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豹变
作者／陈晓妍
编辑／邢昀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美杜莎在雅典娜神庙中被海神波塞冬强暴。因为丧失贞洁，美杜莎反而遭到雅典娜的惩罚，一头漂亮的头发化成蛇身，与她对视的人会变成石头。无法与外界联系，美杜莎成为彻底的女妖，被男性“英雄”珀尔修斯砍下头颅。
现代社会里，“美杜莎”依然是性侵受害者处境的隐喻。
8月中旬开始，“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件点燃舆论，职场中的性侵害、性骚扰事件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根据济南公安8月14日的通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济南华联超市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职场性骚扰如同房间里的大象，明明普遍存在，一览无余，但往往被有意忽略。
在外界看来，互联网大厂本是文化价值观更成熟，更尊重员工、以人为本的现代公司，也是其他企业学习模仿的榜样，但即使在这样的公司里，职场人面临的性侵犯危机也从未解除。在关注度更低的中小企业，职场性骚扰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着。
身处险境，敢于站出来说不的人少之又少。
阿里女员工在被侵害之后，尚且需要以食堂发传单这种极端方式，才能引起高层关注，推动事情进展。对于其他有相同遭遇的人来说，更是求助无门、维权艰难。迈过勇气这一关，只不过是维权的起点。很多人事后才发现，举报之后，更多棘手的问题也会随之浮现。
而更多人考虑到个人安全、职业和声誉，在遭性骚扰后选择隐忍。
也是8月中旬，上市公司金花股份董事长“性侵扰”女秘书事件历时一年有了终篇。从爆出来的劳动仲裁来看，2020年8月21日出差时，金花股份董事长张朝阳在酒店房间内，对女秘书做出搂抱行为，女秘书挣脱跑出房间。
针对该员工的维权，金花股份安排其带薪休假。然而从2020年10月起，金花股份停发了该员工的工资，断缴了社保。最终这名被侵害的女员工提出辞职，通过劳动仲裁途径讨要工资和社保。
吕孝权是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从业13年来，他接触了很多案例，职场性侵犯很少会有直接的肢体暴力，甚至连胁迫手段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隐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被害人施加压力。
虽然吕孝权看到女性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在缺乏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情况下，站在维权道路上的女性，总是显得孤立无援。
举报经理性骚扰，因为证据不足，第二天他就被放了出来
林云 文员
2020年8月，我入职贵阳观山湖区一家高端精品酒店。33岁的客房经理是我的直属上司，我担任客房文员，同时也是他的助理。平时，我们就在同一间没有监控器的办公室办公。客房经理有女朋友，起初，我完全没想过职场性骚扰会发生在我身上。
他开始夸我“身材不错”时，我就感到有些不太对劲。有时候弯腰收拾东西，他就会盯着我看，说“姿势诱人”。我感到被冒犯，让他不要开这种低级玩笑。但他并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常常在说话时碰我的腰，把手搭在我肩上，说替我“胸部按摩”，甚至站在办公室过道用下体蹭我。我立马变了脸色，警告他不要动手动脚。他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回应我：“那你对我动手动脚啊！”
我恶心极了，向职位更高的总经理举报了上司。一位房务女总监也找我了解情况，又追问我是不是本地人，家住哪里，在哪里上学。我很疑惑，举报上司性骚扰，为什么要打探我的背景？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她想知道我是不是本地人。如果是孤身一人在外的女孩，那么问题就更好处理。
举报之后，客房经理签了一份处分，并且向我道歉。那份纸质处分只是纸质版的口头警告，保证下次不再犯，甚至没有在公司里公开，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我很生气，问女总监为什么不劝退客房经理？她却回应我，“作为管理者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规章制度的制定不以你个人意见为准”。
同为女性，她的处理方式让我寒心。当时，那位女总监刚刚上任，很多业务，都要依靠客房经理这种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经理甚至没有被调离，第二天，他依旧与我一起办公。
办公室里常常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每天都过得很压抑，担心他报复我。酒店里有很多空房，而经理手里有任何房间的钥匙，那些都是无人监管的死角。我每天都惶恐不安，生怕他对我做些什么。在这家酒店里，没人在乎一个普通女员工的安全。得到处分之后，他开始要求我每天提前半个小时上班，也没法按时下班。工作太累，他就挑衅我，让我离职走人。
