰、保时捷的人，有鞋厂老板、眼镜厂的老板，也有开酒店的老板。
这些老板，大部分会把自己的几辆车或房产证抵押在此，钥匙和证件放在公司保险柜，再借走几百万元或者几千万元。
阿锋逐渐明白了，公司所谓的业务，说得好听是典当、担保，实际上就是民间借贷。
据资料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大概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在民间刮起一股借贷之风，其借贷利率往往高于传统金融机构，但当时的小微企业主大多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到钱。人们借钱开工厂、做生意，很多是靠民间借贷起家。
由于这类民间借贷利息较高，并不受法律保护，民间借贷纠纷也逐渐增多，局势难以控制。
2011年8、9月份，温州民间资本爆发了债务危机，温州民间资本、民间融资和社会元气大伤。
2012年3月，国务院在温州设立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从解决温州民间资本多与投资难及中小企业多与融资难的问题入手，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阿锋入职这家公司时，正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前夕，温州民间借贷最疯狂的阶段。
这也是小白阿锋踏入催收这条路的开端。
小白变身“催收大哥”
阿锋从行业小白到“催收大哥”的过程，离不开老板的栽培。
在公司做了2个月平淡无奇的文员后，老板提出让他出去跑跑业务，将阿锋工资由月薪3000元提到了5000元，还提到一点——“车库里面的30多辆车随便开。”
阿锋告诉老板自己没有驾照，老板转手给了阿锋10000元现金，让他去考驾照。
实际上，作为大专毕业生，阿锋在这个公司已经是最高文凭，其他很多同事只有初中文凭，但在这一行，阿锋是最没经验的一个。
阿锋跑业务要债的时候从来不走“暴力”的套路。他只是和几个同事，开着车，带着被褥，要么去借款人公司住上几天，要么在借款人买菜、接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在旁边齐整整对着借款人微笑一下，然后转身就走了。
表面上不打不骂，实际上这种“微笑”恰好给人精神上的压力。
一些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的老板，在三天到五天后，就会乖乖打钱，而他们团队则能得到回款10%作为这场卖力演出的回报。
碰到借款人报警，但因为借款合同白纸黑字存在，阿锋他们没有打人、骂人，最后常常只能不了了之。
阿锋至今记得第一次和两个同事出去要债，是去找一个眼镜厂的老板，有个800万元的借款合同到期迟迟不还钱。
到了眼镜厂老板的办公室，老板直接说没钱，300号工人的工资都没法发放。
阿锋他们没有放弃，开始调查眼镜厂老板开的车，暗中几位同事开着车交叉跟踪着这个不还钱的老板，并带着相机。
这个老板去哪里吃饭、洗澡全部掌握得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还发现这个老板的婚外情。这成了他们催债的重要把柄。
跟踪了两天后，阿锋和几个同事假装到这个老板和情人下榻的地方敲门送快递， 再把这几天拍到的照片给他看——“他和他的情妇在车上搂抱啊、吃饭啊、还搂着去五马街逛街、去银泰买东西等等，我们都拍下来了。”阿锋说，他有把握这个老板会还钱。
因为不还钱，这些照片会出现在这个老板的家人的手上，妻子会跟他离婚，再分走他一半的家产。
果不其然，这个老板最后妥协了，没过几天便还了钱。
这一趟，阿锋和几个同事每个人分了7万块钱。
那是他第一次尝到赚快钱的滋味。
阿锋原本身材瘦弱，有一次去催债还被借款人泼了一盆开水，差点没躲过去，后来，为了好好干催收，阿锋又去学习了散打。
就这样，一个职场小白，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摇身变成了真正的“催收大哥”。
催的债越多，阿锋的收入也越多，不到半年的时间，阿锋的银行账户上已经有了100多万元的存款。
2012年底，温州民间借贷乱象随着金融改革走向尾声，地产崩溃、企业倒闭、公司老板跑路等事件不断发酵。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洗脑广告也在全国街头巷尾地摊上响起。
这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又冰冷的事实，同样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背后，是温州民间金融体系分崩离析，逃债者越来越多，地下民间借贷公司开始清盘。
阿锋工作的这第一家公司也走到了该解散的时候。
阿锋还记得最后一次和这帮同事去到隔壁市的一家上市公司要债，经历也很离奇。
当时上市公司的老板不在公司，阿锋和同事买了被子和食物直接住到这家公司，一来二去竟然和这个老板的秘书混熟了，阿锋的一位同事还和这位秘书谈起了恋爱。
不得不说，催收真是个高情商活儿！
过了几天，他们从秘书口中得知这家公司确实已经濒临倒闭，老板到了已经让员工众筹出资拯救公司的地步。
阿锋的老板似乎特别神通广大，总能调查到这些老板的行踪。在这个公司打了一个星期地铺后，阿锋的领导打电话告诉他，当天下午5点，这个上市集团的老板会下飞机。
几个人匆匆前往机场等候，拿着借款合同，以及并不清晰的身份证复印件。
结局就是，阿锋一眼认出了这位老板，在还没有出机场的时候，就走到其身边问好，并把借款合同复印件递给了他。
老板承诺当时月底还钱，但是没有行动，阿锋几个同事又开始频繁出现在这个老板的行踪所在地，对他“微微一笑”。
受不了阿锋他们坚持不懈的“微笑”，这个老板最后真的还了钱。
再后来，这家公司真的走向了倒闭。
