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12日消息，疫情一旦结束，我们应该如何治愈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创伤，抚平这些痛苦记忆？目前，英国广播公司专栏作者埃德·普瑞迪奥克斯从创伤科学中找到了与直觉相反的答案。
如今人们生活在几十年来首次全球大规模创伤事件中，可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危机，这可能是人们一生中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疾病灾难。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200多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而且每天都有可能数万人死亡，这一趋势并未得到扭转，全球经济下滑、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个人心理变得不正常、整日面对乱糟糟的生活，在这场病毒风暴中无人幸免。
然而，一想到新冠疫情，人们就想到“创伤”，还有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大创伤”，无论是大量感染患者死亡，还是疫情隔离期对居民造成的心理痛苦，从深层角度剖析，新冠疫情还对社会多个层面带来重大影响，例如：政治、经济、生态和科学领域，即使从心理健康角度来看，“疫情创伤”也不完全是媒体讨论的焦点，媒体更多地关注抑郁、焦虑、孤独和压力等其他问题。
创伤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用于形容极度紧张的事情，它并不总是来自短暂、尖锐的冲击，例如：车祸、恐怖袭击或者战争交火，而且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不是一回事。创伤是关于事件及其效应对人们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但它与压力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我们如何从信念的深层面上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
西班牙一名医护同事去世后，医护人员拥抱在一起，非常痛苦。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它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将在社会中持续多年时间，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关于创伤的科学告诉我们什么？为了治愈创伤，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英国创伤委员会代表、精神科医生戴维·斯特里基称，创伤可以被理解为“意义建构”的断裂，当你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和看待别人的方式被某事件震憾和推翻时，你的“意维定向系统”会出现差距，简单的压力级联产生创伤的事件，将使你感受到持续和严重无助感。
即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悲剧，也会成为潜在的“创伤坑”，例如：人们被解雇可能带来极大的创伤，某人的身份，“个人GPS”信息，往往与工作及其执行情况紧密相关，一份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自尊、目标和社交网络，同时也涉及到许多生活轨迹活动，一旦这份工作被意外解雇，将从意识上改变这一切，人们的压力将累积，大脑神经系统被迫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一个人的精神恢复力，是驱动人们认知机器的燃油，促使我们在压力中不断前行，一旦遭受创伤，这种恢复精神意志的“燃油”将耗尽。如果没有任何事物来解释如何度过每一天，那么在遭受创伤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将变得非常不稳定。你需要更新和重塑自己的信仰和自我意识，进行新一轮的“意义建构”，才能克服创伤产生的影响。
创伤并不一定与事件强度成正比，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好地处理发生的事情，正如斯特里基所指出的，每个人的意义建构并非统一的，此外，我们的信仰体系表面的强大程度与它们在创伤治疗中的应用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这实际上取决于某人生活得怎样，斯特里基说：“真的很难确定什么因素会给人们带来创伤？”
我们应对疾病、死亡和悲伤的正常方式已经被疫情大流行完全打乱。当创伤扩散开来
然而，即使人们对创伤产生更成熟的理解认知，“巨大创伤”的概念也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如果创伤是事件和个体心理的结合，那么巨大创伤有可能发生吗？群体自身会受到创伤吗？为什么新冠疫情可能是一个案例研究？
在最简单层面上，巨大创伤（也被称为“集体创伤”）发生在同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在某些相同时间跨度内伤害大量的人，虽然它并不像战争或者恐怖袭击那样创伤强度极大，但新冠疫情在许多方面具有教科书式参考价值。
最明显的创伤是新冠疫情正在制造一场大规模的丧亲之痛，死亡对亲人造成的悲痛无处不在，部分新冠患者出现病情迅速恶化，甚至感染短短几天就从轻度症状变为濒危死亡，让亲人们未能做好情绪准备。在疫情期间，部分医院可能无法接收新患者，并且医生与患者交流沟通很麻烦，人们死亡后的悼念仪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参加葬礼的人数减少。不断的病毒感染数据提醒会触发亲人痛苦的记忆，并从心理上再次出现创伤。德国歌德大学哲学家马格达莱纳·索尔科斯称，由于集体无力处理当下问题，可能会陆续出现更多的新冠患者死亡。
在医院病房里，整天面对着饱受新冠病毒折磨的患者，护士和医生也面临着相当大的潜在创伤，依据一项最新调查，在与病危重症人群隔离之后，大约20%的医疗工作者也将面临着创伤后影响。医疗工作者每天都面对着患者死亡、资源受限、患者身体插入导管以及操作生命维持系统时，他们还面临着“道德伤害”产生的另一种创伤：当他们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工作身份整日面对患者的生与死，并且自己的某个医疗决策方案可能将患者生命推向死亡边缘……
