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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苏斯曼谈盖茨基金会的思与变

时间：2022-02-17 22:45:15 |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盖茨基金会

近日，盖茨基金会CEO马克·苏斯曼通过电话会议，就第一封基金会年信、基金会委任新理事等事件回应了来自网友的提问，并谈及了两位联席主席未来对基金会的持续投入，新冠疫情对世界的持续影响，以及基金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

本文编译自此次访谈。

主持人：基金会在过去几周发布的新闻引起了很多关注，你也发表了作为基金会CEO的第一封年信，宣布了新任理事。不如就从你的年信聊起，在信中，你回顾了自己在基金会的工作经历。在这15年间，基金会都经历了哪些变化？

马克·苏斯曼：很巧合的是，宣布新任理事的那天正好是我进入基金会工作的15周年纪念日。在年信中，大家能够看到基金会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但我们的使命、工作重点和优先事项从未改变——我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全球健康和全球发展，以及美国的教育领域。同样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与更广泛的伙伴开展合作，尊重和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些对我们这样的基金会而言尤为重要。

在年信中，我还回顾了全球各个代表处的创办历程以及多年来的发展情况。在我加入基金会之时，基金会还没有在其他任何国家开设代表处；而如今，我们不仅在中国、印度，以及多个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南非设立了代表处，在欧洲和日本也有了很多合作伙伴。

■ 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的办事处

这些只是我们改变和成长历程中的一个缩影，我们一直以来都期待能够更明智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主持人：大家都对新的理事会很感兴趣。比如，新任理事是如何被选中的？接下来的计划是怎样的？随着理事会成员的增加，基金会的管理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马克·苏斯曼：基金会的管理一直有自己的风格。最早的理事会由三个人组成：比尔、梅琳达和沃伦·巴菲特，一般在每年5月他们会召开一次理事会议，审批年度预算和我们的长期计划。但随着去年沃伦决定从理事会离任，比尔和梅琳达宣布离婚，再加上基金会的名誉联席主席——基金会重要的“北极星”和长期引领者老比尔·盖茨的离世，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加强管理并引入一些强有力的外部声音非常重要。

此次理事会增加了四名成员，规模翻了一倍，目前一共由六人组成。我将以CEO的身份加入，此外还有三位了不起的新人：斯特拉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妮玛特·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Nemat (Minouche) Shafik）和托马斯·J·提尔尼（Thomas J. Tierney），我很乐意多聊聊他们。

■ 斯特拉夫·马希依瓦 / 盖茨基金会

■ 妮玛特·沙菲克女男爵 / 盖茨基金会

■ 托马斯·J·提尔尼 / 盖茨基金会

如今的理事会将一年召开三次会议，对我们的预算和年度计划也拥有决定权。我们将深入探讨基金会的战略，从我们追求的多元、公平而包容的价值观，到加强外部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驾驭不断变化的慈善潮流。事实上，我们下周就将召开第一次理事会议，我对此非常期待。

主持人：马克，很多人心中都有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只邀请了身边的朋友，他们本就来自同一个圈子，他们真的会对基金会的工作方式提出不同的看法吗？

马克·苏斯曼：当然！不过，我也希望在这里首先明确两点。第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始终是一个家族基金会，以比尔和梅琳达作为联席主席。第二，我们不会改变基金会一直以来的使命和优先事项，这一点两位联席主席也向即将上任的理事会成员明确表示过。

我们想要变得更明智、更有效。我们关注的议题都极为复杂，也面临很多困难。我们深知，鉴于我们作为一个基金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很难获知外界对我们的真实反馈。因为他们往往更希望获得合作和资源，没有任何动力对我们提出批判性的反馈。

所以，我们在那些已经熟识我们的人中做出选择，他们曾经与比尔和梅琳达共事。他们不仅了解基金会的定位和运作方式，还拥有非凡的知识和专业背景，可以真正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他们确实是我们想要找的人。斯特拉夫·马希依瓦，长期担任非洲商业和慈善领域的领袖，在全球发展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他和妻子齐齐（Tsitsi）一直在从事教育领域的慈善工作。此外，他还是科菲·安南的继任者，担任着AGRA（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主席，这个组织是我们在非洲农业发展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

他还曾与梅琳达和英卓华（Sri Mulyani Indrawati）合作，英卓华是印度尼西亚的财政部长，几年前主持创办了一个被称为“繁荣之路”的机构，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加速发展。最近，斯特拉夫担任了“非洲联盟”特使，旨在解决疫苗不平等问题，并为抗击新冠提供治疗方案和其他物资。他曾公开批评了“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尽管我们始终支持这个计划的开展，但在去年，它没有实现为非洲服务的目标。

■ ”繁荣之路"委员会议上的梅琳达和斯特拉夫·马希依瓦 / 盖茨基金会

同样，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沙菲克也是长期以来国际发展领域的全球领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担任高级职务，并执掌英国的发展机构英格兰银行。

