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果壳
“生三胎吗？”
在新华社的发布的“三孩生育政策”调查里，最多的答案是，完全不考虑。
调查显示很多人完全不考虑生三孩 | 微博/新华社为了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今日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然而现实却是，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被问到“你觉得一家有几个孩子最理想”这样的问题时，很多人会回答一个，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一般也就回答两个。
一般来说，“理想的孩子数”，会大于“计划生育的孩子数”。而“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又会大于“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又未必生得出。
当大家共同的理想孩子数不过是1~2个时，总和生育率一路走低，也就是必然之事了。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生育率就没有超过世代更替水平过。即使开放了“全面二孩”，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止中国，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即使放在全球来讲也是过于低了。
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1.5，就算极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总和生育率<1.3，就算“低中之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生育率要么是“极低”，要么是“低中之低”。
日本的生育率，1947年还有4.5；2018年是1.42。
韩国的生育率，1960年代还有6.0；2016年是1.17。
至于中国的生育率，1970年代初是超过5。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现在是1.3。
从1947年到2016年，中日韩三国的生育率变化。中国为红色线，日本为紫色线，韩国为绿色线。|Tsuya， N。， Choe， M。 & Wang， F。 （2019）而且，许多女性也更审慎地对待生育问题。如果说一孩还因为社会压力而是某种“必需品”，那么二孩就是绝对的“奢侈品”。在生二胎时，很多女性都坚持“条件不够就不生”，那更何况三胎呢？
为什么都不想生三孩？
和为什么不想生二孩一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压力。
中日韩三国，都属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圈。儒家文化有几个特征：父权制，精英主义。
父权制提倡的“男性养家，女性持家”模式，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就会让结婚成家变成难以承受之重——工作机会减少，男性养不起家；女性出外工作，依然需要负担更多家务。结果是，男性女性都不结婚或者都晚结婚。而东亚的生育又基本发生在婚后……生育率，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
在东亚，托育和教育费用都让人觉得压力山大。如果再考虑到为了孩子而支出的购房费用，或者未来孩子成家立业需要存的“六个钱包”，就更让人觉得“养不起”了。
即使今年养得起，明年也不一定养得起。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也让人们不敢生。
如果35岁就要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危机，还怎么养小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未来可能会下降甚至归零。而每养育一个孩子，就等于背上了至少十八年的大额贷款。
在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后，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人数上升，而正规就业者的工资也不太增长。
在韩国，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同样出现了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人数上升。
这对年轻人结婚成家的打击是巨大的。
而且，东亚的父权制对于“什么性别该干什么事”有着严格的规范，男性必须能获得收入、养家糊口。就业和收入不稳定，是结婚的致命伤。
研究还显示，在“结婚可能性”上，东亚男性受“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影响，大于东亚女性受的影响，也大于欧洲男性受的影响——在欧洲，由于女性就业更少受歧视，所以即使男性只是兼职或打零工，夫妇双方也很容易通过双薪来养家。
但在东亚不是这样。
曾有研究调查了日本和韩国夫妻就业情况——
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妻子里，做家庭主妇或者只是偶尔打零工的依然占比不小。
“男女有别”的结果，就导致男性单独养家的压力尤其沉重。
在日本，和第一份工作是正式就业“铁饭碗”的男性相比，第一份工作是“合同工”的男性结婚可能性只有前者的26%，失业就更不必说了，失业者几乎不可能结婚。
从日韩的结果来看，女性不工作，并不一定会带来高生育率。因为一部分男性会根本无法结婚。而即使结了婚，沉重的教育和经济负担，会让夫妇主动选择少生。
养育好贵，教育好累
据日本内阁办公室2011年的一个调查，45% 的日本受访者和73% 的韩国受访者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是他们少生孩子的原因。
2017年，一个研究调查了日本人“生的孩子比原本想要的少”的原因——
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抚养和教育孩子花费太多”（56.3%）。
第二位是“我不想当高龄产妇”（39.8%）。
第三位是“即使我想要孩子，也无法怀孕”（23.5%）。难以怀孕与男女双方的晚婚晚育有关。而晚婚晚育又与年轻人就业前景黯淡，无法结婚有关。
后面依序还有
“我再也无法忍耐养育孩子造成的身心负担”、
“健康原因”
“干扰我的工作”、
“房子太小”、
“丈夫不帮忙家务和育儿”、
“丈夫不想再要孩子”、
“如果再要小孩，丈夫退休时小孩都还没成年”、
“社会环境不能让小孩自由地成长”、
“自己和丈夫的人生也很重要”等原因。
在韩国，“理想的孩子数目”是2.0~2.3。不过2005年一个研究显示，即使是回答说“理想孩子是2个以上”的韩国人，65.7%只生了一个孩子就不再生了。
