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2日，三江源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建设国家公园，在于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也就是说，三江源升级为国家公园并不仅仅是概念、范围和分区方式的变化，而是保护理念和政策的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国家公园是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在对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同时，不仅要传承这些自然区域承载的文化遗产、人文要素，还要肩负着生态扶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多重任务，且由国家根据现实发展需要、从全局的角度进行科学谋划和布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逐步建立牧民身份转换参与生态保护机制。世代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当中，成为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城镇化已成为趋势，但众多牧民还是愿意保留自身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崇尚其中蕴含的“自然保护、天人合一”理念。基于以往生态移民政策的经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把原住居民身份转变为生态管护员参与到国家公园的保护与管理中来。同时，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培训，促使牧民转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融入到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和资源保护中，在服务业发展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摆脱贫困，努力实现脱贫致富，成为永远不离开的国家公园守望者。此外，生活在国家公园内的原住居民不仅可以通过自愿移民搬迁，也可以通过参与生态保护或特许经营活动等获取相应收入，过上幸福美好的公园化生活。让世代居住在园区内的牧民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的主体，并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在生态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从生物多样性来重新认识“草原鼠害”。鼠兔作为青藏高原生物链上的重要环节，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有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对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以往对三江源生态退化的原因分析大都归咎于“草原鼠害”，而且人鼠大战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草原灭鼠工程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效果尚需考察。国内外相关学者通过对比实验论证：一是灭鼠的区域相对未灭鼠的区域，草场生物量并未得到显著提高。二是灭鼠不但会使以鼠兔为生的兽类分布密度降低，连许多原本依靠鼠兔洞作为栖息地的鸟类数量也大为减少。三是在草场质量好的地区，由于草长得高，不利于鼠兔发现捕食者，鼠兔的存活率显著下降。为此，有长期研究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野生动物学专家为“鼠兔正名”，草场退化不是由鼠兔的数量直接决定的。一是鼠兔种群增加是过度放牧和草原退化的标志，而非起因。二是盲目的灭鼠行动既会造成草原退化，也会破坏高原生物多样性。也就是说，鼠兔、人、牲畜和牧场共同存在了几千年，彼此间生命相连。从生态系统考虑，鼠的作用具有双面性，不能简单、笼统地定为鼠害。从生态平衡的视角看，因为有了它们，有时还能产生有益的作用，如携带传播种子、疏松土壤等，由于鼠的参与还加速了系统内能量的流通和物质循环。可以讲鼠兔是三江源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它们不仅是高原食物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蜿蜒曲折的洞穴客观上发挥了盛水和保水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水塔”的毛细血管。
逐步优化和拆除网围栏以便利野生动物活动。建设网围栏本是恢复草原植被的临时性、季节性措施，草场承包经营后成为划分牧户草场承包边界的重要手段。在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程项目时，在总投资中预算大量的资金建设网围栏就成为一种“路径依赖”。这些草原上密集分布的“铁丝长城”虽然在短期内发挥了恢复草原植被的作用，但阻碍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使他们的生存环境碎片化。网围栏还让以前到处游牧的牲畜通过粪便“播种”草种的方式消失殆尽，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的繁育乃至多样性。因此，必须优化网围栏布局，探索拆除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和普氏原羚、鹅喉羚、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重要迁徙地、自然保护区关键区、公路铁路等人工设施阻碍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网围栏，对网围栏问题予以科学解决。
以政策引导创新探索特许经营产业机制。实行公园内产业活动的特许经营，是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基本权责，也是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具体体现，不仅可以有效管控园区内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有效降低园区内执法、管理和服务的成本，还可以积极探索园区内“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经过公开竞争程序优选受许人，依法授权其在国家公园内开展规定期限、性质、范围和数量的非资源消耗性经营活动，并缴纳特许经营费。其表现方式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政策引导，汇聚各方资源，重点开展了三个产业的特许经营试点：一是不扰动生态系统及其过程的高端自然体验和环境教育产业；二是符合国家禁牧限牧政策要求的有机畜牧业；三是优秀传统文化产业。特别是先后授权当地社区和相关企业分别在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开展的自然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项目以及有机畜产品特许经营项目，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总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不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结束，而是具有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新起点。要在进一步总结自然保护区方式保护成效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索运用国家公园模式实现三江源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中华水塔”坚固又丰沛。
（作者单位均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