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妍
编辑/张子睿
25岁的林肖属于主动加班到最晚的那一批员工。
他对公司的夜晚尤为熟悉：公司的空调会在晚上8点准时断电，声音突然停止，整个办公室陷入凝固般的寂静。很快，角落里会继续传来噼里啪啦的打字声，电脑散热器发出间歇性散热的呼声。起身打一杯水，他看见加班的同事们脸上挂着眼袋。
不久前，“字节跳动将推行1075工作制”登上了微博热搜。但对林肖丝毫没有触动，他所在公司明文规定的朝九晚五，到了林肖这里，变成了自愿的“996”。
“不知道怎么活成了一天不工作就很恐慌的人”、“不加班没钱赚，感觉就要死于安乐”。
这是林肖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关于加班的讨论。这群年轻人有着相同的烦恼，被工作的快节奏和kpi（绩效考核）练就出强大的自驱力。一旦休息，就会感到恐慌不安。
近一年来，随着“996”、“大小周”等话题的广受热议，大厂的加班文化也慢慢在退热。字节跳动、快手、Boss直聘等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已宣布取消“大小周”。近日，连格力这样传统企业也宣布实行双休制。
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作制度的调整，能放缓快车道上的工作与生活吗？
“工贼”？
林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互联网运营负责人。来上海半年，他每晚都在10点后才离开公司。最近一个月，办公软件显示，林肖每天的工作时长平均为12.6个小时。
加班不是公司的强制要求。公司明文规定的朝九晚五，到林肖这里，变成了自愿的“996”。即使有双休，林肖也会抽出一天到咖啡厅，抽出电脑继续工作。
林肖所在的团队也成了公司的“内卷发起人”。他发现隔壁部门晚上的灯熄得越来越晚，也听到过同事抱怨加班的风气，“把整个公司的人都‘卷’了起来。”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乐观地预估100年后的生活：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人类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自由、消磨光阴？
如今，距离这个畅想的时间不到9年，每天三小时的工作制却遥远得宛如天方夜谭。许多像林肖一样的年轻人上“时间焦虑症”，一休息起来就没有安全感。
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在北京工作的王敏就习惯了下班后主动加班。她通常会在7点下班，经1小时的通勤回到家里。吃饭洗漱之后，又在晚上10点开始工作，直到12点才休息。
到另一家互联网内容公司应聘时，上司明确告诉她，公司没有加班风气。她先是感到诧异，入职后偷偷观察身边的同事：他们的确会按时下班，但大多带着电脑回家，继续白天没写完的稿子。“其实就是隐形加班。”她说。
在互联网公司，很多工作无需固定场合，一台随身携带的电脑，就是所有人的移动工位。
对王敏而言，不管公司上下班制度如何变更，对工作时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月度kpi。为了完成绩效。她常常同时操作多个项目，难以完成的工作量，只能靠自愿延长工作时长来填补。
有一次，她在上海出差采访，在酒店看完资料，已是深夜。她想起手头另一个漫画的项目，只能熬夜到凌晨三点，写完文案，倒头睡去。第二天9点，又得开始采访。
那段时间，王敏形容自己是一根“紧绷的弦”。有好几次，她觉得自己处在崩裂的边缘。但王敏始终默认，这才是“正常”的工作节奏。
在社交网络上，主动加班、内卷的人，通常会嘲讽为“奋斗X”、“工贼”。有人在网上发布吐槽同事加班的帖子，标题上写着：工贼何必为难社畜？底部有人跟着评论：“哪天公司不行了，你这种人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上班偷懒了？”
主动加班背后是更为复杂的过劳问题。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主动过劳背后也是压力。员工被要求不断为企业牺牲，才可能会被领导青睐。
消失的闲暇
在现代一线城市，似乎不存在时间上的富裕者。
即使提前完成了工作，林肖也会在休息时感到不安。2021年9月，他刚结束一个视频项目的策划。下班时，在电梯里，他听见隔壁市场部的同事竟讨论起了下一年的战略规划。那是一种课还没上完，学霸却开始预习起明年课本的感觉。
