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昌俊
就业市场的“35岁”现象，再度成为公共议题。据媒体报道，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倡导全社会招工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帮助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
“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是公务员招录的一条硬性要求。应该说，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比如，可以兼顾选拔效率，同时也考虑了职业可塑性等因素。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放宽或取消公务员的年龄限制，并为社会整体消除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做好示范，眼下的确值得严肃考虑。
从几个数据就能够直观发现，公务员招录“35岁”的年龄限制的确有点过时了。比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时，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岁左右。此后不久，公务员“逢进必考”正式迈向制度化，那时将年龄上限设定在35岁，是略高于社会平均年龄的。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已达到38.8岁，相比20年前足足提高了六七岁。这时35岁的年龄上限已经大大低于社会平均年龄。这意味着更多人被排除在公务员考试资格之外了。
此外，2011年，我国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到2020年，已经提高到10.8年，“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提高至11.3年。这一趋势下，如果还是沿用35岁门槛，一个人从毕业到考公务员的过渡期就将越来越短，且不说加剧了过度竞争，也不利于提升公务员考试选拔的质量。
事实上，在一个年龄结构越来越“老化”的世界，社会年龄的重新定义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比如，流传颇广的一个说法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定的年龄分段规则是——青年人：18岁至65岁；中年人：66岁至79岁；老年人：80岁至99岁。这一信息的真实性仍待核实，但从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看，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的公务员招录35岁年龄上限，越来越与社会现实脱节是显而易见的。它既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可避免地强化社会的年龄焦虑。
当然，完全取消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或并不实际，也无必要。比如，它将增加选拔的成本，同时也可能让更多人把精力耗在公务员考试上，这未必是好事。但是，告别一刀切的年龄要求，适当放宽年龄上限，同时根据不同岗位要求精准划分年龄门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也能够做好的。其实，很多国家也是采取这种相对弹性的方式来设置公务员的年龄限制。
不过，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的放松并不是难事，更难的或是在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后，如何推动社会构建更开放、公平的年龄观、就业观，告别畸形的“年轻崇拜”，打造全龄友好型的就业环境。
众所周知，35岁门槛并不仅仅存在于公务员招录中，而是大部分行业都或明或暗存在的一道就业“金线”。比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互联网企业，35岁+就会面临被优化。其他领域的职称评定、内部选聘等，也都倾向于仿照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把35岁作为一个重要的年龄筛选标准。甚至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调控，也明确规定35岁以上的购房者不能算为刚需。这一普遍做法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就业公平、人才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等，的确形成一定程度的抵牾。
不过，将它完全视为年龄歧视，又似乎并不充分。首先，它的确离不开时代的现实背景。比如，在互联网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对年轻的推崇甚至崇拜，确实是一种“流行病”，它默认只有“年轻人”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所以也就有了“5岁就是一代人”、“1992年老阿姨”等说法。此外，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步伐不断加速所制造的“速度崇拜”，夹杂着对于经验主义的反感，也让“年轻就是王道”的观念深入人心。
其次，它也未尝不是功利主义大流行的一个现实注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是，我们这个社会早已看不到或者自动忽视“大器晚成”的现象。前不久去世的著名媒体人曹景行被称为业界难得一见的“白发记者”，这寄托着外界对他个人坚持的一种赞赏，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白发记者”之所以少见，除了个人、行业原因，也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年龄“挤压”效应有关。因为几乎在所有行业，什么年龄达到什么级别，升到哪个职务，乃至于什么年龄该有房，该开什么车，都有一套默认的社会预期，而达不到的，就被视为异类、失败者。显然，这一社会观念的形成，并不完全是35岁的年龄上限所带来的。相反，不少行业一刀切的年龄要求，很可能只是这种功利化的“成功观”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减少就业市场中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很有必要，但破除人们心中的年龄焦虑，和对社会构筑在年龄之上的功利化认知，其实更重要。它需要有形的、不合理的年龄限制被破除来推动，也还有赖于社会全方位的减压，来培育从容的社会心态。无论如何，当担心年龄增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担心自己因为“超龄”而被淘汰，成为一种主流的焦虑，这是不正常的。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