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先锋与古典之间：《月落荒寺》的抒情传统
《月落荒寺》是格非写作的一次折返。它转向了古典、抒情的传统。可以说，他是用浪漫主义风格写就了现实主义的质感骨力。《月落荒寺》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形成一种参差对照的美学。这次他并没有在历史叙述里深曲绵亘，而是在当下生活里，窥测真实和虚无人生的界限。格非自言，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两部作品形成了互文延展的外在关系，人物阶层虽不同，却有一个共通主题，那就是显与隐，幻象与真实。生活有时不能靠感官来表象，它把真相藏于无形。
小说的线索是网状勾联的。格非擅于把众多线头既收又放，在看似恣意铺陈的故事河网里，既有“支流”蔓延，又有“主河道”的聚合。主人公林宜生原本研究哲学，却在一所理工大学负责两门政治公共课教学，这就像一切“错位生存”的开始。他在各种文化培训讲座里，顺风顺水，也疲于奔命，大大改善了物质生活，却陷入妻子出轨、离婚出走、忧郁失眠的困厄。他长年受到母亲检举攻击，又与儿子关系紧张。这种混乱失序的生活本质，让知识分子的表面光鲜成了浮沫。直到一个奇女子楚云走进生活，在暧昧迷离的同居时光里，林宜生开始反思生存的真实性，与自我、他者相处的生存位置。有意味的是，我们可以觉察到楚云在小说里的虚幻性。
格非赋予这个人物的理想托寓，甚至达到“神话虚构”的程度。小说里提及“下凡”和“召回”的隐喻，就是一个明证。在我看来，《月落荒寺》和《隐身衣》只是人物形象延展的关联。真正深层的“潜文本”却是《红楼梦》。二者在情节、符号和隐喻的埋设，都构成一种双关。宜生在午后入迷做梦，不知楚云是真是幻，与宝玉在可卿卧房梦游太虚如出一辙；楚云为弃婴（秦可卿亦是），被道士起名，还有一句判词：“楚云易散，覆水难收”。这不也是化用金陵十二支曲的手笔？小说闪现遁去，进行预言的猥琐道士，又像《红楼梦》里跛足道人的变体。
楚云的才美双绝，与宜生的现实朋友们始终“有隔”。这从她与宜生众友品茗，始终不碰一口，可见一斑。即使格非在写宜生与楚云的肉体关系，也是高度艺术化的：性，源于诗词俳句的“共情”，来自帕斯卡尔的“概率”。宜生把获得楚云的瞬间，视为“天赐幸运”。以至于，作家并没解释两人情感的逻辑，就用一种瞬间永恒的偶然爱情，造出了禅宗境界。让人惊异的是，格非亲手自毁了这种唯美主义，用残忍的痛感和耻感，充盈一种受虐的烈性刺激。他对楚云被黑社会复仇劫持后，遭受蹂躏，凌辱毁容的描写，过于真实，也令人不适。这让人想起郁达夫，《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一边是感物吟怀的诗意，另一面就是痛苦惨烈的耻辱。那种自尊毁灭，无法自视的折磨，就像《春琴抄》里的幻灭。
在我看来，格非延续了古典小说里才子佳人的美感理想，也有民国以来“名士风流”的小说作派。他用林宜生的朋友圈（四对夫妇）收纳“取样”了政界、商界、艺术圈的人情世相。楚云的身世之谜又牵引出“辉哥”的“地下江湖”。精于《金瓶梅》研究的格非，显然借鉴了这种透镜衍射社会阶层的写法。我们也发现小说揭示“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与“精神危机”的所有努力。作品处处充溢精致品味、精英格调，故事在会所、茶社、别墅、山庄等场所游移。这个朋友圈讨论着音乐、艺术、品茗、书法、佛经和藏品，却掩不住精神的荒颓、空虚和衰弱。
周德坤以艺术家，策展人的名头暴富，玩起收藏。陈渺儿爱狗如命，对狗的关怀远胜对人的尊重。李绍基官场失意，心灰意懒，玩物丧志。赵蓉蓉投资房产，与周德坤长期偷情。林宜生靠知识贩卖，“学术生意”经营生活。格非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多情敏感，反面也诱发行为失检，价值错乱。那种在优雅设计下的“假装”生活，耽溺于享乐奢侈中，在怀疑、焦虑，恐惧与虚无里，不能自拔。从这个层面看，“月落荒寺”就不止是德彪西《意象集2》的曲名，不止是林宜生和赵蓉蓉山中出轨的场景，也不仅是圆明园音乐会里的一个意象。它有价值沦陷的深层指涉――那“白月光”最后是陷落到“荒颓”中的。
当作家把“月落荒寺”的三种功能（情节、场景和意象）统一起来时，一种令人醉心迷惑的神秘主义出现了。它就像音乐里的主题重现、变奏，多声部的对话，让体量轻盈的作品，也有繁复和精微。格非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答案是：混沌的造境、情绪的弥漫，借助音乐结构，回环往复，回章复沓。我们发现了小说里的断章与接续，如对第1章开篇“差异化的复写”，既有“补述”“闪回”又有对悬疑的“释惑”。格非动用他深厚的音乐和电影修养，就像一个高妙的剪辑师把故事和意义的“浮岛”，组成意义藏隐的“岛链”。
看完作品，我们不禁思忖：格非是否完全褪去了“先锋”，变得一副优雅的老派？这可能是种错觉，格非完成了关于先锋的“调试”，这是作品精湛的地方。它是一个近乎中和的艺术品，把先锋和古典，现代性和叙事性弥合起来，却浑然无隙，优雅从容，没有刻意。以至于，我会产生直觉：格非是否有融合各种类型文学，打通雅俗的尝试？辉哥的故事是江湖的，是知识分子陌生的异托邦，它有悬疑和罪案小说的外壳。儿子伯远的校园恋情青涩纯美，就像青春文学的底色。恰是这种笨拙的少年情感，和宜生的两性关系形成穿插的“反讽对照”。成人世界缺乏的“慎独”，反而在伯远的克制里，得到彰显。伯远的纯真世界，是对知识分子启蒙优越感的一次反拨。换言之，儿子的情感态度，无声劝诫了父母。
更难得的是，格非在故事层，艺术层之外，充满哲学意识，价值伦理的探寻关切。何为真正的生活，成了核心命题。正如小说里宜生的解释：“因为生活从来都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真正的生活’，而文学所要面对的正是后者。”在小说尾声的音乐会里，“月落荒寺”成了一种“艺境”，实现对众人的“灵魂净化”。“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在他看来，这个被音乐提纯的瞬间，所呈现的正是存在的奥秘：一种无差别的自由、安宁和欢愉。眼前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眉宇之间俨然透着寂然忘世的专注与恬静，且充满善意”。
（文章首发于《解放日报》）
作者：俞耕耘，文艺评论人，专栏作者，现居西安。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