工作没有尽头。有时到了周末，林肖想停下来休息，但内心总是空荡荡的，没法放空自己，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来填满自己。有相似焦虑的不止他一人，林肖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讨论加班：“不知道怎么活成了一天不工作就很恐慌的人”、“不加班没钱赚，感觉就要死于安乐”。
林肖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望京的一家创业公司。公司业务发展并不顺利。员工每周只需要坐两三天班，上司也很少找到下属交接工作。
在互联网公司遍布的望京，其他公司所在写字楼，总是很晚才会熄灯。这也提醒着林肖，他是这座加速运转的城市里的异类。
那时，刚好林肖认识的一位行业前辈，因为中年失业，加上投资不善，被迫变卖房产。身在互联网行业，林肖也做好了35岁失业的心理准备。而青春，就是奋斗最大的资本。他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崇尚成功学，那是焦虑的产物。他果断辞职，像是从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上抽身。
林肖得出结论，选择一家处于上升期、有前途的公司，加班在所难免。
焦虑感同时也是安在王敏身上的发条，她刚入行一年多，急着得到业内和公司的认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她一直秉承着效率至上。王敏自称“小镇做题家”出身，最懂埋头苦干。学生时代，每到饭点，从教室冲到食堂，再到吃完饭返回，她最多只留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
这股劲儿至今没从王敏身上消失。kpi是老板考核员工能力的最直观数据。有的同事会在完成一个工作项目稍微休息，但王敏总希望有另一个项目可以无缝衔接，甚至同时操作多个项目。一旦手里没活，就感到惶恐。
后来，王敏在网上看过过一个观点：多线工作的能力其实是反人性的。所谓的multitasking（一心多用），是为了服务效率社会，才强行培养出来的能力。
“都市人是停不下来的，我们不做无聊的事情，甚至失去了发呆的能力。”王敏在她自己身上发现了某种功能的退化。她会用碎片化的事物填满偶尔得来的闲暇，有时是一些琐碎的工作，有时是社交软件上的视频，扎进永不停歇的信息流。
来自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咨询师“心理芝士（下称芝士）”，在这群“时间贫困者”身上发现了异常。她告诉《豹变》，996、加班，这类过劳行为，会影响人的自我调适能力。工作强度正常的人，能更好应对生活里突发事件和压力，而过劳人群，在这方面的功能会出现退化。
芝士曾遇到在一家日企公司上班的来访者。他连续加了三个多月的班，后来想要离职，公司却不同意，以各种理由延后离职日期。他想申请劳动仲裁，却忌惮公司在行业里的影响力。
这样的雇佣矛盾并不少见。但这位来访者被长期的过劳工作透支，心理状况变得脆弱，因此患上了中重度的抑郁症。
芝士在来访的职场人士身上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往往在面对人际关系时敌意更强，敏感易怒。
金融从业人员、程序员等，是来访者中工作时长最长的一群人。芝士将加班、996形容为触发某些心理问题机制的“扳机”。
扳机扣动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切肤的“疼痛”——有人来医院时，说自己喘不上气，冒冷汗、心跳加快；有人一天拉十几次肚子，有人甚至泌尿系统出了问题，感受不到自己的尿液；更严重些，有人胃痛到无法正常工作，到医院检查，却查不出毛病。以上种种，都是伴随着抑郁症出现的躯体化症状。
困在系统的打工人
主动加班，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个体的自发选择，但纯粹“自发的”过度劳动，似乎并不足以成为动因。
“北漂”“深漂”“沪漂”等词，让一线城市似乎天然带有一种奋斗叙事。还在北京工作时，林肖听一位朋友说，连公司挑选的挂历，都写着“成事之心”四个大字。老板在开会时情绪激动：“真想选择安逸，你来北京做什么？”
后来，工作地换成了上海。有一次周末，林肖走进一附近的大型咖啡厅。窗外正下着雨，店里的位置都被占满，每张桌子几乎都搁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有正在跟客户谈业务的上班族，有考研党，甚至还有人辅导孩子的功课。林肖感到惊讶，这是一群生活在同样的城市节奏之中的人。
