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月1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面对不断蔓延的疫情，我们还不清楚人们会经历怎样的改变和成长。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不知该提出些什么问题。为此，我们咨询了几十位全球各地的思想领袖、实干家和思想家，共同思考在“后疫情社会”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最该思索哪些关键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新冠病毒将如何持续考验我们的精神力量和人际关系、加剧社会不平等、加大对可持续性的需求、以及推动我们寻找在未来生生不息的新方法。
露西亚•弗莱（Lucia Fry），马拉拉基金会研究与政策部主任
教育平等会遭遇什么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冠疫情对教育产生了地动山摇般的影响。随着疫情扩散，192个政府先后关闭了本国学校。到了今年四月，有15亿求学者不得不停学回家。
对贫困国家的女孩来说，此次闭校可能意味着她们求学生涯的彻底终结。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女孩们就更容易遭受性剥削、早孕、早婚、逼婚和童工等形式的迫害，还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杂务和护理工作。这些都导致三个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辍学率上升。马拉拉基金会的分析显示，如果在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类似的情况，有2000万女童将永远失去回到学校的机会。而在疫情之前，便已有1.29亿女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新冠疫情将导致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等进一步恶化，这个预期纵然可怕，但并非无法避免。疫情的确是个关键的分水岭。世界各地的家长们都意识到了学校的价值，承认了教师的辛苦工作。各国政府也都明白，无论是眼下还是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决于教育。我倒不是说对此多么乐观，但我决心将“危机”化为“契机”。而我们需要当权者也持有相同的决心。
史蒂芬•泰勒（Steven Taylor）：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流行病心理学》作者
有哪些精神健康影响会持续不散？
在2020年初、封城政策最严时，商店纷纷闭店，人人留守家中，街上空无一人。许多人都怀疑，生活也许永远无法回归正轨。还有人猜测，疫情后的世界也许会变得像狄更斯的小说一样阴暗冷酷。几乎无人相信，生活还能一如往昔。
但对灾难事件的心理学研究显示，大多数人在灾后都能够复原。但对于一小部分不幸的人而言，生活将永远无法回归正常。这部分人约占10%至15%。研究显示，强迫症是在遗传和环境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对于有强迫症遗传倾向的人来说，疫情带来的压力更容易激发、或恶化强迫症。其中有些人如果不接受恰当的精神健康治疗，便会成为长期洁癖患者。
玛奇迪索•莫蒂（Matshidiso Moeti）：世卫组织非洲区域主任
低收入国家会在采购疫苗的争夺赛中落后吗？
新冠疫情刚爆发时，各国纷纷抢购试剂盒和防护装备。全球供应链几近崩溃，低收入国家更是排到了长队的末尾。于是，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合作伙伴联手建立起了一个采购平台。非洲地区如今拥有了超过750家能够检测新冠病毒的实验室。
然而，非洲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市场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检测效率也未达到理想水平。
确保得到疫苗供应可能是个更大的挑战。如今疫苗研发的速度堪称惊人。
与新冠相关的医疗物资采购不同，世界各国和世卫组织都提前预期到了疫苗的上市，不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共有186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冠疫苗保障机制”，承诺进行公平公正的疫苗分配。不过，高收入国家已经与疫苗生产商签署了双边协议，因此又一次排到了队伍前列。
埃拉•达布拉•诺里斯（Era Dabla-Norr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
如何才能减少职场不平等？
为控制疫情实施的社交隔离政策已经使职场发生了巨大转变。仿佛只在一夜之间，视频会议等数字技术便使远程工作成为了可能。即使在解封后，这一趋势仍可能持续下去。这可以增强办公灵活性，提高人们对远程办公的接受度，提升员工幸福感和生产力，还可节省公司成本。女性也能从中受益，因为远程办公可以催生更多性别平等的职业道路，减少收入不平等。
不戴口罩的人际互动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事情，但迟早会恢复，因为过去几个月充分体现了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性。联网是远程办公的前提，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居家办公。全球约60%的人口仍然没有使用电脑或上网的条件。此次危机还显示，需要实地付出体力劳作的工人进行远程办公的程度有限，也更容易遭受失业和收入减少的风险。研究显示，这些工人通常较为年轻、未受过大学教育、做着兼职、并且处于收入分配的底端，说明远程办公可行性的差异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要想缩小在数字技术使用上的差距、避免社会割裂进一步扩大，就急需相关政策出台。这需要调整和转变教育形式与培训体系，让人们更适应技术型工作环境，防止无法在家办公的工人在社会保护方面遭受损失。
桑德罗•加利亚（Sandro Galea）：波士顿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我们要如何解决那些对疫情起到助长作用的社会问题？