在医院的病房里，护士和医生面临着相当大的潜在创伤。对于严重病例，估计有五分之一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需要住院接受治疗，这也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创伤，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令人痛苦的亲人逝世，以及特定的疾病症状可能令人难以承受。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创伤研究专业资深讲师梅廷·巴索格鲁说：“无法呼吸是你能想象到最痛苦的事件，因为人们面临呼吸困难，将变得无能为力，新冠病毒患者典型存在呼吸困难现象，这是一种经常将强烈压力推向创伤领域的状况。”
然而，新冠疫情对人类带来“巨大创伤”是它对全体人口的影响，包括那些永远不会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以及知道谁感染了病毒的人，对于许多人而言，潜在感染一种无形的致命疾病，无论这种感染是否发生，都会对人们带来内心巨大的恐惧。这就引发了研究人员所谓的“内感受性恐惧”：当我们的压力来源不是外部环境中明显威胁，而是我们对身体是否正常运行的担心。
此外，与隔离期生活的平静停滞状况相比，新冠病毒以指数级传播扩散是难以理解的，我们被现实状况及其生活节奏感彻底打乱，据称，曾有人声称出现自己感受到时间扭曲的轶事报道，部分人出现胡思乱想的意识，即使当地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持续关注报道也于事无补，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封闭，思维和行为能力出现较大的变化。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新冠疫情的新闻循环播放，但可能增大“替代性心理创伤”，因为可怕的新闻事件会使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产生创伤应激感，例如：一项针对心理治疗师的调查发现，大约15%的心理治疗师从患者那里听说创伤性病毒大流行的经历之后，他们感受到替代性心理创伤的“程度很高”，而普通受访者仍然面临“中度程度”的心理创伤。
环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威胁，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的生活都很平常，朋友、家人、邻居，这基本上构成了人们的生活圈，这看似平常无奇，然而一旦处于新冠疫情期，这里就变成一个充满物理危险的空间，我们世界观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在面临更切实威胁的压力时会转向的事物，正在逐渐被削弱。
这种困境将更加实际，在人们面对巨大创伤时期，无论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火箭弹袭击，还是非洲局部军方冲突，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公众集会和社交网络对于人们的心理创伤快速恢复至关重要。然而，对于新冠病情，与他人见面接触恰恰是扩大病毒传播的最危险方式，显然如果在疫情期间公众集会在恢复人们心理创伤的同时加大了病毒传播风险，专家指出，如果治疗民众疫情期间的大范围心理创伤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在印度的一个墓地里，一名卫生工作者在葬礼前做出极度沮丧的反应。更明显的是，2020年新冠病毒大爆发造成的全球经济降速和隔离封闭，已将数百万居民推向一个“未知时代”，破产、失业、人生计划被颠覆……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研究结果显示，同时期精神疾病患者数量显著增加，且呈慢性上升趋势。以色列荷兹利亚跨学科中心社会心理学家吉拉德·赫施伯格说：“如果某人失业了，就意味着出现个人危机，当这个国家很多居民无法正常工作时，就会上升至群体危机或者国家危机，对于那些仍在工作的人而言，由之前传统工作模式过渡至远程办公模式，可能会带来微妙的创伤，所谓的创伤定义也悄然发生变化。”
人们必须关注儿童暴露于替代性和非替代性的集体创伤，由于他们的年龄较小，其叙事描述能力较差，无法像成年人叙事那样具体生动，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但同时也更加敏感。英国创伤委员会的斯特里基说：“面对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儿童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世界观，你知道，面对新冠病毒，人类的力量显得非常渺小，孩子的父母都可能无法幸存这场灾难，对于孩子们来讲，这个世界都变得不安全了，那些应该照顾我们的人却没有尽职尽责，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确实会导致儿童对事物的认知，他们可能将某些痛苦回忆聚焦成一个镜头画面，或者成为挥之不去的痛苦。”
人们在潜意识里有一个镜头，通过它观看世界，观察自己和其他人，而某些创伤事件将会对该镜头增色（在足够的压力下），即使这些创伤事件已经停止，有些人还是会带着有色镜头看待事物。
南非为新冠肺炎受害者举行纪念活动。如果一些儿童长期遭受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那么当他们成年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新冠疫情产生的危机就成为一种代际现象，他们可以通过鼓励无意识模仿、有意识的条件反射，甚至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学（创伤压力在物质方面改变了基因遗传）来传递创伤，尽管表观遗传学还处于早期阶段，例如：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将他们较低的教育升学率、就业比率、婴儿死亡率和其他社会指标的差距，与该土著居民历史创伤事件联系起来。
