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在数月前发生的某事件中，司机为了“弥补亏空”提前接单，并为了尽快送完这一单选择了抄小路行驶，但是此时，系统不断提示的偏航警告引发了女生的恐慌，并最终酿成了悲剧。有关的调查分析中有这么一句话令人十分触动：“仅从调查来看，感觉是两个生活不易的人相互毁灭的故事。”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个彼此毁灭的故事里没有争吵，只有沉默。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信任系统，而不是彼此。于是，系统的引导代替了人与人的交流，最终也取代了人与人的信任。出门打上一辆滴滴，我们不会在意司机是谁；饿了叫一份外卖，我们不会知晓送餐小哥如何一路走过来；家里脏了找一个保洁，我们也无从知晓这个阿姨从哪里来，又要去到哪里。
系统之困，困住了我们所有人。技术在向前奔跑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秩序，而这种技术的“失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意义失序”的前提。当人被自动化的技术锁定在特定场景、机会的关系中，而不得不扮演被赋予的角色时，它带来的不是对建立关系的渴望，而是排斥。
兰登·温纳说，技术的发展逻辑充满自主性，它会脱离人类的控制并以“技术漂迁”的形式走上自我定义的逻辑。很不幸，这句话在平台经济走到今天的时刻，正在成为现实。数字平台飞速发展，我们似乎已经掌控不了技术发展的节奏，算法和人工智能正在逐步“脱嵌”我们的社会生活，捆绑、异化、侵蚀人的生存和生活。
劳动意义的丧失
马克思讲，劳动是人的基本特征。但是，现代社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喜欢劳动。我们的田野调查发现，劳动意义的丧失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而且在平台经济的环境里尤为突出。“如果不是为了生存，谁愿意干这个。”这是我们调查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有意思的是，在平台里工作的数字工人，没有人是真的填不饱肚子，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非常贫穷。这种贫穷，很大意义上其实不是真正的经济贫穷，例如吃不饱、穿不暖或者露宿街头，它是一种关系贫穷、情感贫穷、交流贫穷，或者说是项飚教授所说的“意义贫穷”。
我见过每天干16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一个月挣2万，每天只睡4个小时。为了能够省掉进城的时间，他在北京二环的小胡同里租了一个床位，一个月800。“就是用来睡觉，还有给手机充电。”他不认识自己的舍友，也很少跟别人交流，闲着的时候以抖音、快手为伴。
还有一个快递小哥，在过去的半年里面，他从来没有休息过。他的微信签名是“我不是在送件就是在送件的路上”。仓库里面爆单了，他连续每天干到晚上12点。最多的时候，一天送了三百多单。
但是我发现，他们并不快乐。哪怕是头一天运气好，挣了挺多钱，第二天早上醒来，收入带来的满足感转眼就消失了。一方面，他们觉得需要继续干活，“养活系统”，因为只要请假，他们在系统里的分值就会下降，绩效也会减少；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干活，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老吴是一名闪送员，去年秋天老父亲病重，他赶回老家陪床。一周之后，他回来北京，发现自己的“王牌”没有了，被降级成了普通级别。“我现在一天就挣100多，刨去吃喝、油钱，挣了个寂寞。”他很无奈，用抖音发了个短视频诉苦，我点进去的时候，观看量有200多。
王琦是一名动画设计师，许多著名综艺的开头结尾动画效果都出自他手。他喜欢做动画，但又觉得干这行很熬人。“时间太长了，麻了。”每年，他给自己和团队每人买1000万的保险……
我们很难找回劳动的快乐，像工业化大生产时期的工人们，流着汗，却笑着。那种饱满和激情被“丧文化”和“没指望”取代了。
导致劳动意义丧失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跟平台劳动的污名化有很强的关系。大家喜欢给平台劳动者“贴标签”，他们被社会话语建构成“另类”。这个“另类”并不仅仅指代快递员、外卖员、共享单车搬运工等数字平台蓝领，也包括在大厂、互联网公司、平台企业工作的程序员、策划、运维、设计等。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当下社会话语对平台劳动的基本建构是“消耗”或者“肝”。平台发展的商业化逻辑让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熔炉，每个人都是一块柴火，被扔进去，燃烧，消耗。
“丝滑服务”和“惰性养成”
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对既有社会关系的重组。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平台参与者的身份进行重新划分，将参与其中的人划分为消费者和劳动者；二是对平台参与者既有关系网络的拓展，建立原本不存在的关系和合约。例如，在网约车平台，发送订单和接收订单的人被划分为“乘客”和“司机”两种身份，与此同时，各自的义务和责任也分派完成。通过技术的连结，人与人的“偶遇”变得随时随地，长久关系的维持却变得困难。
同时，在这样一个多方链条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平等。虽然都是参与者，但是“顾客导向”始终是平台发展的首要原则。推进顾客的消费体验和好感度成为平台追求市场占有率的重要落脚点。顾客是平台实现商业化盈利的重要前提，平台的算法规则设计和管理模式都紧紧围绕其展开，满足用户的需求成为第一要务。也正是因此，平台要求劳动者进行无可挑剔的“丝滑服务”。
