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独家专访IMF驻华首席代表巴奈特：全球经济没有滑向滞涨，中国经济增速依然“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全球供应链遭受冲击、通货膨胀在多国抬头，让全球经济复苏呈现疲态。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21年全球增长率预测从7月时的6.0%下调至5.9%，并维持2022年增长率预测在4.9%不变。
增长势头放缓、通货膨胀抬头，全球经济是否会陷入滞涨？全球能源危机是否会进一步令世界经济承压？中国三季度GDP大幅放缓的背后有哪些风险？全球减排行动将带来哪些挑战？欧盟碳边境税是否会引发贸易争端？
针对这些问题，10月20日，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艾伦·巴奈特(Steven AlanBarnett)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期间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
图：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艾伦·巴奈特(Steven AlanBarnett)全球经济不会陷入滞涨
《21世纪》：上周，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这次下调是否反映了当前仍在蔓延的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
巴奈特：这个预测显然反映了我们发布报告前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0.1个百分点的下调并不是什么大事。真正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地区之间持续的分化。到明年年底，全球经济仍将比大流行前的趋势产出低3%左右。但如果仔细看一下它的构成就会发现，届时，发达经济体将基本恢复到大流行前的趋势，中国也将非常接近。但是，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即使到2024年仍将比大流行前的趋势低5%以上。对我来说，这才是这次下调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21世纪》：我还是要再继续追问下能源危机的影响。你难道不担心电力短缺会扰乱欧洲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进一步减弱？
巴奈特：我们已经关注到欧洲和亚洲的能源价格在以一种我们不常见的方式上涨，但我们预计能源价格将在明年第二季度恢复到更正常的水平，这与期货市场是一致的。届时，欧洲和亚洲将不会面临冬季那么大的压力。但也必须看到，当前，不确定性仍然很高，需求冲击有可能引发新的价格上涨。
我们可以找出导致通胀上升的一些因素。其一是大流行带来的基数效应(base effects)，我们正在将价格与一年前需求非常疲软时进行比较。同时，存在一些与大流行相关的需求和供应不匹配。最明显的例子是，航运价格高企，这是因为部分亚洲港口被临时关闭，美国港口出现拥堵，苏伊士运河也关闭了一段时间。这是我们认为其影响将是短期的一个因素。
我也会看一下其他的因素。比如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我最喜欢的一个技术工具是5年/5年期美元通胀互换利率。我今早刚刚看了一下美国，现在是 2.4%，这就是2026年至2031年的隐性平均通胀。因此，这些通胀预期得到了很好的锚定。这真的非常重要，如果通胀预期上升，工人会要求加薪，进而推高通胀，但目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疲软。我们通常认为，当需求超过供应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上。但当前，在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上，很多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就业仍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这表明经济仍然疲软。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风险。当前，确实存在通胀进一步上涨的风险，这可能是在预期的推动下，也可能是因为供需不匹配会持续更长时间。因此，重要的是让货币政策在保持低通胀、保护金融稳定和支持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平衡。如果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央行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正常化会更快到来，这将对新兴市场产生溢出效应。
《21世纪》：近期，“滞胀”这个词被广泛引用。在你看来，我们是否正走向一个滞胀的环境？
巴奈特：滞胀是指通胀高、增长低的时期，但我们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9%，明年为4.9%，这都是相当强劲的增长。在我们的预测中，似乎并没有看到经济停滞。值得说一下的是，过去4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3.5%，而且从未有哪一年能超过5.5%。所以，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创下40年来的新高。但我认为，通货膨胀的情况是不同的。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可控
《21世纪》：让我们具体谈谈中国。中国经济三季度GDP增速超预期回落，同比仅增长4.9%，远远低于二季度的7.9%。你怎么看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
巴奈特：去年，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反映出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功。与发达经济体一样，中国提供了宏观经济支持措施。在我们的最新预测中，中国今年将增长8%——这与我们7月预测的8.1%基本一致，明年将增长5.6%，仍然是健康的增速。
《21世纪》：近期，由于中国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现象，一些机构下调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的预期，但IMF基本维持了此前的预测。你怎么看？是否担心其对全球经济造成连锁反应？
