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平台利用其相对垄断地位形成的资源集聚效应，以抬高服务费率等手段，从小微商家身上攫取高额利益。不少商家反映“赚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给平台交佣金了”，认为当前互联网大平台正逐渐向“收租平台”转变。
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引发社会关注。12月14日，阿里巴巴、阅文、丰巢等3家互联网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消息公布，被视为相关部门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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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商家抱怨平台费率高
“一个月只休一天，账面收入差不多有一万（元）出头，但除去平台服务费和油费及折旧，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差不多只有6000元左右。”半月谈记者在厦门、广州等地采访网约车司机了解到，目前平台服务费普遍在15%至20%之间，高的甚至超过20%。
除了网约车司机，入驻外卖平台的商家也感到“被困在系统里”。广州吉目甜品店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加入外卖平台，该店负责人说，在外卖平台上遇到过“二选一”的问题，如果上两个有竞争关系的平台，佣金就要从16%提升到21%。
佛山市南海区一家桂林米粉店负责人为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疫情期间营业收入中50%用于支付房租，20%用于支付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线外卖平台后，抽取的佣金费率超过20%，进一步“摊薄”了自己的利润。
在2020年的“双11”电商大促中，销售玩具的某电商平台店铺负责人金林加入了各类促销活动，虽然有订单收入，但付出的成本让她感觉在“割肉”。她说，店铺平均一个月的电商总费用在6万元左右，半年的费用超过30万元，2020年上半年店铺的营收额105万元，除去各类成本勉强能够维持收支平衡。
此外，第三方收费更让电商商户难上加难。例如，用户在直播间、短视频广告页面点击链接跳转到电商店铺的，电商店铺还需要额外给第三方合作平台14%的费用。
一名外卖员正冒雪送餐2
“事实垄断”导致独断定价权
为何平台越来越大、租金越来越贵，中小微商家越来越没有议价权？业内人士认为，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导致线上经济呈现出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使相关平台在行业内成为“事实垄断”。
——平台补贴的“烧钱大战”之后，用户使用习惯被深度确立，使用网络平台成为其生活的重要一环。2014年，国内两大网约车平台“滴滴”和“快的”先后补贴数十亿元，以培养用户打车习惯。2015年，两家公司合并，“烧钱大战”告一段落。当时多家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超五成用户表示“补贴停止后将不再使用打车软件”，而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已达3.4亿，较2014年9月的数据增长了一倍多。
——互联网资源存在“寡头虹吸效应”，小微商家的“集体议价能力”较弱。“草创时期，小微商家可以用脚投票，淘汰掉费率不合理的平台，但平台成长为行业寡头后，商户的议价能力就很弱了。”资深互联网行业专家尹生认为，平台在获得市场认可后，会像海绵一样将包括流量在内的优质资源大量吸附，在这种背景下，平台成为强势一方，商家要么妥协，要么放弃已经获得的社会资源。
——反垄断法虽实施多年，但鲜有对互联网企业进行过处罚的案例。“近期公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可以理解为国家针对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出台的实施细则，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认定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新锐认为，对于事实上构成市场垄断的平台，有必要发挥反垄断法的震慑作用，以惩戒方式引导行业合规发展。
2020年12月14日，阿里巴巴投资有限公司、阅文集团和深圳市丰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违反反垄断法，分别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是自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第一起大型互联网企业因违法收购而遭处罚的执法案件。业内人士认为，尽管罚款额度较低，但上述3个案件向社会释放了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的信号，产生了一定的威慑效果。
“二选一” 作者：刘道伟（图片来源：人民视觉）3
危害显现，亟待规范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国内平台经济的市场竞争已逐渐转弱，一些已经获得“相对垄断”优势的大平台又在不断以投资并购等方式蚕食小平台，亟须引起重视，加强规范。
一是对大平台的投资并购行为实施技术监管，倒逼相关企业将财力和精力投向其主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上。尹生说，一些互联网大公司偏离主业，将广撒网式的投资作为其主要的“生财之道”，看到具有成长性的互联网公司就进行股权投资直至战略控股，进而造成当前大部分互联网企业“派系化”，削弱了市场竞争。他建议，开发更为精准和智能的监管技术，将大平台的投资并购行为置于有效监管下。
二是规范平台“抽成”乱象，防止平台“巧立名目”攫取小微商家利益。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认为，应将行政手段调控大平台费率纳入监管考量，防范平台以“流量费”“排名费”等方式向商家设立新的收费名录。他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的收费标准，杜绝各大平台通过“限流”等方式压榨商户，或者强迫商户交纳各种费用。
三是有关部门在制定发布政策时要系统性考虑市场效果的传导，尽可能保护中小平台的市场竞争力。王新锐说，良性的互联网行业竞争环境应该是“小平台不断向大平台发起冲击，而大平台也在不断创新以招架后来者”，因此，保护好中小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他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其对中小平台可能造成的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应该是鼓励“鲶鱼”，而非让“强者更强”。
来源：《半月谈》2021年第1期
半月谈记者：颜之宏 胡林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