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澳银资本熊钢：投资机构规模小于10亿元很难生存，做好业绩才能胜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记者 | 鲁智高
投资机构的分化正在加剧。
一方面，大型机构超募现象开始显现，有的投资机构单期基金募资总额甚至超过百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小机构依旧面临募资难的困境——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20年成功募集资金的VC/PE机构中，有超四成的中小机构募资金额低于1亿元。
在近日举办的2021全球创投峰会上，澳银资本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熊钢认为，如果投资机构的在管规模低于10亿元，将难以继续生存下去，“以管理费2%计算，10亿元的规模就是2000万元，人均成本如果低于100万，基本上很难吸引到比较好的人才，人均成本不能太低，这就是生存的边界。”
资料显示，澳银资本于2003年在新西兰创立，专注于技术创新领域投资，携手皇家飞利浦等家族资本设立了美元母基金，布局美国和欧洲的投资机会。其在2009年进入中国，成立了人民币子基金管理公司，聚焦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早中期股权投资。目前，已经投资了康泰生物、三利谱、佳创视讯等企业。
面对中小投资机构存在的生存压力，熊钢判断这些机构未来和大型机构的主要竞争可能在投资阶段的早期，因为后期已经没有机会进行竞争，而如果做得足够好，甚至可以战胜大型机构，“怎么理解做得足够好？成熟的投资者真正关注的是IRR（内部回报率）、DPI（现金回报率）和MOIC（回报倍数）这三个指标的平衡。”
澳银资本董事长兼创始合伙人熊钢。图片来源：受访者以下为专访摘要：
界面新闻：现在的创投环境对早期投资机构而言是机遇多还是挑战多？
熊钢：国际环境肯定会对技术创新行业产生影响，大家现在感觉不明显，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在技术创新领域投资，我认为机遇还是远远大于风险。随着货币的大放水，大部分资金会进入资产领域，将影响这个领域价格的波动。对于技术风险资产的价格，整体来讲肯定是在往上走，全世界不少国家都在这个领域投入了重金。另外，技术创新永无止境，这个领域肯定有机会。
界面新闻：在技术创新领域，你最看好哪方面的投资机会？
熊钢：从趋势来讲，大家已经有了共识，而且国家层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主要有：与探索太空有关的航天、与人类工程有关的医疗健康、与认知世界有关的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对澳银资本来说，我们目前最看好与人相关的两大范畴，一个是医疗健康，比如医药、器械等；另一个是TMT，比如航天、AI和芯片等。我们会根据每个领域的发展情况，结合自身的投资偏好去布局。
界面新闻：澳银资本的投资偏好和策略是什么？
熊钢：我们投资有两个策略，第一个是有限领域布局。投资机构现在有两个走向，大型投资机构是全方位、全链条、全要素布局，涵盖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创意等推动企业发展的所有要素。但是澳银资本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即有限领域布局，我们只在技术创新领域布局，而很少去考虑模式创新和创意领域，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第二是有限节点布局。很多大型机构是按照全周期进行布局，从天使轮到Pre-IPO，甚至还会到二级市场。澳银资本只是布局里面有限的几个节点，我们会集中在A轮去投，最多也不会超过B轮。同时，我们往往也会早点退。
总的来说，澳银资本的投资策略是专注，在一个大的范畴里面的有限领域，选择有限的节点进行投资。对于投资机构而言，是选择有限布局还是全方位布局，需要根据各自的禀赋决定。
界面新闻：在你看来，一家早期投资机构要想活得好并且活得久，关键靠什么？
熊钢：大型机构的资金量大，所以重心往往放在后期，他们一个项目的投资额可能超过中小机构一个基金的总金额。同时，大型机构为了保持业务的完整性，也会在前期有所布局。中小机构未来和大机构的主要竞争，可能就是在投资阶段的早期，因为后期没有机会和大型机构进行竞争。而在早期这块，如果你做得足够好，甚至可以战胜大机构。
怎么理解做得足够好？成熟的投资者真正关注的是IRR（内部回报率）、DPI（现金回报率）和MOIC（回报倍数）这三个指标的平衡。首先，你既要有好的项目与时间相关的收益率，也即lRR；其次，项目也要表现出足够的安全度，你的DPI什么时候能够达到1，那么就意味着你的本金何时能够安全地回来；第三，对方还会关注投一块钱能拿回多少钱的绝对回报率。但是谁能够做得好，那差异就大了。
界面新闻：澳银资本的这三个指标做得怎么样？
熊钢：对于美元基金，我们是LP，但是对于人民币基金，我们是GP。我们有三支人民币基金已经进入清算期，虽然管理得还不错，但还是没能跑赢美元基金。这三支人民币基金，IRR最高的最终可能会超过35%，DPI到1的时间大概是47-75个月，有两支基金MOIC没到两倍，有一支基金超过8倍。
美元基金这块，2017年的IRR是17%，已经出现了复利效应。DPI达到1的时间普遍是在45-60个月，MOIC的回报倍数则达到了17倍。我们作为美元母基金的出资人，对这个表现非常满意。虽然我们的人民币基金还比不上美元母基金，但随着人民币基金学着美元基金进行管理，我相信会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
界面新闻：对于早期投资，可以怎么提高投中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的概率？
熊钢：天使轮回报最高，但是不确定性也最高，投中的概率超过10%都很少。所以我们把A轮的准确率设定在30%以内，只要投十个项目，有三个项目是准的，就OK了，但这个也非常难。不过我们现在的有效退出率是80%，多出来的这50%是靠精准干预慢慢调整和优化来达到的。这相当于把我们的安全底线提到八成以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耐心对1-3成的优质企业守个十年八年，最终才能获得高倍回报。可以理解为，通过对低倍数回报项目的有效管理，构筑比较好的安全底线，从而具备足够的心理优势去守住好项目。如果DPI达到了1，那么所有的出资人心态都会稳，不然的话，就容易卖掉好项目，来填补DPI的差距。
界面新闻：在发展过程中，澳银资本遇到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熊钢：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端，一个是投资端。
在资本端，要让LP和我们对基金的目标及表现达成共识很难。我们曾经有三年没发行一支基金，就是为了处理DPI表现不好的基金，从而让LP的心态稳定下来。我们现在和LP基本达成了一些共识，同时也对资本结构进行了大幅度地优化，将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比例提升到五成以上。因为政府引导基金是风险基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自己也会出资，但是权益和承担的风险与其他出资方完全相同，不过这样做能够让其他出资方的心态保持稳定。当我们对基金进行处置时，他们也不会产生过多的负面干扰。
在投资端，当长期见不到投资效果时，也会对团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不过我们是组合型团队，有发现项目的挖掘端，有投资项目的决策端，有管理项目的投后端。不同团队有不同的要求，我们把团队进行了清晰地界定，并且进行了均衡地搭配，通过磨合最终形成了有效协同。当投资团队的问题解决后，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们虽然只有三十多人，但也有非常强大的IT，并且每年都会升级，就是为了提高大多数日常工作的效率。
这些底层的细节，都是需要长期做的事情，是一个不断锤炼、磨合和优化的过程。我们做了17年的美元母基金投资，做了11年的人民币基金管理，精细化的投资管理铸就了澳银资本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