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晨
清华大学近日发布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报告显示，2021届毕业生中，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比为69.9%，较2020年上涨5%；同时，选择自主创业的毕业生相比2019年比例下降近一半。北京大学去年6月曾对高校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样本量超过2万人，统计结果显示，已确定工作单位的毕业生中，到体制内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入职的高校毕业生占49.3%，接近一半。
整体而言，毕业生就业方向上这几年确实呈现对体制内工作的偏好。这是否代表了求稳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人的主流心态？
我并不希望这个判断成立，因为这与我们对Z世代（95后、00后）的观感有很大的差异。Z世代是非常自主，非常多元的一代人，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对外部环境、一起工作的同事乃至领导要求都很高，他们也是会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断寻求改变的一代人。如果说清北毕业生代表了Z世代中佼佼者，为什么他们的集体选择却是加入以稳定著称的体制内？
对此，我有两点推断。
推断一，是不是人力资源市场出了问题了？人才在产业间的大幅度转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过去20年就发生了“最聪明大脑”大规模迁移的案例。20年前，藤校毕业生的首选是华尔街，华尔街的量化转型甚至吸引了大量的“火箭工程师”，很多人诟病大学培养的高精尖人才不务正业。可是在过去20年，硅谷超越华尔街成为最主要的人才聚集地，甚至选择金融赛道的人，硅谷的投资公司都比华尔街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钱景”。
不过请注意，这是一个市场需求改变人力资源配置的正常案例，因为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追求更有潜力的发展机会，追求更优渥的薪酬，是毕业找工作的要义。即使整个市场不景气，顶级名校毕业生仍然是市场上被追逐的对象，拥有很大的选择权。在一个开放竞争的人才市场，针对顶级名校毕业生的校招一定是成熟的私营企业、互联网大厂（当然去年可能有点特殊）或者具有潜力的“独角兽”激烈争夺人才的市场。难道市场失灵了？
如果市场没有失灵，就引发出我的第二个推断，除了显性的薪酬和发展机会之外，其他隐形的因素成为年轻人选择职业更为重要的砝码。
在市场中握有选择权的清北毕业生，如此高比例地选择了并不是薪酬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体制内工作，不禁让我们担心，年轻人对未来是不是产生了更为悲观的判断？他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或者说“长安居不易”，他们为了在大城市待下来，承受了过高的压力？除了稳定之外，加入体制内或许可以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获得更优厚的医疗保障，甚至未来的社保和养老金也更有竞争力，这些是初入职场中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考虑的重要砝码么？
如果这样的选择倾向在年轻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则需要给以极大的关注，因为它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多元发展，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风险之一是人力资源的错配，如果过大比例的年轻人选择体制内，一定会带来一系列不同领域人才的失衡。未来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多元又多变的市场，需要在国有和私营企业之间，成熟企业和创业企业之间，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七成清华毕业生选择体制内，比例显然过高，也意味着私营企业、创业企业所能吸引到的顶尖人才要少很多。
风险之二，从人才流动的角度来看，选择体制内作为职业发展的起点，不利于未来推动人才的跨界流动。体制内的稳定性和按部就班并不适应这种流动性，体制内目前仍缺乏吸引职场中层（mid-career）加入的机制。未来更加成熟更加多元的经济，需要人才在区域和行业间的流动，而名校毕业生也只有在更频繁的流动中才能抓住成长的机会。
针对这种潜在人才错配的风险，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从迈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视角，政府在招聘公务员的过程中应该更强调人才匹配度。公务员每年动辄千里挑一的录取比例，不断抬高了加入公务员的门槛。短期改变毕业生考公热很难，但可以考虑效仿美国的平权措施（AffirmativeAc－tion），给予贫困地区的毕业生和名校之外的大学毕业生一定公务员录取比例。
最后，我还想给年轻人一则建议：在剧变的时代，只有拥抱不确定性，才能求得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是创新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求得的确定性，才是多元的发展机会和更茁壮的成长。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