也许居民巨大创伤的最大问题在于数量，当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居民（目前全球新冠病毒患者数量已达到1千多万）相继受到精神创伤时，就会对精神卫生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伴随系统冲击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压力。
纯粹精神病学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巴索格鲁强调称，要解决巨大创伤问题，仅靠精神病学治疗是远远不够的，巨大创伤意味着意义建构工具应当通过媒体渠道传递：书面形式、小册子和视频、儿童频道、电视频道、报纸、各种信息渠道、互联网等。
巨大创伤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对强权领导的集体渴望，加速权威主义。
巨大创伤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更多的是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旦大量人受到创伤，他们的关系将被改变，他们与更广泛的社会体系之间的联系会破裂，对于他们而言，自己认为无需再履行公民的义务，他们具有社会影响、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
例如：一项针对某国巨大创伤幸存者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政治参与度出现永久性下降，巨大创伤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对强势领导人的集体渴望，加速权威主义的发展，并为草率、看似果断的政策应对创造条件。作为一种影响群体的现象，巨大创伤改变并激活了群体联系的微妙关系，换句话说，在群体层面上，这是意义建构的基石，是创伤的自变量。
在德国，一位女士走在一张海报旁边，上面写着“最佳团队、保持距离”。群体VS个人
社会心理学家称巨大创伤是“社会生活基本元素”：行为期望、仪式、共享制度、社会空间、宿命感，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他人可能是与遭受创伤个人（其精神意识遭受某些事件严重影响）相同境遇的人群，巨大创伤有可能对群体社会组织造成打击，其严重程度可能危及个人自我核心价值。
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注意到新冠病毒以微妙和破坏性的方式对居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表示，美国社会组织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社会上出现混乱局面、居民行为失控，似乎整个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亚历山大认为，美国新冠疫情期间的巨大创伤是一种双重打击，今年5月掀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抗议活动，以及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新冠病毒造成居民死亡期间存在明显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导致新冠病毒与围绕种族的更长期历史创伤交织在一起。现有证据表明，有色人种，尤其是美国黑人，面临着来自种族主义和歧视的代际创伤，这些事件引发人们对接踵而来的集体创伤以及更具破坏性影响的担忧。
在一些巨大创伤的案例中，群体社会组织能逐渐适应心理变化并克服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果一场巨大创伤明确与群体身份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毁灭和破坏遭遇之后，就能为新一轮意义建构提供一个不可替代的元素。以二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为例，以色列荷兹利亚跨学科中心社会心理学家吉拉德·赫施伯格指出，这个群体与创伤之间的关系，尽管二战结束几十后，幸存者及其后代仍努力地抚平创伤带来的伤痛，他们抚平创伤的方式融入宗教仪式和谈话之中，这成为他们“群体身份认同的核心”。
然而，新冠疫情显然不像二战大屠杀事件那样对单个群体构成生存威胁，该病毒的传播全球性是其造成巨大创伤的部分原因，然而，在我们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神话援引是相当普遍的。在英国，二战时期的闪电战经历——“国家记忆”的基石，经常被人们唤起，这种闪电战精神始于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面对德军恐怖的空袭浪潮，英国居民仍然保持冷静，甚至即使在地下避难所也会与家人一起庆祝圣诞节，闪电战精神能够加强灾难来临时社区和邻里之间的互助关系。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国家的讨论（也许是我们最具可比性的巨大创伤参考点）也很常见，正如现代人们抗击疫情病毒一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新冠肺炎与1941年珍珠港袭击和911恐怖袭击相提并论。
遗忘的问题
然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巨大创伤带来的持久社会危险在于遗忘，当这些创伤未被抚平消除，未被讨论，也许是被人们有意抑制回避，群体和社会组织就会继续受到这些创伤的干扰，这种伤痛未被有效治愈，个人的创伤累积而不被识别发现，并在裂缝下溃烂……
在黎巴嫩，饱受战争影响的社区被视为处于“连续创伤化”，或者处于“高度觉醒”和“麻木”周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遭受创伤的难民群体也是如此。暴露在未处理创伤的环境中，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攻击性和焦虑，或者为了防止再次接触到诱因，他们可能采取“回避、冷漠或者被动”的行动。在群体层面上，对他人的暴力和侵犯可能周期性发生，然后此类事件就不会再发生。有时，官员们甚至会假装创伤性原始事件从未发生过，包括对教科书的审查，在新领导层的微妙政治中，这种遗忘对遭受创伤的群体具有更大的致命性，可能形成一种特别强大的怨恨，并成为社会动荡的引擎。