新冠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重大失败，尤其凸显了健康相关的社会力量的局限性。由于软弱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已经提前削弱了我们的健康，此次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
那么，等新冠疫情过去后，这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决定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的社会与经济制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为何贫富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资产鸿沟，以及少数民族与种族为何长期以来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最重要的是，这些都属于社会问题，而不是生物学问题。社会问题解决起来要困难得多。但新冠疫情给了我们充分的理由对这个世界进行重建，直到消除健康方面的贫富差距，以及加大对保障住房、优质学校、最低收入、性别平等、清洁的空气、饮用水、公平的经济体系等社会力量的投资，以此打造一个更健康的世界。
马克•罗兰（Mark Rowland）：精神健康基金会董事长
我们要如何利用政策和社区力量、提高精神健康的优先级？
疫情让我们瞥见了一个更友善的社会是什么模样：这个社会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对彼此的依赖是多么强烈。即使在疫情之前，精神疾病便已经全球健康问题的首要原因之一。
我们无法通过自愈解决精神健康危机，此次疫情也显示，个人生活、社交情况、经济条件、以及周边环境都会对我们的精神健康造成强大影响。但我们也从社区活动经验中了解到，我们可以通过解决不平等、创伤、孤独和压力等问题，创造出有益于精神健康、避免精神疾病的条件。我们需要重新设想社会可以成为什么模样、应当成为什么模样，并且我们的未来显然取决于此。
因此我的问题是：考虑到精神健康对人类2021年成功复苏的重要性，我们的政府、地区组织、企业和社区应当怎样做，才能打造并维持有益于精神健康的条件呢？
Man-yee Kan：牛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疫情是如何恶化了两性劳动分工的？
我指导自己的研究团队分析了封城对英国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及时间利用情况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封城后用在家务和护理上的时间都有所增加，但家务方面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
但我们发现，女性的幸福感出现了明显下降，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性。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即使在封城之前，女性便已经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工作量。从北美、欧洲到东亚，女性都要承担更多的无薪家务工作，总工作时间（包括有薪和无薪）也比男性要长。这些既是其它形式的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结果，如收入和职场排行的不平等。
虽然男性和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在封城后均有所增加，但随着封城政策放松，家务时间也随之减少。尽管人们在封城期间待在家里的时间更久，从长期来看，家务分工也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平等。换句话说，等疫情结束后，女性承担的家务仍会远多于男性。
封城之后，女性和为人父母者的心理幸福感下降得更快、更显著，并且在六月解封之后，这些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并没有恢复。这说明，疫情会对人们的精神健康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诺瑞纳•赫兹（Noreena Hertz）：《孤独的世纪：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团结一心》作者
我们该怎样应对疫情期间的孤独感？
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全球便已有40%的办公族会感到孤单。在美国，约五分之一的成年人表示，在工作中一个朋友也没有。
此次疫情使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远程办公刚开始的喜悦感已经消退。如今还在家办公的英国员工中，有近一半人会感到孤独。此前也有相关研究显示，远程办公到了九个月时，人们便会产生强烈的与世隔绝感。此外，新冠疫情对低收入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状况都会造成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感到被抛弃和被边缘化。
随着社交隔离与封城政策延续到2021年，人际关系将持续受限，使得许多专家对隔离产生的孤独感感到担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身体健康角度，孤独感都会使社会付出巨大代价。我已经在研究中揭露了民粹主义与孤独感之间的联系。孤独感还会使企业付出高昂成本。与他人相比，孤独的雇员往往工作动力不足、对工作不够投入、参与感低、生产力也较差。
为了我们的健康和经济考虑，缓解员工的孤独感需被视为重中之重。
何塞•穆斯特•里昂（José Mustre de León）：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高级研究中心总干事
疫情会促进国际合作吗？