那些以前在工厂里做衣服、在工地上搬砖、在农田里耕作的“粗人”，当他们前脚踏进平台工作，后脚就被堆积如山的、细致精密的工作要求掩埋。人生第一次，他们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表情和身体，如何使用普通话交流，如何变得“有眼色”，如何“示弱”来讨顾客欢心。
“（去别人家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上厕所，也不喝水。喝多水上厕所，客人会介意。”李大姐成为金牌保洁员的秘密，就是隐忍。有时候，她连续8个小时滴水不进，一直都在拖地、洗衣、擦玻璃。
当技术系统开始偏向一方而忽略另一方时，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开始出现。系统“失序”在所难免。“满分服务”和“随叫随到”的存在，促成了社会民众的“惰性养成”，以至于，外卖员晚到几分钟，顾客会很生气；快递被放到了不合适的位置，顾客也会变得恼火；家政阿姨漏擦了摆件，会被投诉。
不合理的“娇惯”涵养了顾客的“惰性养成”，长期来看，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社会关系的培养和维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大家失去了耐心和信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系统之困的另一端——我们很容易失去了人与人基本的信任、友好和宽容。
这些不合与冲突背后，是平台经济发展模式的系统性问题。系统规则的“失序”让个体间的关系冲突频现。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论断：“技术的发展终会解决今日的忧虑。对于平台经济，也不例外。”
但是，面对当今中国平台生产形态的大变革，我情愿多做一段时间的保守主义者。技术解决主义的方式听上去简单快速，且十分诱人。但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生态系统定义为简单的、可量化的流程，并不可取。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只关注到系统秩序的完善，却丧失了对于社会关系意义层面的思考。
系统的“失序”关乎数据责任、社会治理、劳动尊严、情感伦理，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数字平台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太多的问题需要改进。当下最需要的，可能是对于平台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改进。
模式质疑
平台经济，简单来说是指由数字技术支撑、促成多方交易的新经济形态。它的背后，由一系列数据驱动、算法支撑和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组成。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平台经济包围，翻看手机，里面有关衣食住行的App，几乎都可以被称为“数字平台”。
拉赫曼和西伦的在论文里说，21世纪平台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管理模式的转变，即由“控制”变为“连接”。也就是说，平台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再是传统的工厂的、泰勒式的依靠“控制人力”来赚钱，而是通过“连接各方”来盈利。在这个过程中，人力来去自由，但是每一个进来过的人，都会被变成“数据”，并为数字平台的盈利贡献力量。平台大数据的积累和存在为“连接”奠定了基础，而算法的发展将“连接”变为可能。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下的平台经济就像“魔丸”哪吒降世，带着这么大的火力、吸引力和毁灭力。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一个活下来的互联网平台都是历经多轮洗牌、补贴战、价格战、兼并战之后，留存下来的胜利者。它们的身上带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求生欲，生存是第一要务。
与“打工人”一样，互联网平台正陷入严重的“内卷”：在过去的十年中，先融资、再烧钱、抢市场、提价格的四部曲成为“比赛规则”。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劳动者都成为平台竞相招揽的对象。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今天的数字平台充满质疑？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商业化和资本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天的平台发展背离了其设想的初衷。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形态和劳动模式，平台经济带有鲜明的技术引领性。它是互联网产业的“新生儿”，是技术创新的代表。我们对于平台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于互联网技术的想象——民主参与、个人自主、平等进步。
在我们的脑海里，平台经济应该像创立伊始的互联网那样，饱含开放性和善意——它可以有效实现端对端、无许可创新和开放参与。在这里，人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参与或退出平台，可以分享信息、经验、价值和理念，它是开放且公平的，没有权威性的压制与号令。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平台经济带着技术的光环、巨额的投资和蜂拥而来的劳动大军，一路高歌猛进，带着商业化和私有化的逻辑，一头扎进了资本的海洋，没有回头。互联网世界原本许诺的“平等”“公平”的原则消失了，个体的、弱势的和底层的话语裹挟着消费主义的愿望，被忽视、湮没，不复存在。