巴奈特：按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显然对全球经济有很大影响。如果电力短缺持续存在，将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产生影响。但政府已采取措施缓解电力部门和能源部门的短缺。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更多市场化措施，以推进与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耗相关的气候目标。所以，展望未来，希望这些措施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
《21世纪》：9月，中国PPI同比上涨10.7%，创近期记录的新高。怎么看中国PPI的一路飙升？是否担心中国向其他地区输出通胀？
巴奈特：我有两个观察：第一，从历史上看，在中国，PPI和CPI之间的传导关系并没有那么强，也就是说，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那么强。例如，很多年前，当PPI为负时，CPI仍是正的。所以，我认为，较高的生产价格并不一定会传导到消费价格。第二，如果我们分解一下生产价格的上涨，它与商品价格密切相关。如果看一下生产价格的具体组成，消费品的PPI并没有上升太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近期通货膨胀情况一致。近期的核心通胀仍然相当可控，大约在1.25%。PPI的这些变动更多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相关，尚未体现在CPI上。
《21世纪》：近期，大型房企的债务危机备受关注，如何看待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巴奈特：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行业。房地产行业的收紧实际上始于去年，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像“三条红线”等政策，要求银行加强对房地产行业贷款的监管，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制度的变化，以及各种地方层面的房地产限制措施。因此，房地产行业收紧的影响已被纳入我们的预测。
紧缩政策可能导致增长放缓的风险始终存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些风险是可控的。我认为，政府有政策空间和工具来应对这些风险，以防止这些风险成为某种系统性经济或金融风险。在上一份中国磋商报告中（今年1月发布），我们谈到了加强企业破产制度、允许更有序的破产和退出的重要性。虽然企业退出总是不幸的，但有退有进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因此，重要的是，企业退出是在有序的过程中发生的。
碳“地板价”比边境税更优
《21世纪》：欧盟提议的碳边境调节税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担忧，人们担心它可能造成一些贸易保护主义。你对此有何看法？能否详细介绍一下IMF有关制定国际碳“地板价”的提议？
巴奈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绿色转型对于确保全球复苏也很重要。我们认为，如果政策到位，到十年之后，全球增长率将提高2%，并创造3000万个就业机会。那么正确的政策是什么？其一就是要确保正确的碳定价，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此外，绿色金融也是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包括调动私营部门的参与。同时，我们还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那些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群。
根据国家发展水平设定碳价格下限的做法将是这一理想政策组合的一部分，以实现我们所讨论的确保复苏的目标。与单边行动相比，协调机制显然更具优势。碳“地板价”甚至可以减少各方设定边境调节税的动力，因为它解决了对竞争力的担忧和对单边行动的渴望。这就是根据国家发展水平设定碳价格下限的一些优势。
《21世纪》：在今年的联大会议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停止分裂，防止世界停止陷入新冷战。你是否担心我们会再次陷入一场新冷战？
巴奈特：大流行已经证明，我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我很喜欢我们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的一句话：大流行也说明了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在发达经济体，大约60%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不到5%。世界需要团结起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提议，到今年年底，让每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提高到40%，到明年年中进一步提高到70%。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合作解决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很多低收入国家正在经历较低的增长、不断上升的融资成本和沉重的债务负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债权国的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债权人的崛起。因此，我们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寻找解决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的方法。G20共同制定了提供临时债务减免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G20还制定了一个共同的债务处理框架，填补了全球债务架构中的这一漏洞。在共同框架下，债权人共同努力在低收入国家需要时及时向其提供救济。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债务人和债权人都可以从这些问题的快速解决中受益。有困难的国家恢复得更快，因此也有更强的偿还债权人的能力。
（作者：郑青亭 编辑：林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