过去20年来，获取知识的数字渠道突飞猛涨。这使得全球的科研能力提升，欠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也可以加入其中。这一现象还要归功于全球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助于减少世界各国在创造新知识上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科学合作都是孤例，欠发达国家在大型多边项目中的参与度依然很低，对社会福祉的影响也很有限。
自2020年初以来，在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高级研究中心，我们目睹了一次更有组织性的合作过程。在此次合作中，多支大型国际团队迅速集合在了一起，为每名参与者分配了具体工作，反应时间比之前快了许多。这还是在远程交流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合作产生了诸多积极成果，比如能够更快地评估治疗新冠的疗法和药物及社交隔离策略的效果、更好地设计工作场合、以及更快地研制新冠疫苗等等。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问题，在本国进行的研究发现、以及其它国家的对照发现可以让整体策略得到更快、更可靠的改进。
合作过程的变化可以更好地整合本地提出的知识和验证结果，还让欠发达国家可以更好、更快地接受基于科学制定的政策，因为有更多人可以参与到知识创造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如果未来能保持这一趋势，全世界便可更好地应对其它全球性问题，如新疾病或气候变化等等。
戴维•布鲁斯坦（David Blustein）：波士顿学院咨询心理学教授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劳动者？
此次疫情已经导致了全球成百上千万人失业，使人们经历了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的痛苦时期。工作对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至关重要，如生存能力、做出贡献和获得成就的能力、社交关系、自主权利等等。
我认为，此次危机暴露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和支持的缺乏会造成什么影响。由于这层“安全网”漏洞百出，全球有无数人正在经历食物、住房和健康危机。而我相信，眼下正是一个转折点。
我希望此次疫情能鼓励我们对工作的社会、心理和经济意义进行一次严肃评估。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一系列系统性变化，如保障工作机会、确保工资足够维持生计、提供医保、提供人道主义的工作环境等等。为实现这一目标，领导者和民众需要对组织监管方式和劳动者保护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我希望全球人民可以开展一次运动，将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让人民有能力维持生计、并且要活得有意义。
皮普•潘福德（Pip Penfold）：People Collider公司CEO及共同创始人
此次疫情凸显了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区别：我们都身处同一场风暴之中，但搭乘的并不是同一艘船。我们很容易想到，发展中国家的人要想获得在家办公和上网课的硬件、软件和网络连接，可能会存在一些挑战，但有证据显示，发达国家的人也需要面对贫富差距这一残酷现实。这使得“联网权”重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反过来看，随时能联网的人是否也应该有断网的权利呢？压力、失眠、上瘾等健康问题都与当前这种“24小时在线”的工作文化有关。
阿什利•布鲁姆菲尔德（Ashley Bloomfield）：新西兰卫生总干事
等疫情过后，各国应如何调整优先级？
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影响和塑造我们的生活。人们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和生存能力。安全有效的疫苗的落地将成为决定全球中长期未来的重要转折点。但就目前而言，我们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焦虑和担忧都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正常反应。要想增强自己的复原能力，要点之一便是采取必要的休息、恢复和自我照顾措施。在新西兰，我们一直很重视如何让人们更容易地获得帮助，如拨打心理求助热线1737、以及免费与受过培训的心理咨询师交谈等等。
米里亚姆•科尔梅耶（Miriam Kirmayer）：临床心理学家与友谊专家
此次疫情会对人们的友谊造成什么影响？
当我们被鼓励与他人保持距离时，要怎样才能维系人际关系呢？许多人都很怀念那些与他人密切相连的时刻。在人生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感受到了朋友的缺席。除了物理距离之外，相左的理念和价值观也使得友谊备受挑战。虽然我们拥有与他人保持联络的科技，但许多人仍然感到与世隔绝、孤独万分。
与朋友密切相连的感觉是预测我们身体健康和情感健康的最重要的标志物之一。孤独感对健康极其有害。尽管如今保持距离十分痛苦，但这也提醒了我们，友谊是多么宝贵。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如何才能培养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我们最终总会恢复从前的共同活动、找回过去的玩伴。但如果我们能转变一下自己对友谊重要性的看法、弄清如何培养更亲密、更充实的人际关系，也能使我们受益匪浅。
事实上，孤独感与朋友数量多少、或者彼此见面和交谈频率的关系不大，而是更多与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的主观感受有关。我们越是能接受自己的脆弱、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斗争与成功，越是能照顾朋友的感受、不将自己的感觉强加于他人，越是能将友谊置于第一位、就像我们对待其它人际关系与责任一样，我们就能感觉与别人更加亲密，能更好地区分“独处”与“孤独”之间的区别。
露丝•萨瑟兰（Ruth Sutherland）：伦敦撒玛利亚会CEO
