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徐光寿：陈延年陈乔年如何走向马克思主义

原标题：党史专家徐光寿：陈延年陈乔年如何走向马克思主义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播出，让无数观众重新“发现”了陈延年、陈乔年这对英雄兄弟，感动于他们为国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整个七月，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延乔兄弟进行了纪念。

影视剧让兄弟二人的形象生动、饱满，但也存在不少夸张和遮蔽。为求更为真实准确呈现延年、乔年的成长经历、革命岁月和丰功伟业，日前，澎湃新闻对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徐光寿进行了专访，本篇主要谈兄弟二人的成长与信仰。

4月24日，徐光寿在《觉醒年代》主创人员来沪见面会上。

党史专家徐光寿长期关注研究陈独秀及其周边课题，对陈氏父子的史迹谙熟。其专著《“三次跨越”与“三个选择”——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曾入选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批出版资助项目。

在徐光寿看来，陈延年、陈乔年虽出身大户人家，却自小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父亲陈独秀为革命奔走呼号，很少顾家，但却以开明平等的教育方式，着意锻炼兄弟二人，为他们日后坚定地走上革命之路、光荣之路奠定了基础。

影视剧中，兄弟二人对父亲充满怨恨，甚至有些“报复性”的小举动。徐光寿认为，这里面为了前后对比，多少有些影视剧的夸张。从现存史料来看，延年、乔年对陈独秀的感情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兄弟俩来上海前，他们对父亲更多的是一种怨恨，但等到他们来到父亲身边时，才发现父亲是在干大事，是在干救国救民的大事，这给弟兄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逐渐从过去对父亲的怨恨改变为敬重，最后甚至有一些崇拜。”徐光寿告诉澎湃新闻。

陈独秀开明的教育方式，使得他在兄弟二人接触无政府主义时没有横加干涉，在他们前往法国留学时也放手让他们去闯，结果就是结识了一大批具有真正理想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观察到真实社会现实的情况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难堪大任，识破了亦师亦友的吴稚晖的真面目。

“延年、乔年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而且表现得是非常坚定，成为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坚定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让吴稚晖恨之不已，为日后积极迫害陈延年埋下了伏笔。

陈独秀为什么把延乔兄弟“赶出”家门？

请介绍下陈氏兄弟的家庭情况。

徐光寿：

陈家是安庆城内的一个大户人家，陈独秀排行老二，生父在他刚出生一岁多时就病逝了。陈独秀的叔父陈衍庶是前清举人，是家里面功名最高的人，曾在东北辽阳等地为官，加上善于经营，积累了很多财富，成了清末民初的大富商，但他没有儿子，所以陈独秀自幼就过继给了叔父。陈独秀这一代男丁不旺，加之胞兄早逝，陈独秀成了唯一的财产继承人。

到了延乔兄弟这一辈，孩子们就慢慢多起来了。1896年，17岁的陈独秀以安庆府第一名考中秀才，一年后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安庆总兵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也算文武相亲、门当户对。1898年长子延年出生，1900年长女陈玉莹，1902年次子陈乔年出生，到1910年又生下第三子陈松年。

陈松年一直留在安庆老家为母亲养老送终，1932年第一次见到父亲陈独秀，是在南京的国民党监狱里，不免伤心落泪，被陈独秀骂道“没出息”。陈独秀晚年在江津贫病交加，正是松年一家守在身边尽孝，为陈独秀免除了许多孤独。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又娶妻妹高君曼，1912年生一女陈子美，次年生一子陈鹤年。所以陈独秀共有四子两女。

一般认为，陈独秀少“儿女情长”，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在两兄弟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徐光寿：

延年乔年出生的时候，陈独秀均不在身边，一次是随叔父在东北读书学习，一次是在日本留学并从事进步活动。虽然如此，陈独秀对延乔兄弟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延年自幼聪慧，熟读诗书。17岁那年，曾为去世的同乡塾师手书挽联“千秋峻节并流传纵牛牢子陵以来更逢逸老，一载乡贤替陨落于朗斋晴庵而后又哭先生”，被乡里广为传诵。

从现存文献中我们很少看到陈独秀讲一些儿女情长的话，但他的教育却是先进的。他注重运用自己所接受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新式教育思想，倡导德育为先、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特别注重体育，注重孩子们的身体锻炼，甚至提倡西方的“兽性教育”，这在《觉醒年代》里也有体现。

同时，他还注重孩子们独立自主精神的培养，也注重运用启发式教育方法对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注重激发学习兴趣。他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放在心里，曾言“少年人生，让他自创前途”。这些思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前沿的。

这种深沉的爱，即使在两兄弟相继遇害时，陈独秀也没怎么表露。直到1936年，第五次入狱的陈独秀，托人买来酒菜，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第一杯祭奠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牺牲的烈士；第二杯，祭奠两个儿子。酒洒到地上，陈独秀失声痛哭，挤压心中多年的痛苦终于在这时释放出来。

澎湃新闻

：“少年人生，让他自创前途”这句话的背景应该是他们到上海求学，但陈独秀却把他们“赶出”家门了？

徐光寿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情况。陈独秀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经芜湖到上海，又从上海赴日本。安庆家中遭到袁世凯爪牙军阀倪嗣冲的抄家，延年提前得到警报，带着弟弟乔年翻墙出逃，三岁的松年则在邻居佯装为自家孩子洗澡的掩护下得以幸免。经此一役，陈家家产被抄掉很多，家境开始衰落。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开始有了固定住所，就将延年、乔年叫到上海。一到上海他就对延乔兄弟俩说，我这里没有无忧无虑的生活提供给你们，你们可以对我有怨言，但是你们没有权利对生活有怨言。

