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最早在解放上海时于外滩高悬大标语，积极稳定金融物价，促进国民经济恢复。成为中国外汇专业银行后，加强外汇资金运用，支持远洋运输船队建设，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1950年3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令，任命南汉宸、曹菊如、马寅初等13位中国银行官股董事，以及何香凝、陈嘉庚等5位官股监事。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以及中行首任董事长。
解放后，中国银行涅槃重生。从最早在解放上海时于外滩高悬大标语，到对内积极稳定金融物价，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对外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从成为中国外汇专业银行，到加强外汇资金运用，支持远洋运输船队建设，以及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实现出口收汇保值等。中国银行在金融稳定和外汇工作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回归人民怀抱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在外滩，两幅长达30米的巨幅标语悄然悬挂在中国银行大楼的外侧墙面，一条写着“庆祝大上海解放”，另一条写着“欢迎人民解放军”。这是外滩首次出现迎接解放的大标语。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委正式接管中国银行，图为接管中行的军代表龚饮冰（左一）、冀朝鼎（左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龚饮冰成为中行首任总经理。
书写这幅标语的，就是中行员工叶子圣。另一名中行员工黄顺富冒着随时都会被宪兵和巡逻队发现的危险，将标语挂到了大楼上。
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叶子圣这样的员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才使行产、档案、账册移交等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仅仅用了10天时间，回到了人民怀抱的中国银行宣布复业。
彼时，中国银行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境外分支机构的全球化银行，1950年1月9日，香 港分行复电中行总管理处，表示接受领导。随后，伦敦分行、新加坡分行等海外机构纷纷宣布接受领导。
而在香 港分行回归祖国的过程中，时任分行经理郑铁如居功至伟。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香 港分行自有资金高达6000多万港元，这在当时是不小数目。面对台湾当局的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他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应对，周密安排，终于将这笔外汇保留下来。部分资金放贷给港地工厂，特别是纱厂，用来支持香 港工业的发展，另一部分资金则购买土地，建造新的中行大厦。这栋大楼成为当时香 港最高的建筑，更是新中国在港的象征，为香 港中行奠定了百年之基。
周恩来总理始终牵挂香 港分行的运营和郑铁如的安危。1953年3月11日，为了让郑铁如对银行和自身安全引起重视，周恩来亲自招他入京面谈，并设家宴款待。1955年12月16日，周恩来亲自致信郑铁如表示慰问，信中提到“望能和你共商巩固行务和保卫国家财产的办法”。1956年，在郑铁如赴京参加完有关会议后，周恩来又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接见了他。
稳定金融物价
在解放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按照中 央人民政 府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在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外汇管理、治理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国银行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其中，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上海分行在一个星期内，就收兑金圆券5.3万亿元，约占全市收兑金圆券35.9万亿元总额的15%。在全市参加收兑的216家银行和钱庄中名列榜首。
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下达关于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份关于专业银行的文件。
同时，取缔金银外币黑市，开展相关收兑工作，各地中国银行机构圆满完成任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还于1949年6月10日起，在已解放地区分支行开办折实储蓄业务，对打击投机、稳定物价、保障群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1950年战争爆发，美国等开始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这对刚刚恢复开展不久的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打破局面，中国银行和外汇部门共同开展了反封锁、反禁运、反冻结的斗争。”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吴念鲁回忆说。
在银贸合作的共同努力下，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抢救了物资，复活了购买证，解冻了资金，输入了包括战略物资在内的大量物资，解决了国内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略物资的需要，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专营外汇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承担统一经营管理外汇工作，成为中国外汇专业银行。
1950年4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处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联合办公，各地中行改为各地人民银行的组成部门。
1950年年初，主席为中国银行企业报《中行职工》提写报名。1990年《中行职工》复刊。
在承担外汇经营管理工作后，中国银行的外汇资金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增加。中行加强外汇资金运用，1972年至1976年累计发放外汇贷款21.1亿美元，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生产建设。
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郭沫若为中行重新题写行名，沿用至今。
1963年，国务院决定用中行的外汇贷款购买远洋运输船舶。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自己的远洋船队。仅1972年到1976年，中行就为远洋运输船队建设共提供外汇贷款8.8亿美元。到1976年远洋船舶达到340艘、556万吨，其中贷款船262艘、460万吨。中国远洋船队承运的货运量占应由中方承运量的比重，从1965年的13.3%上升至1976年的70%，基本上改变了依赖租用外轮的局 面。
不仅如此，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货币危机后，中行还于1968年3月提出了对港澳地区进出口贸易试行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建议。4月12日，国务院批准决定在1968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始对港澳地区试行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此后，人民币计价计算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到西欧国家。到1973年，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协定国家）达到63个，1976年进一步增加到120个。1973年春、秋两届交易会上，出口用人民币成交额都达到了24亿元以上。
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从试点、推行到1976年整整九个年头。在当时国际金融剧烈动荡，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走向崩溃的情况下，中国对外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避免和减少了外汇风险，在出口收汇上起到了保值作用，也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
周恩来对人民币计价结算工作十分支持，进行过多次指示，“人民币并不出国，即使在港澳，人民币也不在那里流通”，“我国对英、法、瑞士、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这是一个胜利。我们不是要把人民币打出国去。我们的人民币是有信用的，是稳定的，能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是值得鼓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