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流动性经济学｜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great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
图1
）。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
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
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
，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197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秋季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丢了了众议院中的48个席位，参议院中的5个席位，两党斗争白热化。福特执政时，美国通胀仍在加速，抗击通胀是首要任务。鉴于物价控制导致了供给端的短缺，福特表示不再使用工资和物价控制政策。美联储虽然也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通胀上，但仍然认为，财政赤字才是根源。时任CEA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为防止信用紧缩而购买了大量的政府证券，所以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才是通胀的源头。
实际上，除了通过回购协议持有的政府证券有显著提升，美联储并未明显扩表。准备金的上涨，也一直延续着60年代的趋势。由此可见，货币的扩张，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凯恩斯主义者仍从成本角度解释通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1974年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分析了美国1973年滞胀的原因和政府的对策。他区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通胀，认为正因为混淆了不同类型的通胀，才导致政策上的失误。
托宾认为，1973年通胀是典型的工资-价格螺旋+原材料价格上涨，即成本推动型的，这又源于工会集体谈判、企业市场势力、美元贬值等，故反对收缩货币，压抑需求，建议通过收入政策、工资-物价管制或削减社会保障税等抵抗通胀。显然，托宾还是过于乐观了。70年代的滞胀不完全是供给侧的。暧昧的货币政策难脱其咎。
福特执政期间，货币政策整体偏紧。1975年初，M1增速下降到3.5%，其后开始反弹，到1976年3季度突破5%。通胀也开始降温，时间滞后于货币，到1976年底，CPI增速下降到4.3%的低点。吉米·卡特赢得了总统选举，带着他的经济刺激方案走马上任。其经济智囊也基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拉里·克莱因，激进思潮卷土重来。
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充分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在实践中，就业摆在首要地位。
伯恩斯的观念并没有转变。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还试图通过影响卡特政府的财政与收入政策，来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卡特执政后，FOMC的焦点是刺激经济增长，1977年7月的会议是典型的因为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不愿意加息的案例。9月，M1增速再次突破8%。
1978年2月，米勒接任美联储主席，将FOMC完整地武装成了卡特的支持者。他们坚信，只要失业率在5.5%以上，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通胀。1978年底，通胀率突破9%，米勒认为，强势的工会、私人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上涨应为此承担责任。时任CEA主席的舒尔茨在1978年初写给卡特的备忘录中称：“我们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正在升温的迹象，也不认为其在两年内有加速的可能”。
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来袭，经济陷入滞胀，FOMC仍然不愿意收缩货币。1980年初，通胀率站上了15%的高位。1979年底，沃尔克接任美联储主席，揭开了美联储新的一页。
将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完全归因于两次石油危机是一大误识。
它是一场接力，起点是60年代中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始作俑者，石油危机只是最后一棒。
1966年《劳动法》修正案对工资的拉动，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尼克松物价管制导致的供给短缺等都贡献了力量。激进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凯恩斯主义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武装了政府和国会。马丁孤掌难鸣，伯恩斯态度暧昧，米勒唯首是瞻，货币政策政治化，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
上世纪70年代，是美联储“失去的十年”。纽约储备的经济学家安-玛丽·穆伦迪克（Ann-Marie Meulendyke，1998）观察到，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FOMC都不愿意大幅改变联邦基金利率，致使货币政策滞后于货币数量与价格变化趋势。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泽尔斯特拉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各国在1972-1973年热衷于过渡扩张的货币政策……欧佩克的提价行为就不可能持续。”在挂钩美元时，美国的货币宽松也会向国外输出通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有效汇率贬值10.35%，这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
（本文为“拆解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系列之第五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