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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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学者隋红升认为，国内外大量存在的校园霸凌现象与对“男性气概”的认知和实践偏差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作者 | 第一财经孙行之
各个领域掀起的对女权话题的讨论，让一个曾经不成其为问题的词汇“男性气概”成了热门且敏感的话题。作为研究“男性气概”长达十多年的学者，从博士论文开始，隋红升已经出版了4本围绕这一主题的学术专著。在前不久出版的《男性气质》一书中，隋红升以跨学科的视角，从社会文化、心理与生理、经济与政治等层面对男性气质的诸多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即便如此，在向大众媒体表达他的学术观点时，隋红升保持着一百二十分的谨慎。他说：“现在研究性别问题的确是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会通过不同的文化立场、不同的身份和价值取向来看待性别问题，关于性别问题的争议特别大，经常是自说自话的状态。”
在接受采访后，他特意拨出一天时间，以学者式的严谨，精心审阅和修改了访谈对话部分。因为涉及女权主义，为了“避免争议”，他将相关措辞都淡化了。尤其对于“好品质是否应该分男女”，隋红升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划分，这个划分不是人为的，而是基于人类的历史，其中有历史文化元素，在几段话中说不清楚，而且容易引起误导”。尽管如此，他还是试图尽力对这个问题作出概括性的回答。
隋红升认为，对“男女性别气质划分”的问题，现在不应该过度放大，而是希望主要围绕“对男性气概的内在定义和本质做出梳理，外延部分的探讨也应为此服务，最终提到男孩危机，这样就符合教育部和两会谈到的问题，也能避免一些歧义”。
不过，这位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还是强调，“培养学生‘阳刚之气’的倡议本身是一种利国利民、有利于民族素质提升的战略性举措”。之所以引起很多争议，原因还在于人们对男性气概的理解方面存在许多刻板成见。因此，在各种观点交锋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男性气概”。
什么是“男性气概”？
第一财经：你在《男性气质》中提到，“男性气概”这个话题从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所涉及，已经有几千年的文化史。这个概念一开始有哪些内涵？
隋红升：我们在考量一个文化命题或学术概念的时候，对概念本身的界定和初始意义的把握非常重要。人们之所以在“男性气概”的理解上有那么多分歧，主要是因为在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着差异。只要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就会发现，无论在古希腊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在“男性气概”的定义方面都有很多共通性。“男性气概”在古希腊本质上指的是一种德性（virtue），一种抵制恐惧的德性。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孟子认为“男性气概”是一种“浩然之气”，是一种博大浩瀚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特质。无论古希腊时期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都把勇敢、坚强等美德和精神品质作为“男性气概”的内核。在古希腊，勇敢、男性气概和德性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勇敢被认为是“四主德”之首。在中国，勇敢被视为“三大德”之一。就此而言，“男性气概”从本源和初衷上看更多的是对男性人格和品质的一种内在要求，并非是对他者尤其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力量。
第一财经：吉尔默在《发明男性气概》中也提到了中国的情况，他认为，如果把全世界的“男性气概”视为一个连续体，中国人心目中的“男性气概”在整体上处于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刻度，不如欧洲和非洲一些地区那么显著。你怎么看？
隋红升：的确，人类学家吉尔默的这本研究专著专门提到中国对此的认知和践行状况，并且论证了中国人在“男性气概”的定义方面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的某些共通性，即同样把勇敢、勤劳和责任担当等品质看作其内核。
在对“男性气概”的重视程度方面，西方社会更为显著，这与中西方性别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因为中国强调阴阳协调和阴阳互补，很少把两性对立起来。从审美上讲，好莱坞塑造的施瓦辛格、史泰龙等肌肉男，并不一定被中国女性接受。西方人把武力甚至施暴能力视为“男性气概”的一大标准，中国传统则讲求文武兼备，刚柔相济，甚至有时文胜于武。中国的才子佳人式情爱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这种性别文化传统的体现。你看，即便是影视作品中的中国侠客，往往是长袍马褂，表现的是一种轻灵、洒脱和超然的男性形象，往往不以硕大的身躯和强壮的肌肉取胜，比较典型的是电影《卧虎藏龙》。然而，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男性气质也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和挑战。
第一财经：古希腊之后，“男性气概”经历了哪些演变，以至于这个词语如今变得褒贬参半，甚至在某些语境下成为一个负面、消极的概念？
隋红升：虽然“男性气概”的思想内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在不同的时代，受所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影响，其思想内涵也会发生蜕变。
比如，在生产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维多利亚时期，“男性气概”更强调男性的勤劳勇敢和责任担当等内在精神品质。但从19世纪末以来，消费主义主导了人类文化价值观，金钱、权力、性能力甚至施暴能力成了评判标准。此时的“男性气概”就潜在了对女性和其他男性的压迫。
