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妍
编辑/张子睿
回家过完年，还要再回来吗？
离春节不到2周，在一线城市的互联网打工人又要面对这道选择题。
尤其今年互联网入冬，让天平上“离开”的一端又多了些许砝码。
2年前，没有寒流，大厂们还在高歌猛进，90后女孩Kris辞去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告别生活了十年的北京。
Kris说，从小要强的她向来崇尚在一线城市奋斗的生活，但没想到有一天会选择安逸休闲的成都。告别一线大都市，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坎儿——离开刚买下、装修好的房子，抛开在北京的生活圈子和人脉资源，去到完全陌生的城市。
走的那天晚上，Kris给北京新家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放在手机里当留念，做好了长时间不回来的准备。老天很应景地下起了雨，跟她十年前来北京那天一样。
放弃大厂，退出北京，会不会后悔、留下遗憾？当时的Kris也没有答案。她唯一确定的是，围城之外，总会有新的路可走。
城市的过客
离开一线城市的想法，通常源于生活里出现的异常。
在上海工作的袁婧，就曾感受到身体给出的警告。26岁的她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一次在家通宵赶完方案，她从电脑前起身，眼前突然黑了几秒，心跳好像也漏掉几拍。简单洗漱后，她早上又准时出现在公司。下午开会，袁婧看人都有些重影，累得失去感知，听不到其他同事说话。
在这家公司里，熬夜加班是常事。袁婧想起来有些后怕，新闻上常见的“猝死”，也许离她并不遥远。
互联网广告从业者刘艺则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感。每天结束近12个小时的工作，她经常冒虚汗，挤进深圳的地铁里，有时觉得自己像一条沙丁鱼，有时又像一具行尸走肉。
KPI的压力悬挂在她头顶。同事见她太过紧绷，劝她工作间隙玩会儿手机。刘艺拒绝，眼睛盯着当月的消费额单子。直到后来，老板要求他们签下协议，如果三个月完成不了绩效，就会被辞退，这时的刘艺像一条绷得太紧的绳子被突然扯断。“我不可能这辈子都这么用力地去奔跑。”她说：“看不到尽头，就觉得必须结束这种生活。”
2020年，疫情扰乱了人们的生活，让刘艺开始提前考虑“稳定”的问题。深圳显然无法提供答案。在刘艺看来，买房子，得到户口，不过是一张城市的入场券。下一代能不能在这里读书、高考，才是一个人扎根的标志。刘艺的舅舅曾为了成为“广州人”，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想到这，她觉得无望。但这也让刘艺下定决心，如果在大城市待不下来，一定要尽早掉头。
林远也没能在大城市中获得足够的安全感。2015年，刚毕业的林远来到北京，一开始做运营，后来应聘成为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林远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听过北京的创业故事，相信自己就是下一个罗永浩和雷军。工作了几年，他才慢慢接受，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最普通的一线打工人，靠着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每年都会有无数年轻人涌入这座城市，用更低廉的时间成本取代大龄员工。
林远够不着这座城市的准入门槛。初到北京时，“繁华的街道，便利的公共交通，感觉都是我的，很美好”。几年过去，林远发现自己还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北京再繁华，房价涨跌，都与自己无关。耗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林远决定在28岁这年离开北京。
与林远不同，Kris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算是安了家，但房子不是万能钥匙。快到30岁，Kris和其他大厂员工面临相似的问题：要么往上走，要么被淘汰。但中高层岗位少，僧多粥少，意味着失败者总比成功者多。
当时，Kris在公司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做好手里的活，而是忙着处理人际关系，“做人”多于“做事”。这让她能量耗尽，却得不到成就感。如果想晋升，就必须在不喜欢的事情上注入更多精力。
kris身边有在北京安家的朋友。打拼奋斗了大半辈子，全家人掏空积蓄，在北京买下一套学区家，但生活却过得并不宽裕，许多想做的事做不了，只能锻炼忍耐的能力。
危机感一直伴随着Kris，她只好不停地寻找摆脱的出路，直到离开北京的念头出现。
向往的生活
缺乏归属感、门槛高、生活成本高，这是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但北京土著七七不在此列。
七七在上海复旦毕业后，留在深圳腾讯工作了八年。当程序员的日子，七七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不满意。她看重独立和自主，不喜欢上下班打卡的形式，也不甘愿在大厂里成为普通的螺丝钉。2013年，30岁的七七从腾讯离职，转型做保险经纪人，又在2017年回到了北京的家。
家人无法理解她的决定，复旦毕业，又进入了腾讯这么好的公司，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放弃光鲜稳定的工作，跑去卖保险？
但对七七来说，转型卖保险，不仅成为她事业转折的开始，也让她有了离开北上深的契机。在北京，七七自己有一套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改行做保险经纪人的第二年，七七的年收入就超过了百万。在外人看来，她完全没有离开北京的理由。
但这些并没有给她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感。七七的北京同学，为了能开上车，跟爸爸两个人一起参加摇号，八年才摇到一辆燃油车。七七摇到的新能源车名额，也优先让给了父母，自己出行依旧很不方便。