但在我找其他工作时，客房经理又会在背景调查时说我的坏话。有一家公司的HR本来很热情，跟他聊完之后，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漠。
经理有时会拿走客人遗留下来的安全套。有一次，他又骚扰我，问我喜不喜欢用安全套。我被彻底激怒了，只好报警。客房经理被叫到派出所，但我只有一张处分单，没有更多关于这件事的视频和音频作为证据。
女总监很快也来了，先是问我：“这件事能不能和解？”又威胁我，如果不答应，公司就不会再聘用我。女总监带来两个主管，他们当中没人目睹过骚扰现场，但都替他做了证。因为证据不足，经理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
看着他们若无其事地走出派出所，我再也忍不住，在路上哭了。第二天，我没有再去上班，害怕经理再次报复我，同时也对公司彻底失望。在举报上司性骚扰之后，我成了被针对的对象。被侵犯的人一旦保持沉默，这件事就和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这么做。我向人事部门递交了离职证明，女总监立刻签了字。回寝室收拾行李时，女总监突然闯到我宿舍，问我要不要赔偿？所谓的“赔偿”，其实就是封口费。她怕我受了气离开公司，会曝光他们。我不想要赔偿，只想要公道，也不想让其他女同事遇到这样的上司。
离职那天，我在公司一个一百多人的大群里发布了那份处分单。人事连忙回复消息，说经理只是在开玩笑，随后解散了群聊。
离开公司的时候，人事向我保证，一定会处罚经理。但二十多天过去，我没有等到任何消息，经理也还是照常在公司工作。
我忍无可忍，第一次在朋友圈公开曝光了这件事。女总监威胁我，要给我寄律师函，我回复她：“奉陪到底。”
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后，经理没有颜面在公司继续待下去。在曝光的第二天下午，经理就离职了。朋友圈也不再更新。
我所做的种种努力，仅仅是让他离开了这家公司。他具体到了哪一家酒店任职？还会不会骚扰其他公司的女员工？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遭遇老板性骚扰，我要办离职，财务全程守着我，不让我与其他同事接触
夏婷 互联网工作人员
刚到那家创业公司应聘，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老板曾是互联网行业一款爆款产品的负责人，名气很大。听我想做出一款自己的产品，他对我说：“公司就缺你这样有想法的人”。我踌躇满志，不介意从其他岗位做起，也接受了要频繁到海外出差的要求。
我太兴奋，忽视了一些现在看来很重要的细节。在咖啡馆里，老板故意贬低“Me too”运动，认为是因为钱没谈拢，女人借此发起网络暴力报复男性。
入职不久，我被安排和老板一起到国外出差，他常开黄色玩笑，我觉得不舒服，女同事却跟着笑。有一次，他当众说想与某个女明星上床，等同事不在，就对我说：“你长得像那个明星。”
一股恶心的感觉上涌，但我立马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过敏感。回国路上，我故意当着他的面与男朋友视频聊天。回国之后，他竟借此打压我，说我只顾着与男朋友聊天，没有事业心。又声称阅人无数，一眼看出我这种员工没法培养。我慌了，陷入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怀疑中。他看出了这一点，改变态度，劝我拿出决心，尤其要信任他。
第二次出差，他趁机拍我的腿，听到我说不喜欢与男性有肢体接触，就告诉我，这是心理疾病，人要学会“脱敏”。接下来两天，他把出差形容成我们的“蜜月”，让我与他“结合”，提高后代的智商。我很害怕，每天回到酒店房间，就偷偷一个人哭。他一脸无所谓，嫌我开不起玩笑。
有一次，我们在外陪客户喝酒。凌晨四五点散场，他借着酒劲，让我陪他去洗手间，强行拖我去。我拼命挣扎，一个保安注意到我们，他又把我拉走，乘机摸我的胸部。我大叫着推开他，老板一直在装醉，最后，是客户们把我送回了酒店。
我告诉了家人，并发消息给当时兼顾人力工作的财务。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抚我，而是替老板找理由：“他一定是喝醉了”。接着又以公司创业不易，正面临融资为理由，说服我不要告诉别人。
我躺在床上一夜未眠，生怕老板又突然闯进我房里。回国后，我第一时间到公司办理离职，财务全程守着我，不让我与其他同事接触。
朋友鼓励我报案，但因为这件事是在国外发生，警察无法调取监控视频。老板每次都是当面骚扰我，并没有在我手机里留下任何证据，朋友告诉我，这个人肯定是惯犯。我们也只好就此作罢。
离职之后，我在家休息了一年多，想到工作就害怕。一位前同事联系我，在我之前，还有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女同事，被老板性侵犯之后离职，回老家结了婚。这再次打击了我，我同情那位女生，也理解她回归家庭的选择。职场性侵犯，就是对女性下达的驱逐令。
不愿离开的女性则会成为猎物，甚至共谋。那名财务其实也被老板骚扰过，在公司的庆功宴上，他趁财务不注意时搂抱过她。明知如此，她还是为老板到处招聘年轻的女员工。
一位与老板共事过的朋友发来消息，说自己曾经遭遇他的猥亵。她当下制止了他，但在那之后，合作依旧如故。我问她是怎么容忍的，她告诉我：“格局大一点就好了。”
顺应这个潜规则，就能得到更多的资源。那个瞬间，我有种错觉，好像做错事的反而是我。
举证困难，性暴力面前，受害者们都在孤军奋战
吕孝权 律师