社会该如何应对此次疫情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有了人际联系才能更好地存活。这种联系往往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驱动力。此次疫情影响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使更多人感到越来越与世隔绝、脆弱无助。虽然疫情对所有人都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影响，但在社会内部，这种影响的量级也存在区别，最脆弱的群体所受的影响往往大得不成比例。
整个疫情期间，在打进撒玛利亚会帮助热线的电话中，虽然只有四分之一只针对新冠疫情，但几乎每一通来电都会提到疫情对自己的影响，如精神健康、孤独感、孤立感、家庭、经济和失业等等。我们也知道，难以联系到危机处理团队、预约会面和获得支持服务始终是个大问题，这会导致人们感到越来越痛苦、失望和绝望。
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人难以获得保持精神健康所需的支持服务了。而受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影响，又有50万人比此前更容易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我们急需改变现状，将心理健康置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核心。被放在第一位的应当是改善精神健康，而不是治疗精神疾病。
支持服务和慈善机构扮演的角色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关键。我为撒玛利亚会和同类组织对此次危机的应对方式感到自豪，它们为一线奋斗者、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众提供了情绪支持。我们还需继续保持合作，为创造精神更健康的社会寻找更多灵感。
凯伦•卡西戴（Karen Cassiday）：大芝加哥焦虑治疗中心总经理
面对面互动会变得多么重要？
此次疫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面对面互动、接触他人和亲密相处对我们的精神健康究竟有多重要？
我们过去都想象过，假如能在家办公、成天穿着自己最舒服的衣物，生活会多么轻松舒适。当我们感到压力太大时，也可能幻想过在大自然中独处一段时间。但我们当时并未意识到，等我们因为口罩遮挡、看不见他人脸上的表情，会感到多么疏离；等我们走在戴着口罩的人群里、无法与他人愉快交流，又会感到多么疏远。
此次疫情导致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地远程办公、远离他人，也因此凸显了我们是多么需要频繁的面对面互动。面对面的交流、与邻居简短的闲聊、遇到朋友时不经意的拥抱……当我们拥有这些时，便能保持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能从此次疫情中学到一定的心理学经验，就会努力创造更多进行日常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因为与他人之间的身体互动可以肯定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人性、以及我们对彼此的依赖。
格恩•伊丽莎白•伯克朗（Gunn Elisabeth Birkelund）：奥斯陆大学社会学教授
特定的心态和信仰为何会导致疫情恶化？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世界各国人民每天都面临着多种维度上的风险。例如，由于不可持续的生存条件、政治危机与气候变化，全球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强。最近的新冠疫情也是一个例子，对全球各地的人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具体取决于个人的资源、权力和所在国家的政治响应情况。有趣的是，我们多年来一直相信，既然我们已经成功研发了多种疾病的疫苗，全球性流行病不会再对我们造成打击，至少不会像之前的流行病那么猛烈。
然而，如今疫情已经成为了不容辩驳的事实，使全球人民都笼罩在痛苦和死亡的阴影之下。人们不禁纳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社交媒体和其它形式的媒体上，各式各样的假新闻和荒唐说法更是满天飞。有些人推崇国家主义，将这次疫情怪到全球化头上；还有些人称“这是大自然的反击”，给大自然赋予了社会机构的地位。
我的观点很明确：与其相信那些阴谋论、国家主义、神秘主义等反智说法，我们更应该回归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对一切教条、政治和宗教提出质疑，将科学方法（如研发疫苗）与国际合作（推广疫苗）视为解决此次危机的唯一出路。
菲利普•琼森•加尔（Philip Jonzon Jarl）：Relate公司CEO及共同创始人
新冠疫情正在怎样改变我们的恋爱关系？
新冠疫情迫使我们整天待在家中，与外界社交十分有限，这使我们的恋爱关系经历了严峻考验。许多人从未与伴侣共处过这么长时间，主要的社交与联系对象也都变成了自己的伴侣。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个深入发展感情的大好机会；但对许多人而言，这反而让他们意识到，两人对彼此的了解是多么缺乏、或者恋爱中的沟通是多么糟糕。
仅仅在瑞典，今年六七月间的离婚数量就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15%，全球上报的家庭暴力案件也增加了20%。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此次疫情也帮助我们学会更加欣赏和珍惜自己的爱人。对许多人而言，高质量的相处可以有效增进感情，情感上的亲密无间也会对我们的幸福感造成积极影响，让我们更愿意增加对感情的投入。
约翰•阿米奇（John Amaechi）：心理学家、皇家公共卫生学会研究员、前NBA球员
我们要如何打造考虑所有人需求的“新常态”？
2020年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大多数组织对自己工作的认知。许多人认为，适应一个全新的未来工作世界需要五到十年，而新冠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则把这一时间缩短到了短短几周。
