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自国家推行生育的社会计划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跌跌不休”，如今再创新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
数据显示，2020年的自然增长率不足10年前的25%，特别是自2016年实施二孩政策以来，自然增长率由6.53‰降至1.45‰，2017年以后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加快。人口出生率从2016年的13.57‰降至2020年的8.52‰，用“断崖式下降”形容其速度之快亦不为过。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2021年出生率仍将继续下降。
出生率跌破1%意味着什么？这一数据意味着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近在咫尺（原来估计在2027年以后），人口萎缩大势所趋，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的风险加剧。
近几年出生人口下降，与育龄女性人数减少是分不开的。与2010年相比，2020年我国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减少了574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575万人。与此同时，这10年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人数减少了346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46万人。低生育—少子化背后不仅有生育意愿低下的驱动，也有年轻育龄女性减少的原因。
出生率首次跌破1%是人口转折的一个重大信号，它表明低生育和少子化驱动下的年轻人口储备不足已然成为常态，可能加剧经济下行。
人口发展规律表明，一旦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即便是人口大国也会遭遇“劳动力短缺”困境，甚至人力短缺从制造业开始波及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人力资源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已累计减少4000万以上。2017年，中国人口增加了737万人；2018年，增加了530万人；2019年，增加了467万人；2020年，只增加了204万人，人口萎缩态势严峻。应该承认，2017年后人口增加是因为二胎放开的政策效能得到了释放。
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总量控制理念长期占据了绝对话语权，人口少子化态势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警觉，以至于演化成严重的问题。
回望过去，可以说有3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是1991年总和生育率（TFR）首次低于更替水平，次年即低于1.6，属于“未富先少”的人口转变类型；二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五普”）数据显示TFR为1.22，低于1.5甚至1.3，已属于早熟的低生育人口；三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大数据显示，其时TFR仅为1.18，低于“五普”，是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最好时机。说白了，人口少子化不是从属于人口老龄化的次要问题，而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重大问题。
1962年至1975年这14年，我国新增新生人口36776万，平均每年新出生人口2600万。从1962年一直延续到1997年，出生人口在多数年份都超过2000万人，其中1963年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但从1998年开始，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一直低于2000万人，尤其是2020年出生人口仅1200万，不及1963年的一半。1963年人口出生率达到了43.6‰，2020年出生率不到1963年的1/5。
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造成人口两极分化，像跷跷板一样，一头沉一头起，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有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想和目标。所以说，从一个历史时期看，低于1%这一数据包含着人口结构失衡的风险含义和预警含义。事实上，2020年人口增量仅有区区204万，相对于14亿总量而言可谓杯水车薪，无足轻重，中国已经接近人口零增长的门槛了。
关注人口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口安全是非传统安全谱系中的重要一维，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举足轻重。人口风险与人口安全是一体两面。社会学之父、法国思想家孔德说过：人口即命运。
总结历史经验，或许可以说，人口、土地与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三要素。没有人就没有人口，没有人口也就谈不上文明的演化。人口安全是人口均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底线、红线和防线，中国要不断提高人口发展的安全意识或者说安全系数，牢固树立人口发展的安全观、平衡观和优化观。
筑牢人口安全意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民族复兴和国家永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要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即1.8≦TFR≦2.5）为人口复兴的基本目标，这是人口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
毋庸讳言，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是内生性、意愿性的超低生育率。国际经验表明，想提振和改变低生育意愿难度极大。中国已经错过了生育率调整的机遇期，在迅疾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一孩都不想要，更不必说两孩甚至三孩——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应该承认，中国人口生育率存在着一定的城乡、地区、阶层和民族差别，所以要把目光集中到有较强生育意愿的人群，给予全方位的生育支持，降低三育（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减少假性低生育（即成本约束性低生育）现象，甄别出有着较大生育潜力的人口。少数的潜在生育人群可能隐没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人口，如生养成本较低的边远地区或者民族地区，部分在小城市、小城镇。
人口问题面貌万端，核心就是生育率低迷问题。在低生育时代，中国需要通过生育友好的非常政策和重量级制度来重建新型生育文化。一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生育友好必须体现在尊崇生育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尊重生育权利（即尊重生育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人口—生育政策和制度同样要彰显和捍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权利至上的理念。
与此同时，还要着力改善生育的社会福利和服务保障，让生育正义与生育福利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如发放生育奖励金和健全托幼服务体系，保护女性权益使其不至于因为生儿育女而遭遇任何意义的就业歧视，等等。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