她撰写的《我们欠彼此一个更美好的新社会契约》（What We Owe Each O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一书中，挑战并推动了一系列议题的发展，包括性别平等这个我们非常关注的话题。

第三位就是提尔尼，慈善界一位颇有建树的顾问和领袖。基金会一直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更好得使用我们的慈善资金，成为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有力补充。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基金会的优势和不足。我毫不怀疑他们会在私下对我们提出不同意见，也会不时在公开场合发声，但这都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做得更好。

主持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看问题的角度，那么在保证多样性方面有怎样的考虑呢？这个因素是否对人选产生影响？

马克·苏斯曼：他们具有不同领域的专业背景。理事会现在有6名成员，规定的上限是9人，所以我们还在积极寻找其他成员，拓展我们在专业、地域和性别方面的多样性。我们去年5月承诺过在今年1月底之前宣布新的理事会，我们按期进行了委任。非常高兴新成员加入我们，这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希望在未来我们还能继续吸引优秀人才。

主持人：让我们谈谈理事会的下一步计划，以及他们将对基金会产生的影响。你曾提到，我们的项目方向和拨款不会有战略上的改变，对此能详细说说吗？你认为理事会是否会对这一点产生影响？在你的预期中，会有怎样的变化？

马克·苏斯曼：我们的工作重点不会变。如果有人提议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环境问题，我们可能不会采纳，不是因为这个议题不重要，只是它并非我们的首要任务。

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已经找到更能发挥我们专长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存在着慈善资本可以填补的缺口以及亟待解决的需求。尤其是在全球健康领域，仍然存在着对贫困人群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传染病和其他重大挑战，还有农业发展、普惠金融等领域也是如此。当然还有美国的教育问题，特别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教育。我们希望他们都能找到通往成功的路，在这一点上，基金会的工作重点不会改变。

在这些领域，我们正不断改变和调整我们的投资和策略。举两个最近正在发生改变的案例（新理事会将帮助我们在未来继续做出转变)。首先，我们更加关注性别平等问题，这绝不仅仅是个口号，也在指导我们对既有项目和例如女性经济赋权或女性特定健康需求等关键领域的投资方向。我们已经扩大了这个领域的预算和合作范围。

第二，我们最近宣布了一系列气候适应方面的投资。虽然环境问题并非我们关注的首要议题，但我们确实关注与农业发展相关的环境问题。我们知道，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小农户和农村贫困人群，他们大多生活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适应环境方面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包括如何获得更多能够抵御洪水和干旱的作物和牲畜、如何获得更好的水土管理技术等。

■ 气候变化正以不规则降雨和干旱的形式对小农和非洲农民产生重大影响 / 盖茨基金会

在这些领域，我们希望理事会能够参与进来，帮助我们思考在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框架内，应该进行怎样的战略转型。

主持人：有很多人的问题都在关注两位联席主席对基金会的承诺，尤其是梅琳达。我们都知道那个约定：如果不能继续共事，她可以选择离开基金会。那么到目前为止，你和两位联席主席就此事有着怎样的沟通？

马克·苏斯曼：刚刚说到的的确是比尔和梅琳达离婚协议中的一项，梅琳达可以选择离开。但我要明确一点，比尔和梅琳达都全心致力于成为基金会的长期联席主席。这是他们对我、对即将上任的新理事做出的承诺，这一点在与他们每天的接触中都能切身感受。

去年宣布离婚后，他们共同对外做出了很多承诺，如大幅增加在营养、性别平等和气候适应方面的投入，以及近期追加了对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的捐款。

在基金会内部，他们也保持着高度投入。他们会定期主持新冠应对会议，共同审批了刚才提到的所有新项目，如气候适应和性别平等。显然，我们要采用新的模式与理事会合作，理事会也将建立一个更清晰的工作机制，确保每个人都有空间和渠道与比尔和梅琳达、我以及其他领导层沟通，我们正在全速推进这些计划。

THOKO：新冠疫情是否延误了其他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常规免疫是否也受到了影响？你的工作和基金会的未来又有何变化？

马克·苏斯曼：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我们2021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我建议一定要看看，其中就有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地说：这是肯定的，新冠带来了一系列次生灾害，延误了对贫困人群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其他疾病的防治，例如我们针对艾滋病和疟疾的工作就遭遇了挫折。

在过去20年里，疟疾防控工作取得了稳步进展，但在去年的疟疾病例却有所增加。新冠疫情还干扰了2020年和2021年的常规免疫接种，但最近各地已经开展了大规模补种，希望全力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这些领域确实出现了倒退，而且缺乏关注和重视。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是当务之急，但依然需要确保疟疾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依然是非洲和世界儿童的最大杀手。我们不能放缓蚊帐的分发和疟疾疫苗的研发工作。在我们支持疟疾疫苗研发多年后，去年，第一支疟疾疫苗通过了审批。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这也是我们不能减少在这些核心健康领域投入的原因，因为这些需求仍在持续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应对新冠疫情和大流行病防控的投资。