我们已经证实，尽管在全球性健康危机期间，人们在居家办公时仍能保持高生产力、也依然兢兢业业。并且，从人们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反应来看，雇员们都要求领导者们言出必行，嘴上说着“平等包容”还不够，必须有实际的行动计划相匹配。
除了这些由危机引发的思想演进之外，我们还不断听到“新常态”这个说法。“旧常态”有很大一部分根植于功能失调的传统和过时的认知之中，总指望人们工作时永远保持最佳状态。假如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肯定能过得更好。
“新常态”则没有什么标准，也谈不上野心。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告诉客户，如今情况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你既可以创造一种战术性的新常态，内容净是那些“因为病毒再也不能做的事情”，让所有人感到失望和不满；又可以将这一时期视作一种战略机遇，创造一种符合实际、以人为本的工作方式，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持续创新、坚韧耐挫，不会在未来的危机面前土崩瓦解。
这是一次在文化层面上推倒重来的契机，我希望组织们能够意识到寻求新机会的好处，而不要重蹈覆辙。研究告诉我们，雇员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覆辙”。
约书亚•摩根斯坦（Joshua Morganstein）：统一服务大学创伤压力研究中心助理主任
我们要如何带领人们挺过悲伤与压力、并让他们感受到希望呢？
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狠狠击垮了社会的断层线，暴露出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种族、性别和收入差异等等。领导者们在承认社会分化、解决关注、寻求合作性解决方案、促进团结与恢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家指出，社会中所有人都需要提升幸福感与快乐感的优先级。从历史上来看，疾病造成的负面精神影响比健康影响波及的人群更广、持续时间也更长。我们应当预期到，在此次疫情结束之后，人们精神健康所受的影响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疫情中，人们纷纷丧失了安全感、丧失了对未来的确定性、也失去了工作与生命，这意味着悲伤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在悲伤中的领导能力对社区而言至关重要，包括承认悲伤、致敬损失、以及帮助社区重获希望、面向未来等等。
压力就像一种毒素。要想弄清它的影响，我们需要知道暴露的对象、时间、程度、以及能够缓解压力的因素。许多人都面临着因新冠疫情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风险和保护因素、进行有效和针对性的干预、以及为未来的新疫情做好计划，健康监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利比•桑德尔（Libby Sander）：邦德大学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
怎样的空间设计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下去？
人类生来就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欲望。但在疫情之后，我们则会开始寻求更加个人化的体验。体验设计将在吸引用户中起到关键作用，信任作为一种货币，也会变得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上探讨自己工作与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要对我们之前的假设发起挑战，不能仅仅是重复之前的一贯做法。在未来的工作环境中，人们将面临自动化、外包和人工智能的三重威胁。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应对方式，针对不同场景进行积极筹划。而受到疫情影响，这一切已在加速进行中。
城市中办公室的规模会缩小。人们会将家庭环境视作一处避世之所，将家中设计得更加舒适祥和。家中会设有专门的工作区，装有更好的办公设备，还会采取隔音措施。我们的家可能会变得更大、更加自动化，可以办公的地点也不止一处。人们不需要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办公室的目的也会发生变化，关注点将主要放在团队互动与合作上，而非聚焦个人工作。办公室的设计也将以创造体验为中心，可以让员工身心都感到安全、感到与他人密切相连、并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潘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前美国商务部长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培训和组织劳动者、让他们更好地应对疫情之后的生活？
如果不采取策略对劳动者提供支持、使他们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更具竞争力，美国就不可能从新冠疫情中完全复原。
迅速兴起的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美国各处的工作场所。如今，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些经济干扰。虽然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进步，但我们可以、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帮助美国劳动者不断进步、取得成功。在疫情过后的恢复时期，这将是一项主要挑战。要想应对这一挑战，就需要打造更加兼收并蓄的经济，给劳动者提供学习所需技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21世纪的工作场所更好地适应、调整和发展。
美国还必须加固和改革社会安全网，保证更具包容性、更公平公正的经济增长。例如，要保障基本的全民医疗；要给予劳动者新福利，如培训券等等，帮助他们向新职业转型；要让所有人获得上网的机会，目前还有许多家庭无力承担这笔费用；要让更多人获得育儿假、病假和家人病护假；要加强食品补助；要增加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补助，从而更好地为教师、一线响应人员和医疗工作者提供支持。