据考证，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时，所租的房子就在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21号，这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陈独秀办《青年杂志》，楼上是一家四口的卧室，居住也很拥挤，所以让延乔兄弟俩住到了好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

延年、乔年住在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生活极其艰苦，吃的是粗粮饼，喝的是自来水。白天要上学，晚上要干活，所以高君曼看不过去了。她既是姨妈，又是后妈，所以跟陈独秀去讲，让孩子们回家住。但陈独秀一口回绝，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遂有“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良，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这句名言，就是要让孩子们从小自创前途、自力更生。话虽这么说，陈独秀还是通过汪孟邹每个月给两个孩子各5块钱的生活费。

两兄弟也很要强，虽然父亲严格，生活艰苦，但他们仍拒绝了祖母的补助。

徐光寿：

延年、乔年自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再加上因为母亲的缘故，所以在兄弟俩幼小的心中，父亲似乎是一个不顾家的人，对父亲甚至曾经有过一些怨恨——又要革命又要顾家，很难做到——这对延年后面坚持“六不”（编者按：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观念有一定影响。到上海后，延年、乔年都很坚强，不仅没有对陈独秀提出任何条件，而且当他们的祖母提出要给他们提供生活补助时，兄弟俩一口回绝。

虽然父亲对家庭的照顾和对他们的关爱不够，延年也有过怨恨，但是父亲为国家民族奔走的革命形象，想必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埋下种子，这与他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是不是可以说有一定联系呢？

徐光寿：

对，事实就是这样。兄弟俩来上海前，他们对父亲更多的是一种怨恨，但等到他们来到父亲身边时，才发现父亲是在干大事，是在干救国救民的大事，这给弟兄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逐渐从过去对父亲的怨恨改变为敬重，最后甚至有一些崇拜。不仅幼年艰苦的成长环境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品质，而且陈独秀的新式教育，更使得兄弟俩具有一种铁骨铮铮、充满血性的革命精神，对他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很大帮助的。

选择马克思主义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澎湃新闻

：他们在上海求学期间，最先服膺的却是无政府主义。

徐光寿

：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但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君主专制的压迫，所以人们对专制独裁的政府十分痛恨，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思想。

不仅延年乔年如此，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大多也经历过无政府主义阶段，像1920年6月在上海追随陈独秀建党的俞秀松、施存统等，他们先在北京参加的工读互助团，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是很盛行很常见的。

陈独秀对延年、乔年一度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还是比较宽容的，总体上他还是让孩子们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选择真理选择道路，所以对他们信仰无政府主义并不是非常地干涉，包括后来他们要追随吴稚晖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采取也至少是不反对的态度。

“盎特莱蓬号”邮轮。陈延年等曾先后乘该船赴法。

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徐光寿

：对，儿行千里父母担忧。陈独秀对他们的思想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1920年6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后，曾托共产党员陈公培带了一封写给陈延年的信，让陈延年等在法国广泛学习、广泛阅读、广泛见识后再决定是否建党建团。兄弟俩当时还在信仰无政府主义，对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并未接受。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两兄弟的信仰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徐光寿：

他俩刚到法国时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在法国期间有两件事对弟兄二人影响很大，一是他们亲身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也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亲眼看到无政府主义的一盘散沙，混乱不堪，确实让他们很失望，包括对引导他俩前来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真实面目的识破。

二是一批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赵世炎、蔡和森、陈公培等对他们的影响，也包括时为法国共产党员胡志明的帮助，在他们的引导下，兄弟俩广泛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身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比无政府主义要先进。这是兄弟俩世界观转变的根本原因。

思想转变以后，兄弟俩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然后又参与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少共”就是开始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

旅欧中国少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前排左八是陈延年。

这大概可以说是当初陈独秀放手让他们去闯，让他们见识世界真实面貌的结果吧。

徐光寿：

对啊，这正是陈独秀的良苦用心所在，与其对他们进行说教，不如让他们自己去选择。所以你看延年乔年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而且表现得是非常坚定，成为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共产党员。

那延年在苏俄期间被称为“小列宁”，这又是为什么呢？

徐光寿：

在法国，吴稚晖看到延年乔年兄弟开始放弃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候，就开始露出其凶狠的本来面目了。他断绝了延乔兄弟俩以及周恩来、赵世炎等一批进步青年的生活资助和学习机会，让他们在法国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1922年12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得知在欧洲的这批青年共产党人处境十分艰难，陈独秀亲自跟共产国际进行交涉，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把这批青年接到苏联来学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

于是，1923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延年乔年等首批12名旅欧共产党人，乘火车从巴黎经布鲁塞尔和柏林到达在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的一年多时间，延年乔年广泛阅读列宁主义著作，学习中国革命知识，从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需要说明的是，在欧洲，他们主要阅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到了苏联主要阅读的则是列宁的著作。相比马恩著作，列宁主义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加适合于中国革命。所以到了列宁的故乡，弟兄二人的思想觉悟迅速发展。

由于陈延年在苏联期间学习非常勤奋，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与同学们交流发言当中经常引用列宁的原话，大家感觉到他思想理论水平进步很快，就给了他“小列宁”的雅号。

（实习生李泞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