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教给我们什么？武力难有长期正向效果，政府对商贸和开放要有信心耐心

原标题：丝路教给我们什么？武力难有长期正向效果，政府对商贸和开放要有信心耐心

两千多年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自成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但自张骞凿空西域开始，历朝历代都有使者、僧侣、商人怀着不同的使命和目的从中国出发，或穿越西部高山戈壁，或远渡重洋，一路向西探索中土以外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带回来的物质和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丝绸之路由此诞生。

事实上，丝绸之路并不局限于某一条路，而是古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张大网。欧亚大陆的地理构造塑造了中西之间的路线和走向，也决定了沿途国家的历史命运和文明底色。在近日出版的《丝绸之路大历史》一书中，作家郭建龙将丝绸之路的兴衰史总结为征服时代、信仰时代、贸易时代和帝国时代四个阶段：西汉时期，张骞作为使者向西沟通大月氏和乌孙合击匈奴，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唐朝时期，玄奘远赴印度取经；进入宋朝，东南海上贸易贸易兴盛，瓷器、丝绸远销海外；明清时期，伴随着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丝绸之路逐渐衰弱。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直到西汉时期才开始对外探索？又是什么导致文化相对内敛的中国从保守走向开放，最终重归封闭状态？在《丝绸之路大历史》的新书分享会上，郭建龙与金融问题专家陈浩武探讨了上述问题。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丝绸之路的历史也将带给中国全新的启示，帮助我们认清世界格局，找到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

在活动现场，郭建龙介绍了写作《丝绸之路大历史》的缘由。一直以来，有两个问题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是现代中国在历史上的定位，因此他创作了“帝国密码三部曲”和《汴京之围》；另一个是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此前出版的历史游记《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和文化游记“亚洲三部曲”就属于此类。而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就是《丝绸之路大历史》，它讲述的是中国向外探索的过程以及外来的不同文明对中国的冲击。

郭建龙认为，古代中国大部分时候只关注本土，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天然的地理优势有关。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广袤的平原，这就让中国产生了一种惰性，满足于自身的富足。相比之下，尽管中亚地区离中国新疆很近，最先影响它的却是远在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在灭亡了波斯之后一路前往中亚，还在阿富汗北部的阿克特利亚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历史上一直相对落后于西方的影响力的扩张，直到张骞时期，中国才有了一次探索，西域才从传说中的‘西王母之地’变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土地。”

陈浩武则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因素。他指出，在古人的世界观里，“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所以古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叫“夷夏之分”，“夷”是指的中国周围的四夷，“夏”就是华夏，华夏以外的地方只可能是带有贬低色彩的“夷”“蛮”“狄”。这样的思想恰恰契合了中国封闭、广阔而又完整的地理环境，让中国人天然地认为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高的文明。从历朝历代中央王朝的统治方式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更注重他者的归附，即所谓的“羁縻政策”——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边远地区民族首领自己管理。以上种种都限制了中国人的视角，但丝绸之路却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它让中国意识到其他地方还有更先进、发达的文明，这也是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丝绸之路大历史》中，郭建龙将丝绸之路的历史总结为征服时代、信仰时代、贸易时代和帝国时代四个阶段。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原本是为了寻找月氏人的部落，计划与其联手对抗北方的匈奴，但后来以失败告终。郭建龙指出，两汉时期实际上一直处于征服阶段，两种文明一旦接触后，双方起初是善意的，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冲突，冲突的最高形式表现为征服。然而，在汉代，征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的财税体系没有办法支撑起大规模的战争，很容易将整个社会的财富抽空。因此在征服阶段，朝向西域的探索没有带来明显收益，中国本土反而不断丢失掉已经占领的土地，直到唐宋时期才发展出一种通过民间信仰、贸易以及文化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丝绸之路迎来了黄金时期。

在陈浩武看来，《丝绸之路大历史》实际上书写了作为一个轴心文明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完成社会转型的，这也就意味着要把中国放在全人类文明和全人类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他赞同周有光说的一句话：“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样才能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更客观、冷静、现实。

《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郭建龙 著

天喜文化 |天地出版社 2021-09

能不能承受一定的不稳定，这是考验统治者的地方

从两晋到唐代，丝绸之路的陆路占据主导作用，而到了宋代，丝绸之路的重心从陆路转移到了海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暂时性地中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从而让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起来。郭建龙指出，事实上，从唐代开始，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比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唐代的海路相当发达，但造船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中国的朝圣者和商人如果从海路出发，往往要乘坐波斯船或印度船。直到陆路封闭后，造船业才开始迅速兴起，到宋代发展至高峰。

除了造船业，宋代的税收制度也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郭建龙介绍道，过去中国只有基于土地的农业税，而在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影响下，政府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在当时非常先进的商税系统，并在宁波、广州等地的海港设立市舶司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在郭建龙看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共赢的链条，首先皇家能够从收税和舶来品中获益，其次民间可以通过交易获得物质上的丰富，此外，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只也能赚钱，海外的商人来到中国后都受到了很好地保护，甚至可以在中国的商贸管理机构担任职务。

但实现贸易繁荣与多方共赢的局面并非易事，郭建龙强调，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承受一定程度的混乱。“作为一个集权式的帝国，你有没有开放的心胸，能不能承受一定的不稳定，同时带来更大的繁荣，这是考验统治者的地方。”如果将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与明代对比就会清晰地看到，唐宋时期的税收制度可以让所有人都获益，税收本身不是特别高，但到了明代，大部分正常的贸易都已经被禁止，海外的商人只能混入使者的队伍进京，通过朝贡的方式获得皇帝的赏赐。“这种贸易已经不是多赢的局面了，因为最大的输家是皇帝。你进贡多少，他要返还给你更多，他不赚钱，因此就没有动力去扩大贸易，反而要限制贸易。”郭建龙说。到最后，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明清时期商贸几乎完全断绝，丝绸之路也走向了衰弱。

汉代以来，中国从保守走向开放，最后又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其中最关键的转折或许发生在元代。在郭建龙看来，元代留给东西方的遗产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蒙元帝国将东方的碎片整合在一起，欧洲人得以穿越欧亚大陆直达东亚。对于西方而言，蒙元帝国激发了他们对东方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这种进入亚洲和印度的渴望造成了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对于东方而言，蒙古的两次西征反而让汉人变得格外闭锁。

郭建龙认为，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武力很少能达到一个长期的正向效果，而真正的效果在于商贸和开放的力量。对于商贸和开放，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我们不需要掌控一切，而是要让市场形成自发的开放和秩序，让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也相互碰撞出自发的秩序，形成一个更强大更繁荣的局面。”这也是丝绸之路的兴衰史带给现代中国的经验与教训。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考虑未来如何继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