主持人：在年信中你提到，基金会的角色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补充，可以就此展开谈谈吗？

马克·苏斯曼：对于我们关注的所有问题，我们都在寻找基金会最能发挥作用并做出改变的方面。疟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今它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头号杀手之一，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它会带来巨大的、持续性的影响。除了死亡率，我们还会关注发病率，当人们多次感染疟疾时，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产力和工作能力，所以疟疾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个沉重负担。

然而，鲜少有针对疟疾疫苗等方面的研究。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疟疾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即使到疟疾高发区域旅行，也可以通过预防药品保证不受感染。这些情况都让我们看到慈善资本可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我们进入了这个领域。当没有能获取利润的市场时，制药公司不会投资研发疟疾疫苗，但通过我们投入的资源，疟疾疫苗的市场可以逐步建立，进而发生改变，取得进步。

在蚊帐方面，作为重要的疟疾预防工具，蚊子正在逐渐对药浸蚊帐上使用的杀虫剂产生抗药性，所以开发新型的、更有效的杀虫剂成为必由之路。

■ 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是预防疟疾的有效工具 / 盖茨基金会

我们在这些领域寻找不足，发现能让基金会的资源、技术专长，以及合作伙伴共同发挥作用的空间，包括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以及各个国家政府。

主持人：你刚提到，我们正在拓展性别平等方面的工作，那么基金会将如何把性别平等问题纳入到其他项目中？

马克·苏斯曼：有两种方式。担任CEO后，我创建了一个新的性别平等部门，这个部门有单独的预算和优先事项，重点聚焦的内容包括加强女性的经济赋能、获得有关性别平等的数据、考量关键的干预措施，以及在卫生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等。除此之外，它还是基金会所有工作的重要推动者。不过，一旦建立专门的性别平等部门，其他部门就可能忽视这个议题，不再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一部分，这确实是个风险。

因此，我们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确保我们拨出的每笔款项、每个项目都必须从性别平等的角度进行讨论，项目官还必须阐述这个赠款项目对性别平等的潜在影响和作用。

■ 盖茨基金会的员工们在一场以性别正义和世代平等论坛(GEF)为主题的活动上相互交谈，并通过zoom给一位同事打电话 / 盖茨基金会

即使是在我们用于研究和发展项目的赠款中，考虑性别平等问题也非常重要。例如，要考虑某种治疗或干预措施是否能满足女性的特定需要；女性往往是陪孩子去诊所打疫苗的人，她们的需求有没有被纳入考虑？还有女性小农户的问题，很多女性虽然拥有一小块土地，但她们往往难以获得信贷支持。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占据市场劳动力的50%，但她们同时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其工作难度相比于男性更大。因此，除非通过一个格外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方法，将她们的问题纳入考量，否则我们无法实现减少农业贫困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试图构建的方式，性别平等问题是一个持续挑战，全球范围内对它的认识都有所欠缺。我们在梅琳达参加的“世代平等论坛”上看到了这一点，这个论坛的目标就是提高性别平等的关注度并为其筹集更多资源，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基金会所做的每项工作当中。

主持人：你曾提到，你的任务之一就是思考如何与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在我们开展工作的不同地区设立代表处，那么未来十年，基金会在非洲地区的战略是怎样的？

马克·苏斯曼：非洲有54个国家，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非洲大陆战略，但可以确定的是，非洲是在全球健康领域、农业发展领域需求最大的地区。我们在非洲已经有了三个代表处，分别在亚的斯亚贝巴、阿布贾和约翰内斯堡。在整个非洲大陆，我们开展的工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每个国家层面也做得很好。

我们也正努力做一些融合性的工作。例如，基金会尼日利亚代表处将在联邦和州一级开展工作；我们与北部的卡诺或卡杜纳等州签署了关于扩大基础卫生服务的谅解备忘录；我们在拉各斯等地建立了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试验创新的数字健康模式。

过去两年，我们最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之一是非洲疾控中心，它最早成立于埃博拉危机之后。正如我在年信中写到的，基金会为非洲的新冠防治工作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资源，帮助所有非洲国家获得了开展新冠全面检测的能力。在这两年的大流行期间，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后续资助。

还有很多工作是与非洲开发银行、非洲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样的区域性伙伴共同开展的，我们在非洲国家开展实地工作，拓展与当地组织的伙伴关系。

我相信，未来肯定还有机会深入讨论基金会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战略。还有个问题，你年信上使用的照片，站在你身旁的是开普敦大学的凯利·奇巴尔博士，你们都穿着实验服，如果凑近看，你衣服上写的名字是“安德烈·H”，这是谁？

马克·苏斯曼：当然不是我。我在这方面毕竟没有专业背景，也不可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去到任何实验室，这非常危险。在新冠带来的出行限制下，这是我最近一次成行的访问。我参观了开普敦大学凯利·奇巴尔博士管理的实验室，这一实验室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在全球健康的干预措施方面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当时我必须借一件实验服。所以安德烈·H，一位慷慨的科学家把他的实验服借给我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