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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黑彩陶器、美索不达米亚印章、阿富汗金王冠……“异域同方———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近期在安徽博物院新馆二楼临展厅正式对外开放。191件（套）文物珍品，涵盖了环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和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的古代文明成果。一件件文物珍品，再现了古代丝路上文明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带观众感受千百年来延续不断的丝路繁华。
文物珍品
体现文明交流互鉴
丝绸之路不仅是重要的商贸通道，还是一条文明的融合之路，驰名世界的古文明，均分布于丝路沿线。在“异域同方———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的展厅中，观众可以充分感受不同文明交融共生的精彩。
公元前2000年出自叙利亚的女性陶像，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出自希腊的黑彩陶器，公元4-5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玻璃工匠精心打造的吊提梁玻璃瓶，起源于古希腊、在中国广泛流传的来通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文物珍品齐聚同一个展厅，各美其美，丰富多彩。
“异域同方———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策展人、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刘榴介绍，本次展览展出文物珍品191件（套），数量多，种类丰富。文物年代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种类涵盖希腊彩陶、罗马与波斯玻璃器、波斯金银器、丝路金银币、中亚织锦等，呈现了各地不同的文化、艺术、宗教、工艺、风情、民俗特色，再现了古代丝路上文明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精美黑彩陶器
曾是古希腊宴会酒盅
环地中海地区既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诞生之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融合之地。在展览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古代环地中海文明的文物珍品。其中一件古希腊古典时代的黑彩陶器，出自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刘榴介绍，从器型上来说，它是一件雅典人制造的康塔罗斯酒杯。从陶器表面的纹饰上来看，这件黑彩陶器使用了黑绘技法凃饰。画面绘有一位少年在运动场上接受训练的场景，这种训练模式在古希腊社会极受重视。古希腊陶器在绘制方式上先后出现了几何风格、东方风格、黑绘、红绘以及白底彩绘等不同风格，其中黑绘、红绘陶器尤为典型，也代表了古希腊陶器艺术的顶峰。
康塔罗斯酒杯是古希腊宴会用的巨大酒盅。刘榴介绍，古希腊人认为酒是神的赠品，用精致容器饮酒可以表达对酒神的尊重，他们在酒杯中倒入葡萄酒，加以清水稀释，再加入蜂蜜、松脂等香料进行混合后饮用。展厅中还展示了另一件古希腊混酒器，“体量”更为巨大，是古希腊人在酒席上使用的广口大酒瓮。
同属古代环地中海文明，一件出自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叙利亚“人物像注口陶器”则是巡展中的“网红展品”。陶器上坐着一个右手拍着脑门的人，他张开了大口，瞪大双眼，身体前倾，嘴巴被作为陶器的出水口，看起来十分滑稽可爱。
滚筒印章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标志
滚筒印章、楔形文字和塔庙并称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三大标志。在展览的第二部分“文明曙光———两河流域与伊朗地区”中，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具有特殊意义的石制滚筒印章。
长不过拇指，这件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看起来不起眼。刘榴介绍，滚筒印章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除作为持有者身份、地位和所有权的标志外，也用于封存物品。文字产生之后，滚筒印章广泛应用于泥板文书。“人们将契约或法规等用楔形文字记录于泥板上，再用粘土包裹文字内容，在外侧再钤盖印章。类似于后来在信封上使用火漆封缄。”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多种多样，滚筒印章一般用珍贵的石料制成。到了前5世纪，书写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阿拉米亚语取代了书写在粘土板上的楔形文字，只适应于粘土板的滚筒印章也被封印完全取代。
展览中，文物珍品还反映了丝路沿线国家文明的融合和贸易的发展。出自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的阿富汗金王冠，精美的金叶子环绕中，镶嵌着一块方形青金石。刘榴介绍，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品之一，青金石是一种产地极为有限的稀有石材。公元前三、四世纪时，青金石就已经在两河流域从北到南的广大区域得到了传播和使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省是人类历史上开采年代最久、矿石质量最优的青金石产地，此地离两河流域距离遥远，正是通过了贸易之路，才得以流传。”
古老又名贵的青金石作为媒介还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最早在东汉时期，王室贵族中就开始出现了青金石饰品或工艺品。北京故宫的珍宝馆中，至今还珍藏着多件青金石藏品。在中国古代，青金石还曾是制作颜料的珍贵原料。
古希腊来通杯在中国广泛流传
通过丝绸之路，丝绸从中国走向世界。而文明的交流互促从来不是单向的。此次展览中展出了种类丰富的来通杯，反映了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不断丰富和影响。
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出自伊朗西北部的马形来通杯、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伊朗西北部的陶制动物形来通杯、公元2-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绿釉人面双耳来通、公元前4世纪南意大利的牛头形红彩陶来通……本次展览策展人、安徽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刘榴介绍，来通起源于古希腊地区，后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逐渐流传。南北朝时中国人已经通过粟特人的传播对来通有所认知，开始出现陶瓷仿制品。唐朝时，来通杯广泛流传，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地域特征。从早期“来通式”到唐代“龙首式”“犀角式”“卧鸭式”“立禽式”，再到五代宋辽的“摩羯式”，呈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作为典型的外来器物，来通在中国器物造型中的嬗变，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典型例证。”
从模仿到创造，再到将来通的造型因素内化为中国陶瓷造型的本土风格之中，刘榴认为，来通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也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强大的兼容性和凝聚力，进一步诠释了外来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不断丰富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展览中还展出了多件珍贵的萨珊玻璃，也是丝路文化交流与交融的例证。早在公元3至7世纪，伊朗的萨珊王朝就建立了兴旺的玻璃制造工业，这一阶段的玻璃也被称为“萨珊玻璃”。从汉代开始，西方玻璃器皿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各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萨珊玻璃碗、隋代舍利墓出土的绿琉璃舍利瓶，腹部都有圆形图案，展示了萨珊玻璃纹饰的独特风格，也是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西亚地区贸易文化交流的实证。刘榴介绍，通过吸收外来玻璃的制作技术，公元4世纪以后，我国的玻璃工匠也开始自制玻璃器皿。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安徽博物院提供)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