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玉琪
编辑丨戚梦颖
校对丨燕郁霞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的这句名言，已经成为图书馆的最好注脚。
图书馆，作为实现知识普惠的主要场域之一，一直承担着收藏书籍、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功能。
但在一座小城，图书馆还能发生更多故事。在这里，图书馆打破沉默，从单向输出变为群体共建。“这不只是关于书的事情，还关于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图书馆负责人如是说。
文林在2018年回到家乡大理，建了一座图书馆。他拿出了自己近2000册藏书，又购入近10000册图书。4年来，这座图书馆成为远离城市喧嚣的“诗和远方”，这里也成为小城孩子眺望世界的窗口。
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听上去很诗意，但现实总是骨感的。经营4年，图书馆的营收基本可以与运营成本持平。但算上一年17万多的房租，图书馆还处于亏损状态。想要找一条让图书馆活下去、活得久，还不依赖资金捐赠的路，文林还在摸索。
读者在图书馆阅读。（受访者供图）
“书理”的诞生
文林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大理四面环山，城市很小，“走两步就到农村了”。在信息闭塞、互联网还不发达的年代，书就是文林的精神世界，他的童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他读《三国演义》，书里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使命，“做一个有点价值的人，会有一种英雄情结”。
大学毕业以后，文林一直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他去过很多城市，通过旅行，他触摸到了世界的广度，而通过阅读，能了解世界的深度。
文林发现，云南人都不爱往外跑，哪怕跑出去，待不了多久还是会回到云南。他想，那就把世界搬到大理来，让大理当地的人有免费的好书可读，尤其想让当地的孩子们看到未来的更多可能性，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建图书馆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文林的脑海里。2018年，通过创业，文林手头上有了一些资金，他开始把建图书馆这件事付诸行动。
文林找来自己的两位同学作为合伙人。三个人在大理看了很多房子，最后选了位于大理古城黄金地段的一栋三层小楼。主路上是餐厅、民宿，图书馆则坐落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里，热闹而不失安静。
文林直接和房东签了10年合同，一次性交了5年的房租。
图书馆是一栋白族样式的砖木小楼，门头来自房东家300年历史的祖宅，房屋结构、屋内装潢、桌椅都是木制的。一楼是阅读空间，做了一个下沉式的设计，既能供人坐着读书，又能举办活动，二楼是非遗文化甲马雕刻体验区，三楼是儿童阅读馆。
文林和朋友又把苍山、洱海本土的植物种在客栈的各个角落。大门贴着一副楹联，上书：“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英词妙墨好古多闻”，横批：“山水行走”。
作为图书馆的“启动书籍”，文林拿出了自己近2000册藏书，又购入了近10000册图书。那段时间，文林和合伙人泡在大理的旧货市场里淘书，几乎把所有关于大理历史、文化的书籍都买了过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图书馆开张了。文林给图书馆起名“书理”，寓意“从书里找到人生真理”。
让图书馆“活”起来
文林希望寻找一个图书馆能生存下来的模式。一开始，文林的设想是打造一家图书馆民宿，把民宿赚的钱用来买书，以民宿反哺图书馆。
后来，文林发现，民宿始终处于一个盈亏平衡的状态。但随着疫情到来，民宿开不下去了。
知道图书馆的人多了，很多人开始给图书馆捐书。于是文林也开始思考，住宿的营收是为了以良性的模式让书越来越多，如果有其他方式不是更好吗？
“共建”“以书换宿”的概念就这样被提了出来。“我们不想摆出很惨的姿态，不想因为做图书馆不赚钱，就让大家来给我们捐书。”
书理图书馆提出共建人制度。（受访者供图）负责图书馆日常运营的刘畅介绍，建馆4年来，共建人共有392位（不包括企业/团体共建人），收到赠书6053本。加上图书馆已有图书，目前馆藏将近23000册。
一开始，捐5本书就能换一晚住宿。后来，共建人多了，房间不够住了，以书换宿的门槛提高到了10本、20本。
文林认为，在传统图书馆，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书的更新频率低，质量也参差不齐。“以共建的形式，当图书馆每天都能更新50～100本书，它就慢慢地‘活’了起来。”
每天，图书馆都能收到共建人寄来的书籍。有人随书附上自己写的诗，有人会给图书馆写信，有人在书的扉页留下寄语。图书管理员把它们登记、贴上标签、拍照留念，再整理上架。