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小区附近的按摩店、电影院、健身房等休闲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唯一的娱乐，变成在楼下散步转圈。
原本七七以为，只要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就能解决幸福感的问题。但她出门看了一圈房子，带回来的只有更深的失落感。除了老破小，其他环境好、配套好的房子，要么偏远，要么在一千万以上。
后来，七七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晒出成都买的房子，让她更加质疑自己的生活。七七开始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作为保险经纪人，她的获客渠道大多在网上，并不受地域影响。
2020年，七七来到成都。南区的大多数小区都盖在公园旁边，打造“花园城市”的概念。河流、湖泊环绕，房子均价却不到两万。这让原本只是想来看看的七七动了心，决定留下。八月搬到成都，九月就买了车。在成都，七七实现了住大房子，出行自由的梦想。
互联网公司公关陈超，也在2015年之后，逐步完成了“居住城市降级”。大学毕业后，他先在北京工作了三年，接着搬到南京，最后回到了温州老家。
离开大城市，陈超也遇到过阻力。父母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干嘛回来？在大城市不挺好的？”在他们看来，儿子在大城市有着体面的工作，说出去，也觉得脸上有光。村里还因此将陈超的照片贴在祠堂墙上，作为“优秀年轻人事迹”宣传。
但光彩的另一面，是漂泊在外的艰辛。几年前，北京空气质量没现在好，陈超患上咳嗽的毛病，吃过多少药也不管用。陈超常常在半夜咳醒，躺在一张一米二的小床上，房间局促得只能多放下一张桌子。几个月后，咳嗽拖成了慢性咽炎。
在南京时，陈超的收入有所改善，可公司的氛围越来越差。有时候，公司副总就当着200多人的面，对某个员工破口大骂。有一次，大年三十，领导拉着陈超加班，晚上八点多都没法离开。
陈超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告诉不理解他的父母：“日子要活给自己看。”
心安即是归处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从北京搬到天津，林远称之为转换“赛道”。在北京，就是与无数家庭背景、学历能力优异的人竞争，“主赛道拼杀下去，实在难以出头了”。
林远过年回到老家，发现老家的同龄人过着与他截然不同的生活：工作稳定、有房有车。反观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作为一名基层的程序员，未来可能面临35岁的职场危机，如果在北京成立家庭，也没把握为孩子争取到好学区读书。等到父母年迈，也很难在他们身边尽孝。
于是，在2019年下半年，林远拒绝了几家北京大厂的面试邀请，到天津的一家公司入职。在北京待过后，林远也不愿意再回到家乡那个偏远的“山沟”。而天津距离北京只有30分钟车程。入职后，林远惊讶地发现，许多天津同事都是曾经的北漂，领导也是百度的前架构师。
留不下的北上广深，回不去的家乡。在两难境况之下，居于中间的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成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事实上，很多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娱乐场所并不比一线城市逊色。kris到了成都后发现，这里已不再只是“大碗面”“宽窄巷子”的休闲旅游之地。城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与一线城市无异。有的互联网公司也会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她有时候会恍然觉得还身处北京。
在天津定居后，林远从点外卖，变成准时回家吃饭，那些苟且的日子，回想起来像梦境一样。
在上海时，袁婧下了班，往回走时，总能看见小区里万家灯火，但没有一盏灯是为自己亮着的。她身边许多30岁的同事，也还是独自一人在上海漂着，像极了她的未来。在她的工作圈子里，很少有男性，脱单也成了一个难题。
回老家几个月，袁婧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下班，她可以和男友约会，也能和朋友们聚餐喝酒，周末还能回家陪伴父母。
对陈超来说，回温州老家的动力，也是一种年龄带来的心理变化。年轻时总想着远走，等到父母年事渐高，就开始贪恋在他们身边的日子。
陈超在温州结婚安家，找的对象是本地女孩。下班回家，开车只需10分钟，这是以前北京通勤两小时的他不敢想象的。晚上没时间做饭，他们两口子就一起到父母家蹭饭。
二线城市的安逸，也缓解了北上广深遗留下来的焦虑与欲望。北京土著七七就是如此。在北京，物质欲望似乎没有上限，远超她的能力范围。即使年入百万，但收入比她高的大有人在，比上不足，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感。
但在成都，无论收入高低，很多人都对生活的满足感更高。想做什么就及时去做，这是她在成都最大的收获。原本，她的精力全都耗费在工作上。现在，学油画、棒球、架子鼓等，那些原来觉得“无用”的课程，都被满满当当地排进日程表。
kris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北京十年，她见惯了路上行人忙碌而麻木的神色，在地铁里，每个人盯着手机看，脸上写满了疲惫。
“与追逐欲望，疲于奔命的北京不同。在成都，哪怕是一位捏脚小哥，也很容易对生活感到满足。”这是她到一家足疗店按摩时发现的。
足疗师傅告诉Kris，等捏完脚，自己还约了朋友们吃宵夜、打麻将。对方脸上流露出的愉悦神情，让Kris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无关乎金钱、地位，不内卷，活好自己的态度。（来源：豹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