这一点在概念使用的变迁上也有所体现。在19世纪末之前，“男性气概”或“男子气概”主要用“manliness”和“manhood”两个英文概念表达，更多地强调内在人格与精神品质。但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传统价值取向的蜕变，人们用“masculinity”这个较少道德含量的概念指代现代人心目中的“男性气概”。与之相应，国内学界也用“男性气质”这个更为中性和宽泛的概念与之对应。
因此我们在对“男性气概”进行评判之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把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概”与现代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区分开来，把真正的“男性气概”内涵与刻板印象区分开来。真正的“男性气概”，既不是压迫和歧视他人的力量，也不构成个体压力和焦虑的源泉，而是应对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都是一种美，美在差异和互补。我反对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对立起来的观念，而是提倡两性互补与合作。
好品质应不应该分男女
第一财经：也有观点认为，好品质不分男女，为何要把某些优秀品质和男性气质、阳刚之气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划分，以及“男孩更像男孩”之类的说法，是否有可能造成另一种刻板印象，即某些优良品质是男性专属？
隋红升：你提出的这个疑问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不少人在这方面的困惑。的确，在和平年代和日趋“中性”的当今社会，男人和女人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差异日趋减少，“男性气概”所强调的美德和品质似乎也不为男性所专有。但是我们看待问题要同时保留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层面。回望历史，无论在古希腊的城邦时期，还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无论狩猎时代还是农耕时代，男人都担负着保家卫国、养家糊口的责任。即便在当今社会，男性依然是战斗在边疆前线的主要力量。而“男性气概”所强调的这些美德和精神品质,是男性承担和履行这些责任的必要精神保障，这也是人类文化之所以把勇敢、坚强等品质更多地与阳刚之气或“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男性气概”被赋予的这些品德，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类生存和延续之所必需。
第一财经：性别理论的研究者们似乎难免站在各自立场上发表观点，女权主义理论家大部分是女性，而“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的研究者大都是男性。
隋红升：总体来看，在女性和女性气质研究领域，女性学者似乎更多一些。但在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领域，感兴趣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女性学者也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在性别问题上都要坚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某些性别刻板印象和陈规陋俗更要保持一定的批判距离。同时，我也发现，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有不同研究重心。比如，社会学者就很强调男性气质的权力要素，特别重视性别政治，而人文学科比较注重男性的内在精神品质和美德要素，所有这些都是男性气质研究体系的考察内容。因此，我们应该秉承跨学科研究视野，力求为世人展示较为完整的男性气质认知图景。
对“男性气概”的认知偏差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还提到了“校园霸凌”问题。这让我想到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对中产阶层男孩和工人家庭的男孩在学校的表现所作的精细刻画。工人家庭的男孩们不守纪律、轻视成绩、喜欢打架，讥笑努力学习的中产家庭男孩是“娘娘腔”，而他们自己则是“男子汉”，在学校更受欢迎。这些男孩普遍更符合刻板印象中的“男性气概”。你对此怎么看？
隋红升：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总体来看，不同阶层的男性气质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践行不同的男性气质模式。相比其他阶层的男性气质，工人阶级践行的是一种“勇武的工匠”式男性气质，具有“集体性、肉体性、具身性和反抗性”等特点。
由于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等方面所处的劣势地位，西方工人阶层往往把他们所拥有的血气、技能、勤劳诚信等因素看作其男性气质的评判标准。尤其在身体方面，工人阶级男性往往以其强壮的体魄为傲，并认为男性身份主要通过体力得以确认，那些看上去不怎么强壮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男性则不像个男子汉。
因此，工人子弟讥笑努力学习的中产家庭男孩，把他们称为“娘娘腔”和“书呆子”。
这里包含了某些传统“男性气概”的美德，但也包含了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遗憾的是，较为外在、主要依仗身体和武力的刻板印象似乎更直观、更典型，影响力也更大。很多工人子弟把打架斗殴、轻视学习和违反纪律的行为看作具有“男性气概”的表现，而专心学习、用功读书的男孩反而成为嘲笑和作弄的对象。可以说，国内外大量存在的校园霸凌现象与对“男性气概”的认知和实践偏差有一定的内在关联。这不仅给其他男孩造成严重的伤害，也影响了这些工人子弟自身的发展。因此加强青少年对真正男性气质定义和思想内涵的认知，对于减少校园霸凌事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