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贾宝兰：不一样的沈公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于2021年1月10日清晨去世。几天以来，回忆与纪念文章很多，也有许多作者朋友询问，有的从国外发函表示悼念。
纪登奎的大公子纪坡民，得知沈公去世后，打电话去他家慰问；原国家环保局的牟广丰赋诗一首，还有著名艺术家高名潞从美国发来信函等等。这里把高名潞的信函摘录于此（注：信函由王明贤转来，他当时参与了现代艺术展的筹备工作）：
“又一位知识界老先生作古了，感叹。当初找现代艺术展的主办单位，我到三联找沈昌文先生，很支持，所以，三联书店是在我给中国美术馆写的报告上第一个盖章的单位，他又让《读书》盖了章。从90年代就没有再见到过。存者且偷生，逝者常已矣。”
这个展览很著名，影响很大，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个现代艺术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里，可以看出沈公的魄力与担当。
沈公88岁生日时，海豚出版社原社长俞晓群委托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汪家明带话，让我写篇文章，腹稿已经打好，但是看了吴彬的文章方才知道，那是一群年轻人要写写沈公的糗事，我很意外。我写不出那个活灵活现的沈公，我人木讷，当初沈公的许多幽默与滑稽我并没有领悟。文章没有写，我不知道沈公如何想，但我的确不是故意。
逝者为大。在沈公去世当天我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采访，也接受了《财经》杂志这篇约稿，让逝者安息。
虽然我们从人民出版社开始就是同事，但是真正接触沈公、在他手下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到他1996年退休，时间长达14年。他留给我的印象很独特。
突出的印象是自嘲自讽，自贬自损。自喻为不良老人；自嘲自己就是小学毕业，除此之外，上过形形色色的补习学校，上海人称之为 “野鸡学堂”。辍学期间，在一家首饰店学徒，上海人称“小赤佬”。经常这样自嘲的一个人，1949年 3月考进人民出版社工作。从校对、领导秘书，到编辑、编辑室主任。1980年他到《读书》杂志，历任编务、副主编、主编。1986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3年他不再担任总经理，一心主编《读书》至1996年。
沈公很勤奋。在人民出版社期间，他自学日语、俄语和英语，翻译出版了《书刊成本计算》《控诉法西斯》《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多部俄语译作，退休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了《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八十溯往》《也无风雨也无晴》，还有他本人收藏的影印本通信集《师承集》。这些书籍，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出版经历，我们可以从个人的历史中看出大的历史轨迹。
沈公担任《读书》主编期间，每期刊末的“编后絮语”（后结集为《阁楼人语》）是一道风景线，河南大学刘炳善称其“几十年来看过的杂志”，编后记“写得很有特色，是鲁迅，胡风，现在又加上你的大作”。
关于《读书》的办刊风格，是一直争论的问题。1994年第四期的“编辑室日志”题为《后饮酌·后学术·后刊物》，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编辑方针的话：
“后学术”大都产生于“后饮酌”，编成者则为一“后刊物”，即不合时尚之刊物。“后现代”废弃时尚，《读书》虽有一定方针，但不欲处处“随时俱进”，从这一点说，途径约略相似。三个“后”生拉硬扯地汇合在一起，吾人于《读书》之宗旨及运作，或可稍稍有会与心焉!然则，“后饮酌”可理解为“混吃混喝”；“后学术”不免被讥为“学术性”不足；至于“后刊物”，虽然“后”字不甚雅驯，但是并非自甘落后，也就算了。
《读书》不追时尚，不赶潮流，不人云亦云；所讨论问题，或为经过沉淀之后的思考，或者引领思想，除了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还有关于股份制的思考、关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都引领思想风气之先。
沈公向来提倡深入浅出，开门见山。文章不要开头就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于此，陈原也有这样一段话，废除空话、俗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等等。长此以往，《读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有人称为《读书》体。《读书》的思想性，特殊的文体，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使其发行量屡创新高，1996年，沈公退休时印数达13万之多。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蒙曰，“可以不读书，不可以不读《读书》”。
沈公喜欢吃，读书的编辑们经常与作者吃饭，上至高级饭店，下至脏兮兮的小饭馆，甚至他在办公室也用脏兮兮的锅，做出一锅美味的红豆沙汤、煲仔饭、罗宋汤等。他“拉拢”作者与下级的方式就是吃。他把“后饮酌”喻为“混吃混喝”。但他明确提到：文人、编辑之小酌，所重者应在“后饮酌”，而不在饮酌本身。“后饮酌”者，事后对席间传来信息之思考、整理、领会。更所要者，是席间的催稿、逼债。非如此，哪里能办成一个刊物？“编后絮语”和“编辑室日志”处处充斥着他的办刊思想、与作者的互动方式。靠吃来催稿、逼债屡试不败！
沈公在“后饮酌”时结下广泛的人脉，这包括作者、读者、朋友。他主编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和《万象》杂志，就是靠他的铁粉俞晓群和陆灏的支持，这使他退休后的生活更自在、更丰富。他的《八十溯往》与《八八沈公》都记载着俞晓群、陆浩等对沈公的爱戴。
沈公很有智慧——生活的智慧，政治的智慧。除了性格因素，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他亲历的历次运动，使他对问题与事情处理方式的把握游刃有余，我辈远远不及。《读书》创刊于1979年，上世纪80年代，人心思变，但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如何变，《读书》不可能不触及。从影印本《师承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读书》曾经历过的顺与不顺，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读书》都波澜不惊地应对了下来。这里，胡乔木1983年7月29日的一个讲话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读书》“编得不错，我也喜欢看”。
看《师承集》有些打不住了。匆忙成此文字，是为悼念前辈沈公。
（作者为《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编辑：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