2012年，一个韩国研究调查了重男轻女等传统价值观如何影响生育。研究者发现，无论男女，越是持有传统价值观，“理想的子女数量”就越多——看上去好像对生育率有好处吧？但后面还有转折。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反而低。研究者认为，传统价值观虽然让人“想要更多孩子”，但“养不起孩子”的残酷环境和现实，让大人又放弃了想要的孩子。
在国内，育儿同样是沉重的负担。
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有人手。如果夫妻双方里的一个人回家带娃，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如果老人来隔代带娃，则要面临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选择家政或者托班，各种虐童的负面新闻又让父母胆战心惊。
就算以上都解决了，还有孩子看病难，入园入托难，公立进不去，私立费用高等等问题。2019年郑州的研究里，国企女职工的孩子只有25%想方设法挤进了便宜又高质量的公立幼儿园。其余都不得不选择昂贵又质量差的私立幼儿园。
另外，目前职场的工作时间，和孩子的上学接送时间常常是冲突的。如果家长总是请假接送，就会面临难以晋升甚至失业的风险。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家庭优越、经济稳定、幸福感较强的女性，能没有后顾之忧地生育二胎。
2017年，湖南的研究显示，女职工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越好，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河南的研究显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幸福感越强，身体越健康，就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福建的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公共教育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精英主义与教育内卷
在东亚，儒家文化里的精英主义，也加重了养育的负担。
精英制度，意味着学习非常重要。在一个任人唯贤的等级社会中，要向上流动，就要成为精英。要成为精英，就要靠学习精进。“书中自有黄金屋”，教育对东亚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信仰。
东亚三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了学历的飞速增长上。
在日本，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55年有5%，2015年有57%。
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55年有15%，2015年有56%。
在韩国，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65年有35%，2014年有82%。
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65年有30%，2014年有76%。
同时，东亚的教育系统竞争十分激烈，年龄壁垒和歧视又比较严重。这意味着，东亚的人很少能像欧美那样“终身学习”——出社会干几年，又回来念大学。再出社会干几年，又回来念研究生。这样的状况在欧美并不少见，但在东亚却很难。
在东亚，进入精英大学，取得精英学历的机会，说是“一辈子只有一次”也不为过。无法进入重点大学的年轻人，一出社会就处于不利的境地。
因此，东亚家长会背负沉重的教育压力，尤其是东亚母亲。时间、金钱、精力有限的东亚母亲们，可能会因此生得更少。
毕竟，生一个娃可以鸡娃。生两个娃咬咬牙也还能鸡。生一群娃，就真的只能放养了。
教育系统竞争激烈，考上哪个大学会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家长因此也背负着沉重的教育压力 | 中新网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东亚拥有了许多高学历的人才。
但在家庭而言，教育费用增加了，养育年限变长了，家长更难以平衡养育和工作了。
而高等教育出来的人才数量如果供过于求，很多大学生无法找到与自己学历相适应的工作，难以就业，就会推迟结婚或者不结婚。
另外，东亚三国的女性都很拼，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幅增长，这也让女性倾向于推迟结婚和生育。
怎样的政策，让人敢生育？
支持女性即使生育也能重回职场，长远来看才是提升生育率的好办法。
政府制定的影响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通用型家庭政策（general family support）：鼓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比如给每个孩子定额的育儿补贴，给母亲一定长度的育儿假。由于女性的收入一般低于男性，这样的政策更鼓励女性为了育儿和家庭退出职场。这种类型的例子有意大利。
第二类，双薪型家庭政策（dual-earner support）：鼓励父母双方都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给予的育儿补贴与母亲薪酬相关（母亲原本的薪水越高，则休育儿假期间补贴越多），给父亲专门的“父亲育儿假”。这样的政策，会保证女性不会因生育离开职场，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这种类型的例子有瑞典。
第三类，市场型家庭政策（market-oriented）：政府不太主动干涉社会里的性别分工，以上补贴都不多，让市场来解决生育中遇到的困难。这种类型的例子有美国。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发展家庭政策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帮助女性不要因为生育退出职场，才是“经济-人口”的双赢之道。
日本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提升生育，政策重点放在增加儿童保育，以及帮助平衡工作和生活。
韩国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也是扩大儿童保育服务，并帮助兼顾工作和养育子女。
许多因素叠加，共同形成了东亚三国的低生育率。这样意味着，东亚的生育率问题，不会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如今从“二孩政策”递进到“三孩政策”，需要多管齐下，有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