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363亿美元，“亚洲生物之城”的进阶之路

原标题：从0到363亿美元，“亚洲生物之城”的进阶之路

​导读：当前，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布局和扶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但如何扬长避短，把握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机遇，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是摆在我国生物医药界一个重大而十分紧迫的课题。对此，动脉网从国内外优势案例进行深度分析，从产业定位、政策扶持、产业服务等方面总结发展经验，希望为我国园区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提起新加坡，你会想到什么，坐落于市内河畔的鱼尾狮喷水雕像还是亚洲排名第一的世界级学府南洋理工大学？这两者固然极具代表性，但并非新加坡的全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国土面积仅有719.1平方公里的城市级国家还有一个隐藏的代名词，即“亚洲生物城市”。

作为亚洲发展最快的生物产业集群，新加坡依靠着强大的数码科技实力和充满活力的研究生态体系，不断地推动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无人知晓的生物医药领域“小白”成长为全球医药产品临床研究和试验管理活动中心，吸引着如辉瑞、罗氏、诺华等世界级药企来此发展，并将其设定为亚太地区总部。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达到363亿美元，其中，制药行业产值达到219亿美元，医疗器械行业产值达到144亿美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值得一提的是，以同期年度营收作为对比，新加坡2019年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相当于6个上海张江高新区。（注：2019年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工业产值达400亿元）

发展至今，新加坡在生物医药领域共有300多家企业，50多间制造工厂，50多家研究机构，行业相关从业人员人数超过24000人，庞大的市场体量和高精尖的人才队伍使其国际竞争力呈阶梯式提升，逐步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任何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既包含着必然性的趋势，又包含着偶然性的情形。那么对于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来说，它是如何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将生物医药从0做到百亿美元级的市场体量，又是依靠着怎样的资源优势和运营体系吸引着全球药企巨头争先入驻？它的成功模式能给国内生物医疗产业园提供哪些参考，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不妨从一连串数字背后找到这些疑问的答案。

“40年”：从“小白”到亚洲领先的时间跨度

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已经结束了经济的第一波腾飞，发展步伐逐渐放缓，甚至在1985年出现了经济衰退，颠沛流离的新加坡人显然不愿意将代表着经济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深思熟虑后，新加坡政府决定开始转型，让自己的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而是将目光瞄准了有着高科技、高产值著称的生物医药产业。

战略方向已经确定，但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是，他们在生物医药领域完全就是一张“白纸”。80年代的新加坡在生命科学领域只有国立大学的生命学院在苦苦支撑，虽然实力强大，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学领域，对生物领域的研究微乎其微。更让新加坡政府绝望的是，新加坡本土没有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药企业，也根本没有成熟的教育条件培养出相关人才。

1、启动“外援政策”，加速产业建设

但不愿服输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开始“另辟蹊径”。通过与多方接洽，新加坡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一批生命科学领域的明星学者，来帮助新加坡建立起自己的生物医学产业，而西德里·布伦纳就是第一位发现新加坡潜力的专业人士。

西德里·布伦纳到底是何方人物呢？他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曾在2002年因解析出了“基因密码”与信使RNA的功能，一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全职加入新加坡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之父”。

1985年，布伦纳来到了在生物医药界“一穷二白”的新加坡，开始帮助新加坡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科研机构——分子生物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IMCB），这也是新加坡向生物医药产业转型的起点。

此后，布伦纳一直致力于帮助新加坡建立起完整的医药研发体系，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人才培养方面，布伦纳一手创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学院，为新加坡本土研究院以及高校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精尖人才，这一举动也为后来新加坡成为亚洲医药产业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明确顶层设计规划，各职能机构分工明确

进入21世纪，在生物科技行业积淀已久的新加坡逐步将生物医药业作为战略产业，并详细制定了“BMS”计划，该计划主要涉及三个职能机构，分别是生物医学科学小组（EDB）、第一生物资本（BOS）和生物医学研究委员会（BMRC）。其中EDB负责工业发展，BOS负责对创新型公司进行战略性投资，而BMRC负责协调和资助公共部门和学术研究，并支持科学家的培训。

