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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11月8日报道 埃及《开罗全球事务评论》杂志网站11月5日发表题为《建立当代世界秩序的迫切性》的文章，作者是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勒·法赫米。文章编译如下：
后二战时代建立的全球秩序仍在大行其道。然而，今天的地缘政治范式与那时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本身就构成了挑战，也是不和的原因。二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最重要的集团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均势”，并非正式地划定了对方不应跨越的“势力范围”。
“均势”并非一成不变，哪怕是细微的变化也可能产生直接影响。苏联解体是这一现实的重要证据。这两个大国随后诉诸被动机会主义的战术政策，根据自己对可用制衡力量的解读改变策略，也并没有回避偶尔试探对方的势力范围。
在许多方面，最近的乌克兰危机使冷战及其概念再次引起注意。然而，在这一悲剧性事件发生之前，西方持续不负责任地侵占俄罗斯所认为的冷战势力范围。我记得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2月曾对我说，西方以一种有失尊严的方式对待他，他发誓要重新赢得国际尊重。俄乌冲突似乎是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失败后对其所认为的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应，也是对欧洲明显不和与缺乏决心的回应。
要向前发展，世界需要放弃“均势”和“势力范围”的概念，转而倡导“利益平衡”和“集体良知”的概念。这对于应对21世纪的全球和地区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进行范式转变，即减少边缘化和不平等的情况，转而采取更加公平、包容和宽容的做法。当务之急是重新聚焦“共同利益”，重振“社会良知和集体视角”，这对于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和地区格局中建立秩序至关重要。
所有的公共秩序体系无一例外都在国内、地区和全球受到挑战。我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公共部门中的掌权者已经变得精英化，忽视甚至不尊重他们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感觉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而双重标准以及不时的伪善之举已经广泛存在，几乎令所有政府系统丧失了信誉。
在这种情况彻底侵蚀我们对世界秩序可行性的信心前，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并重新调整国家、地区和全球秩序，以应对这种局面。简而言之，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非自由主义的公共秩序都丧失了“社会良知”，未能出于所有人的利益制定或管理全球和地区优先事项。我们的系统需要围绕“共同点”的概念进行改造。
财富的集中引发了人们对“社会良知”的进一步质疑。例如，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获得的财富多于底层90%的人。与此同时，2015年全球有10%的人口生活在日收入1.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即使在全球化使大量人口越过贫困线并将全球贫困率从1990年的36%降低到2020年的9.5%之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据估计，最近的疫情使4000万至6000万人跌回日收入1.9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在此背景下，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是一个未经授权的融合和各选区间互动的过程。因此，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全球经济、文化和人口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往往受到越来越有限制性且绝对非排他性的国家控制。随着各国认识到自己无法解决问题，它们制定了条约、公约并建立了国际组织。今天，我们必须接受一种日益体现“社会良知”和“集体视角”的国际文化，以最出色地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宪章》在提出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同时，还提到了“共同行动”。国际社会的“社会良知”正是过去70年来形成的制定国际惯例规范和标准的大部分立法的出发点。
毋庸讳言，主要（前）冷战大国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热情接受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新概念、新原则以及新信条。责任和倡议必须落在“全球南方国家”，尤其但不限于远见卓识者和其中较年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