200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参加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的工作已经有13年时间。
很多女性遇到职场性骚扰，都会隐忍不说。她们在一开始就面临很大的精神压力。选择维权，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隐私会不会泄露？获得的跟付出的是不是不成比例？甚至会不会面临“荡妇羞辱”？这样一来，有的咨询者会打退堂鼓，不再联系我们。
选择维权，要有足够有经验的律师帮助这些女性，还要有心理咨询师或者社工提供心理支持和感情陪伴。很可惜，目前来说，维权是缺乏社会系统资源支持的。面对强势的施害人，很多情况下，需要受害者独自面对，孤军奋战。
坚定维权的女性是值得钦佩的，但选择隐忍，或中途撤诉的女性，无论她们做出什么选择，都值得尊重和理解。
维权这条路上，从报案、立案、取证，再到胜诉、获得赔偿，每一步都很困难。
最难的是取证。目前，绝大多数案子都是按“民事侵权案”处理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的责任都在原告身上。但性骚扰案件跟民事侵权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性骚扰通常是发生在一个私密空间里的，有高度的隐私性和隐蔽性。而且受害人跟施害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弱者跟强者的关系，很多职场性侵犯很少会有直接的肢体暴力，甚至连胁迫手段也比较少。更多的是利用这种隐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被害人施加压力，让她不敢反抗。这种情况下，取证就变得很难。
每年通过电话、邮件咨询我们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拿到的证据都不充分。我们会帮忙分析维权路径的同时，也要告知她们所要面临的风险和后果。
有的被害人能留下一些证据，比如当时的110报警记录、电话录音、微信短信等聊天记录，或者是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视频。有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些证据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及时的，但指控能不能成立，还得看办案人员的认识。对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同的办案人员的认识和处理可能都不一样。
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的9 名女学生举报教授姚舜熙长期性骚扰、猥亵。这个案子是我们代理的。在几个举报的女生中，有一个叫小羊的女孩维权意识是最坚定的。她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还是不少的。我们当时初步评估，觉得这些证据大概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但这件事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办案人员认定证据不足，这个案子最终不了了之。这个案子，我至今都觉得很遗憾。基本上，维权案件败诉，都是因为证据不足。
如果说，我们还是遵从一般民事诉讼的规则，把举证的责任都推给受害人，那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案例的特殊性。
即使是通过重重阻碍，案件胜诉，但要让被害人获得足够的赔偿也很难。2010年，我们代理在深圳三木集团总裁强奸女员工的案件，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苏三木有期徒刑4年，但受害人最后只获得的赔偿，只有4000多元。
目前给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是在2000到3000元之间。这个赔偿额，对于被害人身心方面抚慰能有多大效果？对施害人的法律威慑力又能有多少？
这是一个补充性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不是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在美国，如果发生了职场性骚扰事件，企业可能需要对受害人进行赔偿，支付高昂的“惩罚性赔偿金”。
现在一些性骚扰案件广受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在围观的人中，有真正关注案件的，也有纯粹吃瓜、看热闹的，甚至也有想把水搅浑的。舆论环境很复杂。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未经调查，号称“反转”的消息出现。把这个矛头指向女方，诬告双方存在情侣关系，给女方泼脏水。每次看到这些，我都会很愤怒。
我希望无论是媒体也好，公众也好，一定要聚焦案件本身，不要去聚焦某一个人。不要求指控者是“完美受害者”，挖举报人的隐私。举报人的处境已经很不容易，对于那些正在孤军奋战，或者还在观望，准备拿起法律武器的人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成为射向她们的一根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