另一方面，政府也同步加大扶持力度，不断推出如“RIE2020”（研究、创新与企业2020计划）、医药创新计划（PIPS）等鼓励性政策推动该行业发展，并联合医药企业培养专业人才。而对于外商投资者，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还会为其提供大力的优惠政策支持，帮助其搭建伙伴关系，保障国际生物制药企业在新加坡的顺利发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新加坡已经彻底甩掉了“生物医药小白”的帽子，并以一匹“黑马”的姿态成为了全球生物医药领域极为重要的一环。而在更具说服力的产值方面，新加坡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连续16年达到百亿美元级的市场体量，并一直保持增长，从未出现下滑。

“5.8平方公里”：两大核心园区的整体面积

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核心园区的打造。作为亚洲最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之一，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以“大士制造”为产业基础、“启奥研发”为创新源头的产业集聚格局，总规划面积达到5.8平方公里。

1、大士生物医药园：以医药制造企业为中心，旨在带来税收和就业

大士生物医药园是新加坡第一个正式设立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由裕廊集团投资600万美元于2000年建成，共占地360公顷。园区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大士区，距离中部纬壹科技城8公里，离新加坡唯一的国际多功能港口裕廊港仅20分钟路程，占据了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

大士生物医药园的核心定位是生物制剂和医疗设备，主要供生物医药企业建设生产厂房。园区内可见公路、排污系统、供电、供水和电信线路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并引进了蒸汽、天然气、冷却水和废物处理等第三方公用设施和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生产制造环境。

截止目前，大士生物医药园已入驻众多国际巨头企业的大型制造工厂和企业总部，包括默沙东、辉瑞、罗氏、安进、艾伯维等在内。这些国际巨头的相继入驻，在推动大士生物医药园成为亚洲生物医药制造中心的同时，也使得整个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

2、新加坡启奥生命科学园：以科研机构为中心，旨在推动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

启奥生命科学园地处新加坡心脏地带，离新加坡主城区只有20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利。园区自2000年开始筹备，具体细分产业定位在生物医药研究与生产、医疗器械研发与制造、疾病研究等领域，涉及产业环节涵盖高端技术研发以及科学试验。

作为生物医药研发“圣地”，启奥生命科学园临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两所国际顶尖学府，并集中了7个生命科学领域研究院和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数量超过2000名。

面对巨大的校内技术和专利对商业化转化需求，启奥园充分发挥技术交流分享平台作用，加速科研成果从研发到临床进一步商业化的进程，形成了从上游研发到下游开发的完整产业创新链。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还在启奥城内设立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局，促进产业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联系，对园区内产业项目进行认证、资金资助、园区资源协调等工作，帮助企业顺利落地。

到目前为止，启奥生命科学园已经历五期建设，第六期将于2022年完成。启奥生命科学园是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载体，其发展历程与新加坡“BMS”计划的不断落实息息相关，园区重视技术创新，并系统构建了完善的产业孵化体系，正逐步向新加坡“BMS”计划的终极愿景——亚洲生物城迈进。

“300家企业”：药企巨头的亚洲根据地

企业始终是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对于新加坡来说，虽然目前只有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但这些入驻企业的“含金量”极高，所能产出的价值也更为明显。

截止目前，新加坡已聚集了大量全球顶尖药企，主要包括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艾伯维、诺华、辉瑞、罗氏、赛诺菲、安进等在内。这些企业均把新加坡设立为亚太地区总部，并投入大量资金在这里建立了大型制造工厂和研发中心。

葛兰素史克是第一个入驻新加坡的世界级药企，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主要是进行简单的生产和市场销售。依托于新加坡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葛兰素史克在亚洲市场的覆盖范围也在持续扩大，而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求，2015年，葛兰素史克正式将亚太地区总部搬到了新加坡，近150名全球或地区高管被调到新加坡，以促进企业在该地区更快且更有效的决策制定。

进入新世纪以来，尝到发展甜头的葛兰素史克在新加坡“大动作”不断，斥资4亿美元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3家制造工厂和首个临床前实验室，现拥有员工数量超过500名，生产的13种活性药物成分主要用于治疗呼吸、肿瘤学、过敏、抗病毒和神经疾病。

