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许多文件，还有“十四五”规划，都特别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非常明确地提出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达到8%以上，真金白银地投入，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期待。
这两年，政府各个层面的认识在提升。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这个认识很到位，也非常重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需要创新，简单的线性延长和线性思维很难到达新的高度。同时，基础研究不能着急，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现在也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例如，扩大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这是对科技工作者们的信任。过去大家经常诟病，“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实际上是缺少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信任是最大的压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尽管需要时间去落实。
此外，在人才评价、项目评价机制上，正在积极贯彻“破四唯”，提倡上书架、上货架，做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新的举措，假以时日，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激励作用的。
我们也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但重大原创成果往往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或者需要更长时间。
这首先要区分科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上的基础研究。
科学上的基础研究，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其实这种科学发现是很难“规划”出来的，更多的源于科学家们强烈的好奇心，也常常是“无心栽柳”的事情，很难说会在哪儿“冒泡”。事实上，总有一些非常纯粹的学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心无旁骛地做一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科学探索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会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
这种纯基础性的研究，该不该重视，又该如何重视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有了好的环境和土壤，就会长出好的庄稼，长出参天大树。绝不能急功近利，搞所谓的重点专项和重点攻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研究突破是不可预期的，也无法重点培育。
技术上的基础研究，比方说航空发动机做不好、芯片技术不过关，我们遭遇很多“卡脖子”问题，常常是源于基础研究不过关，研究积累不够。但这种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技术上的基础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泛泛的、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技术攻关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要从基础研究抓起，这是另一种特定意义的基础研究内涵。
我是做石墨烯研究的，早年主要做基础研究，后来更加关注应用技术，现在尤其关注如何做产业化落地。这些年来，我们以石墨烯材料做抓手，做了很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包括现在的产业化落地。
石墨烯材料也是诺奖级的成果。“从0到1”原创性基础研究源于科学家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很难进行规划和重点攻关，基础研究不是简单地规划和砸钱做法，没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有自行规律，这是我想强调的一个认识。
石墨烯作为一种神奇的材料，的确有很多神奇的特性，我们可以想象很多未来应用石墨烯的场景，比如可以用在电池的导电添加剂上面，可以用于生物检测、生物城呈像、航空航天领域、光通信领域等都有可能找到它的用途。
对于石墨烯产业来说，制备决定未来，材料是产业基石，但如果没有规模化制备技术的突破，就不可能有石墨烯产业。此外，没有扎实的制备科学的基础研究，你就会失去核心竞争力，所以不能着急。这一点特别重要。
也要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没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也很难带来制备上的真正突破。如果我是在北大实验室领了几个学生，一直做纯基础研究，很难对材料的产业化落地有帮助。
我讲的基础研究是从基础做起，面向产业化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工程化研发是基础研究成果走向产业落地的必经之路，也是产学研协同创新链条的薄弱环节，我们缺少中间这一段，一堆人做基础研究，一些人做产业化，做中间转化过程的人比较缺少。
企业是一切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落地的关键，卡脖子技术只能通过企业家的积极作为才能真正解决。我们都讲卡脖子技术，没有企业机制，没有企业家的担当，其实卡脖子技术永远解决不了。科学家只能间接创造生产力，企业家直接创造生产力，我们要向尊重重视科学家那样对待企业家，高科技产业才能更好发展。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也很难带来材料制备上的真正突破。要把基础研究实验室的人和产业界的人，和政府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协同创新的组织，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郑金武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