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严诤
导语：美国特斯拉（Tesla）CEO马斯克（Elon Musk）收购推特（Twitter）反映了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内部的斗争。消息传出两周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由建制派把控的喉舌媒体，连篇累牍地从各个角度就此举对所谓民主体制的危害性展开大批判，杰夫·贝索斯和比尔·盖茨等与民主党关联密切且控有媒体平台的大资本家们轮番出镜警告，特斯拉与华关系也被列为潜在罪状。
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5月2日刊文称，美国论坛网站“Reddit”前CEO鲍康如（Ellen K. Pao）在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拥有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文，呼吁政府监管推特收购，防止富人控制交流渠道。美国新闻网站“Axios”则称，马斯克“越来越像电影大反派”。这些言论与其说是媒体人和文化人的哀号，不如说是精英之间斗争的幌子。纵观西方历史，精英统治是不变的常态，这也是意大利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指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在各种组织中，“精英阶层”往往会使用其技能、资源和权力，将自身与普通群体区分开来，而这种动态模式同样适用于由公众组成的民主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某个政党的民主使命相悖，但矛盾的是，由于普通民众没有手段、时间和能力监督民主体制的日常运作，如果没有精英阶层对关键机构加以控制，民主政治将无法运作。因此，精英统治不可避免，但公众可以采取行动让自己免受寡头统治的危害，现实的办法便是由精英来对抗精英。
现阶段美国精英对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反应，类似于曾经的英国对北美大陆殖民地领主的反应，前者要求后者注意自己的地位和说话方式。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危及言论和思想自由，因为现任统治阶级会紧密团结在一起，将后起者拒之门外，并在媒体盟友的帮助下占据叙事主导权，将后起者对现有状态的威胁歪曲为对大众的威胁。如此一来，后起者对于现任统治者发起的权力挑战演变成了公共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统治精英阶级所使用的“民主”一词仅指既定的政治秩序，即极度寡头政治，而非理想化的公众参与式治理体系。推特等媒体平台通过选择性推送使民众的精力和注意力与现任统治精英阶级利益保持一致，这类平台不再仅仅是一家私有企业，而是成为了一种控制信息的工具。对于一个通过内容审查来维持谎言的政权而言，控制信息渠道对于集中权力至关重要。
推特曾以各种借口封杀部分用户，因为其所发内容违背现任精英统治阶级控制民众思想的原则。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还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宣布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重点打击所谓“错误和虚假信息”，这是美国政权在面对潜在威胁时控制信息渠道的又一方式。文章最后称，对美国现任统治精英不满的民众可能无法逃避精英阶级的存在，但民众至少可以与更符合其利益的人站在一起，帮助后者斩断现任统治阶级的权力链，并精心打造一种更适合美国民众的政治秩序。
马斯克收购推特在美掀起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从推特较小的盈利能力和滞后的产品创新能力来看，各方关注的不是一桩商业收购案，而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对立各方争夺的也不是一家公司，而是对公共舆论场的控制权。这种争夺的背后，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美国公众与长期以来控制国家机器的精英阶层的对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如此大动干戈，却无法用其掌控的舆论大军阻止收购，且大多数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了精英阶层的对面，认为让马斯克控制网络媒体平台比让政客们控制更安全，这揭示了双方对立的深度和广度。显然，对美国精英阶层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不仅来自公众，也来自精英阶层内部和幕后资本。在美国现有体制下，公众对精英的反抗必须由新的精英群体代表其实施，也必须得到操纵精英的资本的认可。考虑到这一点，公众不满、精英代表和资本意见的同时出现，让大变革出现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近日，与马斯克收购推特案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另一件事是，《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一书作者、新一代反建制代表人物J.D.万斯（James David Vance）5月4日在俄亥俄州联邦参议院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如果他能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顺利当选，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其次，推特收购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现任精英阶层所陷入的悖论。当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处于相对衰落期的美国也面临巨大的内部变动。自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后，美国国内政治光谱急剧变幻，各种势力重新排列组合。由于两党轮流代表不同资本势力执政并操控国家政权的难度加大，导致两党建制派在拜登上台后迅速合流。他们背弃了通过变革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的承诺，一方面利用媒体控制权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则共同选择了“内病外治”的老一套方案，即企图将国内矛盾外溢到国际关系中，通过制造世界大战和全球金融危机来解决国内问题。于是，沙利文和布林肯等来自民主党的自由干涉主义者，与当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分子迅速苟合，俄乌冲突就此引爆。但建制派同样面临两个难题，一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导致公众意见更难压制，特别是在治理无力、观念极化的状态下，左翼进步派和右翼保守派拥有非常稳固的支持者群体；二是世界格局的变化导致矛盾外引的后果变得更不可控，特别是在美实力下降后，对中俄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打压遏制会给美自身带来更大的副作用。为解决这些难点，建制派只能加大赌注，采取超规格且破坏其自身规则的行为达到目的，如对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封杀和对俄开展史无前例的金融制裁。但这些举措带来了更深层的问题，即规则的崩坏。与拜登相比，选择相信社交媒体平台算法的特朗普和认为SWIFT中立的普京，反倒更像是守规矩的一方。美国当权者维护统治的悖论在于，必须通过破坏已有规则的行动，在其国内外重整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合法性是由这些规则所赋予的，这就导致公众感到此前拥有的赋权权力受到威胁，而更重要的是，控制美国政治的垄断资本也会感觉控制权受到威胁。因此，马斯克在俄乌冲突后提出收购推特恐怕并非心血来潮，作为资本推出的代言人，此举也不仅仅代表其个人喜好。马斯克所要求的言论自由，既有为公众夺回基本权利的表层含义，本质上也是资本要收回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权，进而收回现任精英阶层自以为可以随意使用的舆论控制权。当然，美国政治背后的资本势力也是错综复杂的，各路资本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导致了当前的争论和斗争，拜登政府不敢直接否决收购案，只能通过所谓“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加以节制，而这只会进一步加剧矛盾。
最后，推特收购案还预示着互联网治理领域正在酝酿新一轮冲击波，即更加错综复杂的变革思潮与技术革新下的舆论治理环境。互联网媒体平台既是讨论治理合法性的内容平台，其本身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也是对治理合法性的一种诠释。美对舆论控制权的争夺主要在内部，表面上是现任精英阶层与公众的斗争，本质上是资本控制的不同精英群体之间的争斗，公众与资本的利益在根本上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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