林肖所在的团队，是公司里加班最厉害的。而组建起这个“内卷小组”的领导，平日里给人的印象，是在工作里永不疲惫的女强人。后来，林肖无意间得知女领导的另一面，那位女领导有一个微博小号，几乎每一天，她都在上面发“不想工作”的动态。
国庆假期之前，女领导与团队的同事聊天。她突然提到，希望放假期间，可以和同事当彼此“七天的陌生人”，不要被工作的事打扰。但因为一位同事发宣传时，错放了带有竞品信息的海报，女领导又不得不加班，帮助下属处理这场事故。
林肖这才发现，不管是基层员工，还是管理层，每个困在这套体系之中的人，都有身不由己的一面。
“你毕竟还要跟别人合作。”王敏也有同样的感受，个体是镶嵌在链条中的一环，只能跟着转动。这既是工作伦理所教导的，也是严厉的工作机制所强加的。
而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工作的系统。目前来看，技术非但没有将人从劳作中解放出来，反而为随时随地加班提供了更大便利。
在贵阳从事软件销售的小莫也有类似感受。最近一个周末，她刚为年末的活动加了一天班。这是她的第三份工作，进入公司也有三四年之久。但紧张的感觉从未改变。“一直想办法往前赶。”小莫说。
疫情是小莫所在公司加班文化兴起的节点。在此之前，同事们尚且不习惯远程工作的方式，有什么事都要到公司当面沟通。疫情期间，公司自己研发的办公软件带有会议功能。自从远程办公变得更加便利，老板随心所欲，大大小小无聊的会议比以前多得多，员工无法请假，处于全天候待命、随时工作的超额劳动状态。
有时候正值饭点，老板突然有事，召齐人开会，小莫刚拿起饭碗，又得放下，一个小时后，家人都已经吃完了饭。工作时间被会议挤占，为了完成项目，她只好主动加班。
“扭曲的”工作观？
帮来访者处理工作压力的同时，芝士自己也面临着工作时长过长的问题。有时候，她一天接待六七个咨询，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都处于大脑高速运转的状态，还要承接来访者的负面情绪。
一天下来，当她回到家时，也会发现，自己对待家人、孩子的态度更不耐烦。但是，心理咨询师们常常比普通人更能敏感意识到心理状态的变化。在她看来，人对自己情感体验越精细，就越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内在生活，就更能及时且正确地排解情绪。
最近一段日子，王敏正在学着如何放松。她申请在家办公，给自己留出半天的休息时间，刷完短视频，给自己煮点东西吃，又睡了一觉。几天下来，她没有感到轻松，反而多出焦虑感和内疚感。
上司询问王敏的工作进度，言语间透露出对她这几日工作效率的不满。这又让王敏陷入苦闷，她一直重视别人对她的评价和看法。
这种情况，被咨询师芝士认为是工作的错误思维之一。在她接待的来访者中，很多人在职场中受挫，过度自驱，都是因为在工作关系中加入了不合理的期待。
她曾接待过一位销售行业的来访者。为对方做了分析之后，芝士才发现，这位销售员并不是自己所说，只是需要一份工作挣钱养家，而是希望在工作中能交到知心朋友。
一旦将过多的情感需求放到工作中，就会让工作变得更复杂。太过期待上级的认可的心态也很常见，很多人主动过劳、焦虑不安，也正因为如此。
在她看来，当人的成就感，是来自于自己设定的目标和标准，而不依赖外在的评价的，并不容易出现心理失衡的情况。但来访者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对自身情况和心理需求知之甚少，只能依赖外界的回馈。
林肖认为，自己的逻辑体系已经足够坚定。成为别人眼中的“奋斗X”，他也并不介意。
他身边也有一些既不满现状，又无力改变的朋友。朋友告诉他，工作日午间休息，总有种“放牢饭”的感觉。晚上下班，熬到坐电梯下楼那一刻，就算是“出狱了”。林肖并不想成为这种人。即使是现在“躺平”一词频繁出现，甚至成为身边人的观念热潮，他也为所动。
“能真正躺平是一种能力。”林肖坦言，很多人根本不舍得离开大城市，也不愿意放弃体面的收入。他更认同，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忠于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在上海加班的无数个夜里，起身打水，看到办公室里凌乱的桌面和同事疲惫的眼神，他也会偶尔感慨：“我们公司真是个血汗工厂。”
有时候，无视这种异常，像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蒙蔽。但林肖总能顺利说服自己，想想扩张的平台，和正在处于上升期的自己。“挺自洽的，把自己活成体系的一部分。”（来源：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