最后，国家还需要制定增强未来经济竞争力、保障就业与产业的前瞻性战略，包括加大对劳动者、创新、早期研发的投资，还要改变移民政策，欢迎人才进入、而非将其拒之门外。
强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成功的基石。但新兴技术正在使全球经济发生转型，政策制定者应当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疫情过后的世界，成功实现了这种转变的国家将最容易恢复和繁荣。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
哪些劳动者受到的冲击最大？
此次疫情会怎样加剧社会不平等呢？疫情当前，几乎所有体力劳动都用不着考虑了，比如社工、医疗工作者、清洁工、钟点工等等。有很多媒体报道称，人们即将彻底放飞自我，城市中心也会随之沦陷。而疫情的影响则会加速这些压力的发展。它将把白领阶级中“混日子的人”和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这一影响既恐怖又持久。工薪阶级面临的风险将是中产阶级体会不到的。
斯瓦提•贾努（Swati Janu）：牛津大学研究员、德里mHS城市实验室高级设计师
我们从印度身上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各国应对疫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网络为个人及群体提供支持。在印度，我们有针对基本物资供应的“公共分配机制”、为六岁以下儿童提供午餐的“整合儿童发展机制”等等，在困难时期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这些网络之间的缺口也暴露了出来，于是有社会组织挺身而出、弥补了这些缺口，确保居民可以真正获得支持。此次疫情还暴露出了没有安全网可以依靠的群体，比如大量回村的农民工，不仅无法维持生计，甚至没有片瓦遮身。我们急需从宏观政策和政府层面思考，如何加强现有的支持网络、以及如何弥补这些缺口。
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副教授
疫情造成的不平等在城市中是如何加剧的？
疾病往往会激化社会断层与分化，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新冠肺炎在肥胖及相关疾病盛行的低收入有色群体中的死亡率尤其高。白领阶级的专业人士可以居家办公，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不得不奋斗在疫情一线。有钱人可以到度假胜地避居，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则只能蜗居在拥挤的公寓中，老老少少共居一室。
藏于口罩之后，相隔1米之遥，我们的确在失去与彼此的接触，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结性和参与性，而这恰恰是城市生活的精髓所在。相反，我们如今只能踏足社交媒体，让自己沉浸在一个悲伤的、城市的幻影之中。这也是一种社会分裂，我们只会去接触那些长相、行为和思维与自己相似的人。
伊泰•帕蒂（Itai Palti）：意识设计中心主任
在疫情过后，城市设计如何能够改善人们的精神健康？
要想了解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响，我们首先要将城市视作一种联系的媒介。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我们每个人与不同场景下的自己的联系。从这一角度来看，疫情限制了我们扮演不同身份的能力，比如祖母、导师、朋友等等。
健康的人际互动有助于我们保留或发展不同的身份认知，对于社会幸福感、儿童发育、甚至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互动中，城市也通过提供不同场景、丰富共享关系、固定记忆场地等方式，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冠疫情使得许多行业潜藏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城市中也是如此。在疫情之前，社交隔绝、孤独感和缺乏社会凝聚力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如今甚至更胜一筹。这些问题还将一直存在下去，因为人类普遍都有对人际联系和归属感的需求，疫情更是使这种需求变得更加凸显。
要想使疫情之后的城市变得健康一些，我们必须改变城市的优先级。如果我们依然将消费场所当做社交聚会的主要地点，社交联系就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从属物，我们也没能从封城中学到任何教训。相反，我们需要将城市重新打造成一个更好的、可以随时保持联系的媒介，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设定公共场合的目的，以真诚、有意义、安全的人际互动为中心。
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董事长及CEO
不平等与经济会如何继续联系在一起？
若以美国经济过去40年来的经历为背景，最容易理解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随之造成的经济衰退。过去40年来，不平等持续加剧，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经济、劳动者和家庭更容易遭受经济冲击。
除了精神健康挑战之外，疫情还暴露出了我们的体制与机构面临的挑战，其中充满了不平等与种种问题。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对研究过经济不平等的人来说并不新鲜：这种广泛存在的脆弱性将持续威胁美国人民的健康与幸福感。最近一次经济研究显示，在收入、财富和企业之间存在的高度不平等会对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造成阻碍、破坏和干扰。