2012年年底，阿锋的老板用一把火把一大沓借款合同全部烧尽。
但，阿锋的催收故事并没有结束。
跟着催收老板出国挣大钱
国内典当担保生意不做后，阿锋的老板转向去非洲投资生意。
在2013年的春节，阿锋和几个同事一起坐上了去乌干达的飞机，前往国外继续“要债”，帮老板从不想投资的企业那里要回投资款。
非洲的催收经历开始让他进一步体会到“纸醉金迷”：用美金计算的月薪，包吃包住的生活，公司还给配了保镖、保姆和司机。
深谙人性的本领在海外宽容的环境下更加迅速地增长，没多久阿锋和同事就帮助老板催回了第一笔投资款。存款数字在非洲的催收生涯里开始飞涨，突然优渥的工作让他迷失方向。
阿锋在非洲沾上了赌博的坏习惯，有时候一晚上赢几百万，有时候一晚上又输得精光。
“太快得到的钱，总是让人心跳加快，走向迷途，还好年轻可以有重来的机会。”阿锋回忆，那之后每天更加浑浑噩噩。
看不到方向的阿锋谋生了回国的想法。老板表示理解，2013年底，阿锋独自一人飞回了国内。
他依旧选择回到浙江，想继续在这里开启第二人生。带着离开非洲时老板给的几万美金，想自己做生意，自己当老板，但却接连失败。
似乎还是催收才是自己最擅长的事。于是，2016年，阿锋去了上海，重新开始做催收工作。
但此时国内的贷款市场、催收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P2P还在繁荣，现金贷遍地开花。
互联网金融的催收几乎没有门槛，但各地催收问题又常见报端。
大哥上任“受气专业岗”
2016年3月，阿锋进了上海一家车贷公司，月薪从8000元涨到10000元。
他的日常工作是根据GPS定位，半夜和同事悄悄拖车。这种枯燥无味的拖车生活，阿锋只维持了3个月。
在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阿锋又先后进了一家知名P2P公司的贷后团队、一家第三方催收公司。
平时工作是打电话、发短信，催借款人还钱。这对于经验丰富的阿锋而言，毫无难度。
只是用一些规劝的方式，阿锋作为一个老催收人的业绩不负所望，很快月薪又从18000元涨到了25000元。
催收，本就是一个摸清人性过程的职业，如果你十分了解借款人的心理状态，你就能说到他的软肋处，最后他就会还钱。
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互联网金融行业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年，国内P2P公司接二连三暴雷，一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严监管正在袭来，“141号文”下发以后的现金贷市场也逐渐走向合规。
在催收行业，合规也是第一位的。
“不允许骂人的词汇出现，客户骂人，也不能反骂客户。甲方要求的禁词不能碰，不能向第三方透漏客户个人信息，不能删客户微信、短信、电话录音等。”阿锋直言，这个时候的催收已经从一个高危高薪职业变成了一个“受气专业岗”。
阿锋入职第三方催收公司就是小组长，薪资不如以前，每个月13000元，只是寻求一个安稳。
手下带着10个人左右的团队，每天不需要再做打电话这种枯燥繁琐的工作。他只需要给组员制定每天的拨打策略，分析组内接的案子批次回退率、回款率等，带领小组达标还款，完成公司制订的还款要求、回退要求，以及处理组内组员的客户投诉问题，巡场观察每位组员的话术，要求拨打习惯不好的组员及时更改，防止违规等。
经过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从组长升职为主管，月薪涨到15000元，管理三个小组，日常安排组长任务，监督组长业绩，和经理汇报线上线下工作进度，分析项目进度，甚至对接甲方，解决组内组长和组员解决不了的事务等。
似乎，催收一直是他很擅长的事。
决心说再见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近3年时间，就在上个月，由于手下组员遭遇客户重大投诉，阿锋作为领导受到了严厉批评。
罚款、降职。
这是从业近10年，阿锋在职场上最狼狈的时刻。
要掩饰心里的不痛快，还要继续完成每一天的绩效。
“比如甲方本月委案1个亿要求回款1%，你就必须要完成指标。”完成甲方的指标越多，在甲方的几家委外催收公司中排名更靠前，才能为公司争取更多的资源。阿锋作为小领导，要安慰组员，还要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每家委外催收公司都在暗中较劲。
阿锋举例，“如果这个月没有达标，甲方下个月原本应该给你3000笔借款，就只分给你1000笔，那所有人的薪资都要打折扣，可能公司的运营成本都不够。”
将如今的催收工作和当年在温州要债的时候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当年的催收是“大哥”，如今的催收要面对借款人、监管、反催收的层层“问候”，再也不是一个安逸、赚快钱的职业。
今天，阿锋的同事大多数是大专和本科毕业生，个别高中毕业的求职者要来工作，也必须征信良好。他们拿着一个月4000元-5000元的薪资，在武汉的写字楼里轻声细语的提醒借款人有一笔借款到期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高强度加班后，3月初的一天，阿锋终于晕倒在了工位上。
还好同事及时送医。
躺在医院里，阿锋回忆这近10年的催收经历，感觉人生宛如一场梦。
“本来工作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现在工作变成了我所有的生活。”
辗转难眠，阿锋向公司老总发去了辞职的微信。
下一步，似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
但，阿锋再也不会做催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