图书馆收到的共建人来信。（受访者供图）刘畅形容，共建人是一个“集体群像”：有纪录片导演，有高校教授，有作家、老师、音乐人，也有附近乡村图书室的主人，但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甚至从未来过大理的朋友。
随着共建人的增加，图书馆成为了一座连接众多爱书人和旅行者的桥梁。刘畅和共建人一起，去年一年组织了60余场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电影、音乐、写作，体验大理当地的甲马、白族三道茶文化，一起在山林里、稻田边、星空下徒步、读诗，还关注流动女工、乡村儿童阅读。
图书馆也连接着共建人和当地居民：戏剧老师带着村里的孩子一起做木偶剧，文物工作者带着家长、孩子重走茶马古道，亲自参与在地文化的保护。
共建人为村里的孩子开设生物多样性自然课堂。（受访者供图）除了馆藏、活动，图书馆的空间也是“共建”的。刘畅在外出吃饭的时候，会让在馆里读书的共建人帮忙看个门；灯泡坏了，大家搭把手就换了；在大理的朋友或是给图书馆投放零食、水果，或是放一束当季的鲜花。
和公共图书馆相比，文林觉得在私人图书馆，书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其实是把书变成一个连接的纽带，本质虽然是图书馆，但是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获得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不只是关于书的事情，还关于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刘畅说。
“多买套房不如多开一个图书馆”
疫情以来，文林长期在北京工作，图书馆的长期管理员只剩刘畅一个人。有段时间，接收新书、整理书籍、打扫卫生、制作视频、组织活动，“能看到的活儿基本都只能自己来”。
在大理，为图书馆招募志愿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图书馆的工作相对清苦，还要和大理多如牛毛的民宿、酒吧、咖啡馆竞争。而招募来的志愿者大多只能待1个月，能待上三四个月的志愿者都不多见。
刘畅也遇到过怀疑的声音。有人觉得，开个小酒馆、找人聊聊音乐电影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搞图书馆？也有人觉得，既然与知识相关，就应该去支教、去给孩子们上课。“但我觉得如果教育只限于此的话，就太狭隘了。”
刘畅希望，图书馆就是一个纯粹的阅读空间，他们要做的是保护好阅读氛围，同时提供文化艺术的交流，“让年轻人通过兴趣走进来，而不是因为应试的压力”。
建一座私人图书馆，听上去诗意十足，但过程中绕不开“钱”的问题。
文林和刘畅在不断尝试新的营利方式，通过售卖文创、饮品、举办文化体验活动、运营剧本馆等方式，目前，图书馆的营收可以与运营成本基本持平。但算上一年17万多的房租，书理图书馆还处于亏损状态。
甲马文化的体验活动能给图书馆带来一定收入。（受访者供图）
偶尔，文林会打开点评网站，浏览大家对图书馆的评价，有人写道：“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这不仅是书理一家民间图书馆面临的境遇。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曾对我国民间私人图书馆进行研究。通过对各类媒体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444家民间图书馆，藏书数量多寡不均，藏书在10000册及以下的占70.9%。经费与书刊来源困难是两大瓶颈问题。
浙江台州有为图书馆的创始人章瑾也曾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表示，大众会对这种公益募资的打法产生疲倦，捐赠人的维护也存在阻碍，因此，从互联网渠道募集的资金正逐年下降。从2017年的80多万元，2018年的60多万元，下降至2019年的20多万元。
在负责书理图书馆的运营之前，刘畅曾经参与运营多个公益图书项目。她认为，目前大部分的公益项目过于依赖资金捐助或国家项目拨款，在可持续性上有局限性。
“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想走公益路线的原因，太依赖于捐赠了，我们想探索新的模式，不仅让图书馆能活下去、活得更久，还要创造更多价值。”刘畅说。
离开北京后，刘畅已经把大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刚来到大理的时候，自己是在消费大理，享受这里自由、包容的环境，丰富的在地文化，还有好山好水；现在，她开始思考，怎么创建、传承，用新的思维把这里的文化带出去。
在外奔波越久，文林就越怀念家乡。在不断重返家乡的过程中，他对大理也有了新的认识。
“大理是一个乌托邦。”在他看来，大理已经不仅是本地人的大理，它慢慢地成为很多人的大理。有人从大城市来，把大理当作从城市回归农村的第一站，也有外国人定居在大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文化。
“大家不会说谁比谁有钱，也不会说谁比谁多几套房子，大家在大理做着自己这辈子想做的事情。”文林说。
文林的愿望，是在云南开100个这样的图书馆，让阅读抵达更远的地方。他开玩笑说：“多买套房不如多开一个图书馆。”
（应受访者要求，刘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