紧追竞争对手的前进步伐，瑞士制药巨头诺华也开始在亚太地区发力，先后投资6.8亿美元在新加坡设立了制药厂和一座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生物技术生产基地，主要支持潜在新产品的临床和商业化生产，包括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治疗的单克隆抗体。

除此之外，依托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新经贸合作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些国内药企开始“进军”新加坡，并将其作为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跳板”。以来自中国江苏的开放式生物技术平台药明生物为例，药明生物在2018年正式入驻新加坡，打响了亚洲地区海外生产的第一枪，并计划投资8000万新币（约合3.8亿人民币）在新加坡设立现代化生物制药生产基地。

依托于宏观政策的推动力度以及配套资源的持续扶持，新加坡成为了全球药企争相入驻的产业集群。截止目前，已有11间世界顶级的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已在新加坡投资建设了超过25个大规模生产基地，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临床科学、基因组学、生物工程、分子/细胞生物学、医药生物学、生物成像及免疫学。

“363亿美元”：生产总值相当于6个张江高科

衡量一个产业集群的综合能力和发展前景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例如科研水平、人才资源、企业体量、孵化能力等等，但最具影响力且最具象化的指标依然是生产总值。

2000年是新加坡政府正式将生物医药产业放入国家战略层面的起始之年，这一年生物医药市场体量约为60亿新元。短短5年后，新加坡生物医药产值就达到了158亿新元，按当时汇率进行计算，约合103亿美元，这是新加坡自涉足生物医药领域以来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加坡生物医药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实现了大阔步前进，在2019年产值来到历史新高，达到393亿美元，是张江高科医药产业规模的6倍之多。

时间进入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加坡整体经济规模已出现了1％至4％的萎缩幅度，但在如此逆境之下，新加坡制造业产值仍然在2020年取得了增长，年增幅达到16.5%。而在这其中，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初步数据显示，生物医药业表现最为强劲，产值年比增长幅度接近20%。

随着生产总值的不断上涨，生物医药逐渐成为新加坡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新加坡产业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大因素”：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无论从哪一层面进行考量，新加坡的生物医药产业都走在了亚洲前列，并逐步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新加坡的医药品竞争力仅次于印度,而医疗技术产品竞争力为四国之最强。

归根结底，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1、纳入国家层面战略规划

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拥有明确的顶层设计规划，2000年新加坡提出为期15年的生物医学科学计划，分为构建产业基础（2000-2015年）、增强转化与临床研究能力（2006-2010年）、抓住机遇以扩大在经济与卫生领域的影响力（2011-2015年）三个阶段实施，打造全球医药与医疗技术制造基地；2016-2020年新加坡政府又在RIE2020（研究、创新与企业2020计划）中将健康与生物医学领域作为战略领域之一，致力于打造全球人类健康领导中心。

2、普惠化的产业政策

新加坡每年会在生物医学的研发领域投入约15亿新币，并额外拨款37亿新币用于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加坡设立国际或区域总部的生物医药企业，可享受低至15%的企业税收优惠；按合格建筑物或构建物施工、改建或扩建的合格资本支出，为企业提供初期25%免减税，以及其后每年5%免减税等。在人才培育方面，新加坡推出“生命科学人力开发计划”，鼓励更多医药领域的人才投身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工作。

3、完善的产学研转化体系

新加坡政府搭建多元主体合作平台，促进跨国公司、本土企业、高校与公共机构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例如，罗氏与新加坡各类科研医疗机构合作成立转化医学中心，拜耳医药与保健公司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推进拜耳一体化转化临床网络项目，诺华制药公司与新加坡经济促进局共同投资成立诺华热带疾病研究所等等，激发了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研究活力。

“新加坡”模式如何在国内复制？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发展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整体行业规模越来越大，产值已从2013年的0.6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5万亿元。而在园区数量上，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193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其中以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最为典型。

作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生物医药园区的发展路径一直链接着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引导和战略规划。一是国家层面，不断选择产业基础好、创新能力强、营商环境优、开放度高的区域，扶持建立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二是地方层面，各地政府逐渐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先行，通过制定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集聚，促进各地形成具有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从整体大环境来看，我国生物医药园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若要继续保持增长，还需解决以下难题：一是缺乏统筹规划，导致园区布局分散，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二是园区产业准入、退出与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产业完整后劲不足；三是园区创新要素联系不紧密，影响园区创新网络绩效；四是产城分离，出现“只有产业没有城市”的发展困局。