当前的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零重置的机会。政策制定者们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减少经济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上。我们必须限制不平等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扼制，并设法避免集中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力量。我们还必须确保，在此过程中，性别和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之类长时间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要得到解决。
现如今，我们应当齐心协力，携手打造一个增长强劲、稳定、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经济，一个通过个人与家庭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来衡量成功程度的经济。
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通过新冠疫情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全球性机构均无力应对当前的种种挑战。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实并不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而是已经孕育了至少几十年时间。
这些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明显的全球性挑战，如阻止气候变化、避免核战争（以及控制全球流行病）等等。但我们并没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性机构。
第二类问题主要围绕自动化与全球化。这些看似属于国家性问题，但也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机构带领我们挺过这段混乱时期，但由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没能成功认清和解决这些挑战，对国家性和全球性机构的信任都已经所剩无几。
等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之后，这个世界将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同，如更多的居家办公、更少的旅行、更多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等等。而我的担心是，这些变化可能还不够大。我们仍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工作方式、没能成功对机构进行重塑。我们也可能响应呼唤、解散机构，向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激进的渐进主义，以我们现有的机构为基础，但与此同时，又对它们展开逐步重塑，从而打造一张更坚固的安全网、更好地引导技术变化，为劳动者提供帮助，促进共同繁荣，重新构建更好的全球化，以及着手解决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比阿特丽丝•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历史教授
在疫情之后，怎样才能解决城市中的不平等问题？
人们在设想未来城市时（危机期间似乎人人都会这么做），想到的往往是有形的城市，包括城市的形状、材质、组织、街道、公园和建筑等等。但疫情使得无形的城市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在外，不仅是高度社会化的微生物的“城市化”，还有不平等的城市化、隐身的劳动者、以及获得关怀和共鸣的程度不一致等等。
城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疾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每次都表现得好像是首次经历流行病一样。但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疾病史。城市会加快传染速度，但同时也是思想和人际关系的孵化器。我们也享受着城市提供的污染。未来的城市外观也许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内在节奏将会改变。就拿目前成百上千万人不得不执行的居家办公来说，这曾经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如今却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法放弃的现实。这种向室内的转变并不是在逃离城市、或是逃离密集人群。新冠病毒并不是一股反城市化的力量，而是会激发新形式的城市集聚、新形式的交叉感染。关键不在于城市的形状，而是居民负担得起的住房、教育和医疗。
厄瓦什•安内加（Urvashi Aneja）：查塔姆智库副研究员
我们要如何保障劳动者福利与幸福感？
新冠危机凸显了临时工面临的风险，大多数平台都没能承担起保障劳动者健康、安全和经济的责任。这方面颁布的措施寥寥无几，且多半都优先保障消费者安全、而非劳动者福利。还有各种监控机制在不断采集人们的位置数据等信息。
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缺少强有力的劳动法、缺乏数据保护机制、以及监管能力低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水平都很高，导致劳动者别无他选，只能接受这些工作条件。
零散工也可能逐渐增多。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都导致了零工经济的增长。随着工作岗位数量减少，历史可能会重演。但从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这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并不是件好事。劳动者会缺少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采取集体抗议行动的机会也会变得很有限。（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