我最后一次见到马婷是在一家小餐馆。2018年的夏天，她腼腆地跟我讲起自己如何从乡镇走到县城，最后来到北京跑外卖，她觉得挣钱多。直到几个月后，她在三天之内丢了两辆电瓶车，报警后忍无可忍，蹲在马路上嚎啕大哭起来。“听到电动车GPS的报警响了，但是我当时在20层送餐。”
底层话语权的淹没需要被关注。
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中国社会过去十年各阶层的互联网话语权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从2009年至2019年，中国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的话语权呈现出明显的分化。60%的群体拥有的话语权仅有1%；相反，6.3%的精英阶层网络话语权占比却达到了70%以上。持续的商业化和资本化成为社会精英人群占据网络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也正在成为埋葬数字底层话语表达的墓志铭。
同样，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今天，不但“替换”了很多人力，也挤占了人类很多的决定权和话语权。“技术越权”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的常态，无论是在平台劳动上，还是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其实需要反思，为什么波音飞机的自动驾驶功能会拒绝人工的干预。
中国社会的土壤肌理丰富，在这里成长着千姿百态的平台形态。如果平台技术发展的模式和逻辑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这种“倒金字塔”式的不均衡发展会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意义重建是否可能？
平台经济的崛起，让我们见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又一次大转移。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下工厂”的壮观场景依旧历历在目，而到了今天，“工厂”正在成为过去，“打零工”变成新的出路。平台经济正在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把传统产业的人口“吸附”过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系统“搬迁”工程。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平台带动的就业人口达到7800万，在未来五年内，这一数字会变成2亿。
我们正处在一个“公共感”非常强烈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议题和问题冒出来。但是，当下我们对于一些公共议题的讨论缺少“大问题”的关照。平台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技术和分工的细化，使平台系统被划分为无数个细小的、个体化的“帧”，无数的场景和问题出现了，需要不断应对。时间和空间被压缩，意义和关系被忽略，个体的话语没有得到有效倾听，社会对于数字时代工作的意义没有得到有效的建构。劳动幸福感的丧失也是源于此。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一场又一场针对“工作”和“劳动”的大讨论。一系列议题，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公众对于体面劳动的真切反思。平台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正在宣告我们的理论和思考已经落后。对于平台发展的意义重建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思考更加可持续的共建的形式，参与对话和重建的过程。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型数字化关系。在这种新型的数字化关系中，我们需要考虑合作生产的可能、提高技术的可供性，以及互惠关系的长期维持。
平台经济正在成为我们生活意义的载体。“陌生的相逢”成为一种日常的、规范化的法则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连接关系”的逻辑，但是在现有的平台逻辑下，这种“连接”排斥关系的建立和体面劳动的维持。消费者被抬高，劳动者被贬低。连接的双方没有建立互信的、可持续的、彼此尊重的社会关系。
我们在田野中曾遇到这样一位闪送员。她叫马姐，两年前，她的老公在网上赌博，输了150万。她从一家美发店的老板娘变成一无所有的配送员。每天回家，她都会把电动车停到距离小区1公里之外的地方、脱下外卖衣服、步行回家。“我怕邻居看见，笑话我。”有一天，马姐在街上等单，碰到了自己之前的一个客户。她低着头，准备好被奚落。客户却说，“没想到老板娘也出来跑外卖。其实我也是个骑手，只是每次去理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们”。
当前的平台劳动里存在着大量的“低门槛就业”。这些人面临着身份认同的挣扎。我们的田野调查中遇到很多和马姐一样的人，不愿意透露自己是快递员、外卖员或者家政工的情况。平台发展的模式不停地强化数字劳动作为“社会底层”的逻辑。算法和智能技术建立的关系如何从“偏颇”走向“公正”，将是实现意义和关系重构的重要前提。
意义失序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失序的平台，一端是人类共有的社会系统，一端是个体生活的小生态。重新建构意义的起点，是在承认彼此平等且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找出相处的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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