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一医生称超五分之一肿瘤患者“人财两空”是由医院错误造成，真相究竟是什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记者 | 原祎鸣
编辑 | 谢欣
4月18日，知乎用户“张煜医生”发布的一篇名为《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的肿瘤患者及家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尽早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的文章在业界引起了广泛讨论。
“张煜医生”的知乎个人ID认证为“肿瘤内科医生”。另据媒体报道，“张煜医生”自称其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4月19日，“张煜医生”已删除此前文章，理由为“无法承担压力和可能带来的后果，自行将文章和想法删除。”界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了张煜，其表示，不被允许回应。
文中写到，中国肿瘤患者的死亡率高的原因除了有“发现即晚期”的常见原因，另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并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而死亡。张煜认为，多主治医师擅自修改患者的诊疗方案（被更改指南的患者高达1/5以上）是导致患者人才两空的另一原因。
具体来讲，张煜认为目前许多三甲医院的医生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中国CSCO指南、美国NCCN指南或欧洲ESMO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是有害无利，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毒副反应甚至死亡率。这些不规范行为还包括直接摈弃标准治疗方案，不对患者进行知情告知、滥用PD-1抑制剂、在没有任何指证的情况下使用一些药物、给不需要化疗的患者进行化疗等。
张煜认为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在于监督力度缺乏、医生无知或贪婪、患者为弱势群体等几方面原因。
张煜还重点对上海市某知名三甲医院普外科L医生的一起治疗案例进行了剖析，据其描述，L医生收治了一位晚期胃癌AFP阳性的患者后，对患者进行了抽血NGS基因测序；采用“前所未有”的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他莫昔芬联合治疗方案，而非“最可能有效”的二线紫衫类化疗方案；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NKT细胞治疗；开具很多辅助药物。
他认为，L医生的做法使得这位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但花费比常规治疗高了10倍以上，积蓄全无并欠下十多万债务。
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文章将国内肿瘤治疗中一些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做了曝光，如以PD-1抑制剂、VEFF靶向药为代表超适应症使用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另一方面，对于诊疗规范的遵循、治疗方案的选择又因患者个体差异而无法一概而论，很难用一个恒定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治疗方案。多个国内知名肿瘤科专家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都曾表示，肿瘤治疗要因人而异，诊疗规范更多是一种大的指导原则，不可能所有病人都完完全全按照诊疗规范进行。
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血液与肿瘤博士后研究员梁鑫曾在接受丁香园、采访时表示，主管医生如果只会单纯地背专家指南，除了机械的遵循常规的一线治疗方案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想，那这个医生是失职的。
长春市中心医院一位肿瘤内科主治医师也曾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肿瘤治疗是世界性难题，肿瘤晚期患者的生存率本就不高，没有哪家医院可以包治。因此，无论是从科研还是临床的角度都不能确保患者百分百治愈，“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也因此成了医者的格言。在医生所实施的诊疗行为符合医学原则和诊疗常规，尽到了应尽的治疗义务之后，患者“经治疗无效死亡”就不应该被认定为“人财两空”。
此外，在超适应症使用上，有些药物很可能在海外已获批上市，或在海外拥有高级别的临床数据，但这种适应症中国尚未获批，或尚未被写进标准诊疗方案，但在临床治疗上医生也会酌情考虑超适应症使用。
上海市某知名三甲医院一位全国知名肿瘤专家曾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以PD-1抑制剂为例，超适应症使用显然是存在的，但这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足够效力的临床数据支持，另一方面，如果在该适应症上有同类药物获批，在有其他治疗选择的情况下，应当采取其他治疗选择，而非超适应症使用。
不过，以张煜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上海市某三甲医院L医生的治疗案例来看，其给患者使用的NKT细胞治疗方案目前在国内尚未获批使用，也并未有高级别临床试验证据表明其对晚期胃癌存在疗效，实际上细胞治疗对于实体瘤的治疗效果依然还在较早期的探索之中。
此外，由于NKT细胞治疗方案目前在国内尚未获批使用，案例中患者如是在该医院接受NTK细胞治疗，唯一的途径便是通过临床试验途径，但界面新闻此前在中国了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上却并未查询到该医院有备案开展NTK细胞治疗相关临床试验，并且院方也不应向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收取治疗费用。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回顾肿瘤治疗的历史，对于新技术、新产品在早期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件充满争议和挑战的事情，这个世界也并非黑白二分的，更多的还是位于二者中间的灰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