仪式和纪念比试图忘记疫情灾难对我们更有帮助。因此，新冠病毒很容易被人们危险地遗忘，这或许令人感到惊讶，至少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在上一场全球疫情大流行时期，即1918年全球性流感，这段痛苦历史在各国居民的记忆中被封存，以至于评论家称其是“被遗忘的流感”。据统计，当时全球至少有5000万人死于流感病毒，但从表面上看，这场流感似乎没有对我们的社会组织的公众形象造成任何影响。
例如：艺术、文学和回忆录都是记忆的重要因素，然而，1918年发生的流感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媒体很少关注该事件，公众对此避而不谈，除了新西兰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制定国家纪念程序，无论是雕像、基座、纪念碑、纪念日、默哀时刻或者其他工具，根本没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家马丁·贝利查阅了英国档案，统计1918年流感期间大约有25万人死亡，他说：“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公开纪念的证据，没有任何纪念仪式，意味着它确实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了，在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1918年全球大流感在人们的记忆中被封闭起来，评论员称其为“被遗忘的流感”。
到1935年，医学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人们似乎忘记了1918年流感带来的巨大创伤，几十年后，参与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爆发的活动人士意识到应当以某种方式铭记这些灾难性事件，并发现从历史角度人们很容易思想上逐渐淡忘，为什么1918年流感是一个遗忘的历史问题？专家认为，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影响密切相关，但随后的疫情大流行，例如：1957年和1968年的疫情大流行，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导致数万人丧生，却没有人缅怀这样的灾难事件，甚至这些灾难事件正在从人类意识中逐渐淡化消失。
事实上，我们不断忘记的流行病，可能会反映出它们的本质，记住和理解疫情大流行创伤的意义是很困难的，因为与其他类型的巨大创伤相比，疾病死亡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或者“叙事化”。
事实上，人们回答创伤背后的“如何、为什么和谁制造”等问题时，变得更具挑战性，虽然人类在疫情传播中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没有人试图让所有人感染新冠病毒，赫施伯格说：“类似新冠病毒这样的流行疾病是人类生活方式和全人类的产物。”
不管实施起来有多么困难，不纪念流行性疾病本身就是一个决定。
从一开始，流行性疾病就使人们更容易忘记，更有可能伴随而来的是对个人心理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的风险，不纪念全球性流行性疾病，不认真思考此类疾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未来危机的准备。专家评论称，在1957年疫情大流行中，我们完全没有从1918年的流感灾难中吸取教训，随着人们逐渐淡忘1957年流行病，人们对流行性疾病的防控意识也大幅降低，如果我们能积极回忆历史上出现的流行性疾病，加大流行性疾病的风险意识，我们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也会显著提升。
全国性的纪念活动更为重要，在提供意义建构和悲伤渠道的过程中，某个国家和地区能结合实际情况处理民众的巨大创伤，自上而下的纪念活动如果能与自下而上的方式结合起来——艺术、数字档案和简单的个人记忆，抚平巨大创伤的效果就会增强，现今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很快，一些事件很容易分享。
当前，各国纪念抗击新冠病毒的努力正在进行中，而且已经显露出希望，在英国，由于疫情的复杂性，英国政府将注意力聚焦在医疗服务体系和关键的医疗人员上，旨在建立一个有意义建构的框架，跨越不同党派，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并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教训。除了2020年3月26日晚，英国各地同步进行“为医护人员鼓掌”的活动（英国全国各地数百万民众站在自家的前门和阳台上鼓掌，对那些在前线抗击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英国政府还在7月4日晚上，举行了默哀仪式，许多居民呼吁在伦敦市中心修建“999”纪念碑，在维多利亚车站为已故运输工人修建纪念碑。
伦敦经济学院凯瑟琳·米勒和韩妍娜（音译）认为新冠肺炎作为更大的民族创伤，提议英国政府能在2022年设立新冠肺炎国家纪念日。米勒说：“我们希望在‘新冠肺炎国家纪念日’当天人们不用上班，政府按下全国‘暂停键’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公众对话和群体经验中正式建立基础，让更多的人们认识新冠病毒带来的损失、创伤和痛苦。”
一个转折点？
新冠疫情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巨大创伤，我们最复杂的社会扩展，以及构成我们个人现实的基石，都被抹上了不可磨灭的色彩，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以及对普通市民概念的认知，在这个病毒肆虐传播的时代，所有一切都产生不同的含义，并具有潜在的创伤效应。
然而，所有流行性疾病都终将结束，相信未来不久会实现的，但忘记创伤，继续前行，不去计较当初人们所承受的磨难和痛苦，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历史无法抹灭2020年新冠肺炎带给人们的痛苦回忆，以及对人类的伤害，或许未来也是如此。（叶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