因而，对于当前国内已经存在的或正处于规划阶段的各大生物医药产业园来说，亟需在原有路径上进行转型，找到适应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完成产业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全面推动区域经济加速发展。基于此，我们需要站在全球视角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那“新加坡”模式又能给予我们哪些参考呢？

1、打磨自身：借船出海，借鸡生蛋

人才始终是产业园区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而新加坡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特色之一就是“借船出海，借鸡生蛋”，从世界各国和地区招揽人才为己所用。自1990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广纳贤才，从世界各地大举引进专业化人才。而为了吸引优秀研究人员，新加坡政府提供诸多优惠条件，包括优惠合同、低税收、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高薪、假期、住房补贴、子女入学补助、配偶工作等，并鼓励这些人才加入新加坡国籍。

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研究领域里的外来人才占70％～80％左右，而这些大量生物医学优秀人才的到来，大大提升了新加坡在生物技术研究领域的水平，同时又促进和推动了人才的流入，是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走向亚洲前列的关键所在。

2、战略部署：“3C”主导，资本加注

长期以来，生物医药发展一直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确立的一项重点研发战略，并被概括为人才资本、专利资本和工业资本三个主要部分。“资本”一词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C”,因而这个战略也简称为“3C”战略。新加坡政府的所有投入，无论是对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投入、对研究的投入，还是对产业的投入，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产业增值和利润最大化，因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均围绕“资本”主题，“资本”是战略的核心内容。

3、重视创新：全面投入，优化发展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和积累，新加坡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吸引着诸多世界级药企来此地进行前端产品设计和研发，但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一系列的战略性规划和阶段性布局。

首先是，新加坡政府主动发力，先后成立生命科学部长级委员会等官方科研机构，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研发环境；其次是通过颁布一系列友好型条例以及提供大量资源来吸引世界级药企来此建立研发机构，并推动各企业之间进行合作，扩大研发覆盖范围，形成产业集群优势；最后是培养和吸纳技术性人才，以“人才基金”、“人才补助计划”等福利政策为突破口，持续加强技术性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生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能力。

4、成果转化：多方联动，招商引资

依靠着政策优势和良好的营收环境，新加坡已经吸引了诸多知名跨国制药企业和国际人才到新加坡投资落户，但如何实现产能转化，还需提供新的思考维度。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加坡政府选择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的形成。

自1991年以来，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以资金入股的形式累计投入4.36亿新元，支持了大小近百家公司，有力地促进了产业规模的形成。而直接投资办加工企业，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另一种尝试，2002年经发局投入1.5亿～2亿新元建成了本地最大的生物制品生产企业，以生产克隆抗体为主，为主要制药公司提供原料和服务，包括培养、纯化、分析测试和质量控制等。

在接下来的5年内，新加坡生物医学研究将重点放在癌症治疗、眼科、医疗仪器和传染病治疗等四个方面，并将强化技术转化和临床研究能力，同时，新加坡的生物医药研究重点将从第一阶段的基础科学实验转移到研究成果转化和临床实验上，争取让科研成果及早转变为能让病人受益的成品，如药物或医学仪器的研发等。

不同于欧美国家，新加坡在生物医药领域既没有相关人才储备也没有本土代表性企业，更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完全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与生物医药领域相关的结合点。但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善于创新、敢于突破的新加坡人“白手起家”，硬是依靠着“政府引导”、“外援政策”、“技术创新”、“产能转化”等方式，走出了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一步一步成长为“亚洲生物城市”。

对比中国，新加坡与国内诸多城市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规划面积较少和资源储备不够等等。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与新加坡存在较大差距，无论是单个园区的市场体量还是整体的创新研发能力，甚至是龙头药企的聚集度，都有一定的距离。

但有理由相信，随着政策、资金等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加，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将在未来实现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将诞生在这片华夏土地上。

参考资料：

1.洞察：新加坡生物医药发展报告

2.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及园区发展启示录

3.2020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规模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