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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著名学者）
虽然傅山强调篆书在书法创造方面的重要性，但大部分的清初书家，包括傅山本人，对隶书的兴趣似乎比篆书来得高。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古代篆书的原拓只有两个来源——石碑与青铜器。
在傅山的时代，所能见到早于王羲之，且具有考古依据的篆书碑刻很稀有，仅有石鼓文与少数严重泐损的秦碑，而要获得拓本就更难了。此外，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拓本也很少在文人间流传。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只记载了两件青铜器和五件先秦碑刻，而且其中几件甚至被认为可能是后代的仿作。宋代出版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金石学著作以及晚明的翻刻本，只保存了字形，无法玩索笔法，而且没有拓本的那种古朴的金石气，它们可以用来研究金文，但不宜作为临摹的范本。
不同的是，明末清初时，不但仍有许多存世的隶书汉碑可供椎拓，尚有新的隶书汉碑出土。如《曹全碑》在万历年间出土后，其娟秀的书风与精致的刻工立刻引起书法家们的兴趣。例如王铎，曾对这块新出土的汉碑下过功夫，《拟山园帖》所收王铎1644年的隶书，优雅的结字和笔画，都会令人联想到《曹全碑》。曾经收藏《曹全碑》善拓的陕西收藏家郭宗昌，是另一位以隶书闻名的晚明书法家。晚明出版的书籍中，用隶书刊刻的序言、题记很多。著名的晚明墨谱《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谱》中就有不少隶书书写的文字说明和作品，这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隶书的兴趣。
有意思的是，隶书在清初的复兴，却是延续了晚明人的兴趣。虽然清代学者抨击晚明学术的不严密，但是明代自由多元的文化氛围首先给予隶书以广阔的发展空间。
清初的学者、收藏家、书法家都对汉碑拓本予以青睐。山西学术圈的成员如傅山、曹溶、朱彝尊、王弘撰、阎若璩等都有所收藏。傅山至少藏有九种汉碑的原拓：《张迁碑》《尹宙碑》《孔宙碑》《夏承碑》《梁鹄碑》《史晨碑》《曹全碑》《衡方碑》《乙瑛碑》。对于清初的书法家来说，数量可观的汉碑存世是复兴隶书的必要条件。
篆书在清初不如隶书那样热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虽然清初对研究古文字的兴趣渐增，但迟至18世纪下半叶，古文字学的研究才真正进入高峰。清初最重要的学者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阎若璩等并没有留下重要的研究篆书的古文字学专著。此时还没有出现对汉代最重要的小学著作——许慎《说文解字》的系统研究，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编纂和研究，也同样缺乏系统化。在缺乏可靠的古文字研究的情况下，受考据学影响的书法家大概是不会轻易地去书写篆书的。而小篆系统的字也比较规整，不似汉隶的古朴奇肆更能够吸引受过晚明尚奇文化洗礼的清初书法家。
（据《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原文有删减，题目为编辑后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