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罗·索鲁前妻安妮将出版回忆录，讲述不同版本的婚姻故事
“保罗写到过他的婚姻，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安妮·索鲁。摄影：Alex Lake/The Observer
1996年，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写了个小故事，讲述了一场婚姻里的最后一夜，其中各个人物都发表颇为诗意的对话，还痛饮了一番香槟酒。“现实，”如今安妮·索鲁写道，“迥然不同于此。”
我提前到了咖啡馆，但索鲁比我来得更早。庭院里紫藤丛生，氛围雅致，她在院子的远端向我打招呼。这次我们碰面，主要是为了讨论她的回忆录《结束的那年》（The Year of the End: A Memoir of Marriage, Truth and Fiction），回忆录的基础乃是她1990年以来一直保存着的一本日记，那年她的婚姻分崩离析。在整个聊天过程里，我们只在一个点上稍有停顿，但这个点本身相当出人意料。“我不是个作家，”她说道，此刻她的声音忽然变得有点刚硬。但我坚持认为她就是作家，毕竟还是写了一本书的。“我绝对不会因为写过一本书就把自己形容成作家。为什么？我想，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要是我声称自己是作家的话，保罗想必会火冒三丈。”既如此，我打算为她的作家身份正名，但这只是部分地出自政治上的怨怼。
The Year of the End: A Memoir of Marriage, Truth and Fiction
起初她把写书当作一种疗愈性质的活动，后来，在第一波封城前夕，她偶然发现了日记手稿并陷入思考，“假如我想出版它的话，现在就必须付诸行动。我今年10月就满79岁了。再放着它不管，我实在是等不起的。”这本书以疗愈开始，但最终却写成了一部旨在修正的历史，围绕泪水、传真信件、浴室翻修以及儿子马塞尔（小说家）与路易（电影制片人）的幼时照片来展开叙述。她曾在BBC世界频道工作过6年，担任专题节目与视觉方面的总负责人，但却是自己家族里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出过书的人。“我希望能讲出自己的故事，”她说，“我曾经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保罗写过好些有关婚姻的、彼此独立的书，路易则写了他的父母。作为一名女性，也作为一个不算出名的人，我只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我想，身为他人书中角色的我，并不能代表我的真正样貌。”
美满家庭：1970年，安妮·索鲁与丈夫保罗、长子马塞尔在新加坡，次子路易当时刚出生不久。摄影：Courtesy of Anne Theroux
但这不等于说她的回忆录就只是“惊天爆料”或文学世家的苦涩八卦，这两者也都不是她的本心。虽然读者有时可能会这么想。相反，它巧妙而细致地解释了一场决裂，以回归日记里记载的平凡现实——午餐、通话与工作——褪去了先前那幅画的色彩，继而又以感受、阴影、丈夫以及自己的婚外情人重新为之上色。“我一直盼望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再也不用回望过去，就好比一份已经砸在脸上的南瓜派，”她写道，“我从未打算抵达某种一锤定音的东西。与此相反，爱是在一刀又一刀中不情愿地死去的。”安妮·索鲁在写日记的那段日子里还是一名新闻记者，但后来成了关系治疗师（relationship therapist），这一专长在她的故事里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表明每一场婚姻都是一部小说。
1990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安妮·索鲁一个人在纽约度假时遭逢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惊吓。当时她在咖啡馆，正准备吃三明治，伸手找钱包的时候却发现钱包已经不翼而飞。她回到宾馆后报了警，办了银行卡挂失，并准备联系航空公司和大使馆以处理护照相关事宜，局面一度让她抓狂。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钱包并没有被偷——只是被她落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回忆起这些事情，她两颊发烫，尴尬不已。“我为什么如此确信钱包是被偷的？”她写道，“这是否因为我经常感到，自己有那么一些东西被丈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偷走了？”朋友，亲人，“我一度十分享受的、身为知名作家之妻的地位。要花不少时间才能算清楚它们带来的伤害。”迅速地回顾一番历史上的种种情形即可知，作家之妻这一角色传统上需要耐心和崇敬之情，要能够熨平家庭生活里的一切褶皱，以便为作家创造出一种挺括、清爽的清静环境，使其能够安心于写作。这一角色还需要组织规划能力和母亲一般的照料，若有自己动手从事写作的念头，也要经常将其搁在一边。
“我最近在读一些有关约翰·勒卡雷妻子的东西，”安妮·索鲁说，“她远不只是他的打字员。事实上，她负责勒卡雷著作的编纂，乃至于参与了写作。这听起来像是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就想，‘这才像个样子嘛。’”但我们只知晓勒卡雷一个人的名字。“或许这让她很满足。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就没有做这类事的想法。我还是需要一点自留地的，”她停顿了一下，“有时候，第二任妻子对作家而言是一大利好。譬如艾略特或者奥威尔的第二任就是这样。二人看起来都很乐于做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主妇。天啊，要维持好关系也犯不着以女方甘当贤内助为代价吧。”她谈吐彬彬有礼，频频纠正自己的表述，在真诚待人、适时推销自己的作品以及不愿打扰自己家庭这三大需求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三十年来，她有了不少孙辈、一个新的伴侣，现在又有了一项长期的事业，事业的一边是当下，另一边则是她与保罗·索鲁的生活经历。如今的她希望表明，生活仍在继续。
一项宝贵的遗产：1967年4月，安妮与保罗·索鲁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婚姻登记处正式结婚。摄影：Photograph: Courtesy of Anne Theroux
“书中传达的感受时常是极端痛苦、浓烈而又愤怒的，但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感觉了。这与开始一段新生活有莫大的关联，而这段生活本身也很顺利。”她并非毫无遗憾，但并不会把这些东西说成是遗憾。譬如她认为，“不忠的问题……在当时看来几乎是无可回避的。回望过去，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把各自的立场挑明，而非假装这不算一回事。在这件事上，我们彼此之间的确应该更加坦诚一些。”然而她也自豪地表示，“对于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悔意。”
（翻译：林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