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钱童心
成为了地球首富之后，还有什么梦想？
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当地时间10月29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他正在考虑开设一所新大学——得克萨斯理工学院。这也是马斯克将特斯拉总部迁至得克萨斯州之后的又一宏大计划。
上周特斯拉市值刚刚突破了万亿美元，马斯克个人财富也飙升至3000亿美元（约合1.92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首富。马斯克要办大学的推文也冲上了推特热门榜；在中国，这一消息同样成为热搜。
“上大学只是为了好玩”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位亿万富翁对于办学有多认真。当一位推特用户问马斯克是否已经为这所大学筹得资金时，马斯克回答说：“显而易见。”他还表示，这所大学将创造历史。
马斯克以在社交媒体上“夸海口”著称，他曾称计划将特斯拉私有化，并因发表不实言论违反证券法而被处以罚金，并辞去特斯拉董事会职务。
马斯克本人对于传统大学的感情一直不温不火，他曾多次嘲笑自己的大学经历。去年，马斯克表示：“上大学只是为了好玩，是为了证明你可以做这些简单的活，但不是为了学习。”他还称应聘特斯拉没有对大学文凭的要求，“因为这很荒谬”。
不过，马斯克这话不可全信，他本人可是出身名校——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物理学和经济学双学位，而且将两门学科结合得非常完美。他把物理学知识成功地应用到商业上，带领特斯拉电动车公司掀起了一场汽车产业的电气化革命，开启了人类商业化星际之旅的序幕。
去年新冠疫情以来，马斯克就一直致力于扩大在得州的影响力。他不仅将居住地搬到得州，而且还将特斯拉总部迁至奥斯汀地区。
得州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大学实力雄厚，并拥有著名的科技盛宴“西南偏南”等活动，一直是吸引科技公司和人才的热门目的地。
马斯克的另外两家公司——火箭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隧道公司（The Boring Company）也都位于得州。
目前包括特斯拉以及The Boring Company在内的企业都在得州当地进行大规模招聘，尤其是特斯拉将总部迁至得州后，有望为该州的税收做出重要贡献。
研究机构IHS Markit曾在2018年对特斯拉为原总部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贡献进行过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特斯拉2017年为加州的经济贡献了超过50亿美元（约合320亿元人民币），直接向加州州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缴纳了3.28亿美元，并在2017年为加州提供了超过5万个就业岗位。
研究数据还表明，在整个加州的经济活动中，特斯拉每花1美元都会额外产生8美元的支出。特斯拉向加州员工每支付1美元，就会帮助全州消费者减少9美元支出。
办学建议来自中国学者
追溯起来，马斯克要办大学的想法与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有关。在今年3月举办的这场论坛上，马斯克和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国内凝聚态物理领域的知名科学家薛其坤在一场关于物理人才培养的对话中首次提到了办学的话题。
马斯克和薛其坤都认为物理教学很重要，但必须要向人们解释物理学的魅力，让它变成一门有温度的学科。薛其坤建议特斯拉作为企业应该办个大学，把教育与经济产业的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加有目的地从事高等教育。
对此，马斯克回应称：“特斯拉现在缺乏机器人编程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值得考虑。”
马斯克表示：“物理学原理非常重要，物理学中也有创新的想法，可以鼓励学生对现实世界的现象进行思考和实践，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框架，更早地学习物理学知识可以在日后更好地参与到科学研究中。”
但他指出目前大学教育的不足，主要问题是缺乏互动、教授一言堂，难以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兴趣。“现在的物理学课堂上，往往还是一个教授自己发表看法，教育形式仍然单一。”马斯克说道，“我认为教室是用来讨论的，而不是单向地灌输知识。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就应该加强课堂内的互动。”
“企业投入教育总是好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中科院学部科普教育委员会主任杨玉良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些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可能体会到了某种东西，他们希望把这种感觉贯穿到人才培养中去，这是值得鼓励的。对于科学、理工类的大学，企业办校有助于开创出一种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新机制。”
杨玉良认为，传统大学的改革阻力很大，而企业办大学在机制上更加灵活，经费上相对充沛，有利于创办出效率更高的大学。
马斯克如果真的实现在得州办学，也将对美国东西海岸的著名高校提出新的挑战，比如负有盛名的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和硅谷的斯坦福大学。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高校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基础科研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以及教授如何在企业任职。”
他认为，新的观念往往诞生于初创公司，因此要鼓励教授下沉到企业。“我认为斯坦福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硅谷，它确实有一些独特之处，值得其他高校借鉴。”莱维特表示。
企业办学不是新鲜事
企业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
戴森的创始人、英国传奇企业家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发起的戴森理工学院就在几年前开始启动，他亲自设计了下一代培养工程师的路径图，计划5年投资1500万英镑（约合1.3亿元人民币），以解决英国技术工程师缺乏的问题，并弥合工业与学术界之间的差距。
戴森理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可能为特斯拉提供参考。该校四年制学位课程涵盖了两年的工程基础学科，并在三四年级提供更具体的电子和机械工程内容。学生还将与戴森目前的3000名工程团队一起工作，也可以有机会在戴森科技和设计中心度过。被录取的学生将免除学费，戴森还将为完成四年学业的毕业生提供全额工资。
但企业办学的案例也不尽都是成功的。较早的一个例子是尝试开办不到三年的丰田大学以失败告终，原因是虽然意图高尚、概念清晰，但执行不足，导致投资回报未能表现出积极的成果。
在近日启幕的顶尖科学家论坛上，第一财经记者就基础科研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以及高校与企业如何合作等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顶尖高校专家。
“我认为企业和大学以及科研院所的定位非常不一样，可能都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王恩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大学的基础研究传统定位应该是从0到1的突破，至于如何完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1到10）的突破，以及大规模工业化降低成本（10到100）的突破，需要研究新的机制，让工业界一起合作。”
王恩哥认为，大学要从基础研究一直做到产品或者商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整个链条太长，这就像一个接力赛，每一棒都非常重要，而不是仅仅关注最后一棒。”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如果每个人都想做最后一棒肯定是不行的。”
杨玉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所有的基础研究，按理讲都应该关心下游的应用，但是我们不能强迫每一个做基础研究的人都要以应用为出发点。”他同时表示，作为高校，更应该思考提供的环境是否有利于科学家自由地从事科研。
杨玉良还表示，中国也有民营企业家办学，这对于中国未来人才的培养也是有好处的。“当我们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开放，对不同人才更加包容，中国也能出现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才。”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