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美]罗芙芸著，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定价：95元
■郑渝川
中国本土有自己的卫生之道，并非20世纪初的精英分子所描述的尽数来自西方。
美国汉学家、范德比尔特大学副教授罗芙芸所著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一书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确实产生于西方——18世纪的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其核心特征就是要通过卫生监督、公共事务和国家支持的医疗机构，来建立公共空间的清洁，依托组织和秩序来隔绝传染病传播，提高公众健康水平。
当然，这个判断也很容易引起争议。研究地中海沿海地区历史的学者此前曾多次指出，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城市，因海运贸易繁荣，而贸易和客流频繁来往就不可避免造成这些通商城市频繁受到传染病的威胁。为此这些城市建立了防疫体系，比如规定海外贸易商船进港后必须在指定区域卸货，人员要在规定地方进行隔离。
之所以强调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产生于西方，是因为大航海时代开启了西方的殖民时代，而殖民者给美洲原住民带去了天花和梅毒，造成后者群体的大规模死亡。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开始从非洲劫掠黑人奴隶，以保证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需求。
事实上，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印度、东南亚许多殖民地，都曾遭遇过严重的传染病。这就迫使殖民者为了保障自身健康安全致力于从科学和管理两方面找到传染病滋生、传播的方式。
也正因如此，西方诞生的公共卫生，最初不可避免带有欧洲（及北美）文明优越性的傲慢，对于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医学传统一概贬低为巫术和糟粕。包括20世纪初的中国在内，许多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在引进西方公共卫生理念时，本土精英会一概否认本土医学乃至哲学体系、生活方式的价值。
罗芙芸在书中强调，清代中期以前，中国文明相较于亚洲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多数地区，都拥有绝对意义上的全方位领先优势，这其中就包括传统医学及其价值体系的影响力。
作者认为，中国本土的卫生之道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广泛的保健行为，除了治病，还包括预防、运动、饮食和休息等，而西方的“卫生”其实大大缩减了范畴，只局限于治病，甚至不包括预防。
“卫生”一词出自《庄子》。《老子》和《庄子》以及其他的道家经典都阐述了长生、保健之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医疗文献显示，汉代贵族对于保持健康、预防疾病、追求长生非常感兴趣。而从《论语》原文到朱熹的注释，不难发现儒家的中庸理念就包括对于生活欲望的克制，由此实现“卫生”。
这本书重点介绍了近代天津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引进西方公共卫生的过程。
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天津，中国居民总体上延续着一贯的养生方式，通过购置中药来治病和调养——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也是药材市场的中心，大量产自东北和蒙古地区的人参、鹿茸自此疏运至各地；天津居民当时也很信仰诸如天后宫、药王庙以及其他各种本土神祇；富商还捐建了一些善堂，提供抚幼养老、救助重病患者、安葬游民死尸以及宗教祈福等职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善堂还为天津居民提供种痘服务，以降低天花的威胁。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以及长江边的许多城市陆续被辟为通商口岸城市。
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通商城市必然更多地受到传染病的威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城市在传染病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
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中期，英法军队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苦战，不但伤亡惨重，而且因卫生服务不足导致霍乱、痢疾、发烧席卷军营。是护理事业创始人南丁格尔揭露了英国军队卫生服务缺失的巨大问题。
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军队配备了更为完善的医疗保障，尤其是经过了医学专科院校培训的军医。
这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传入中国（具体来说是天津）的开端。在军医的指导下，英法占领军在天津推广了欧式的卫生管理措施，包括清理下水道、改善供水系统、及时处理死尸，还建立了主要面向英法军人、侨民，同时服务中国居民的医院。
可以看出，现代公共卫生的发展进程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缺乏卫生现代性的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传染病的扩散效应主要取决于居住密度，也就是细菌和病毒可能获得的扩散便捷性，这归根结底是社会阶级问题，不是文明发展的优越性问题；第二，19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本土推行的、带有现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其实也曾遭遇公众抵制。这些国家在其殖民地进行的管理，可以无视殖民地居民的不满，将科学计算的防疫逻辑扩散到极致。
之后，尽管英法军队撤离、战时医院也被撤除，但当时所说的西医已经在中国土地上扎根。
1862年，始于1861年印度的霍乱疫情传入中国，先是到达香港，然后是南京附近，再经大运河抵达天津。欧洲观察者估计每天天津死于霍乱的人高达400人，过程持续了一个月。
为了抑制霍乱疫情，天津的中医和西医“各显神通”。本书中谈到，中医援引张仲景《伤寒论》的观点，主要从阴阳失衡来处理染病患者。
而在中国的英国医生则是用含盐的泻药治疗霍乱病人，并建议病人早晚用较热的水进行坐浴。
作者指出，当时的西医其实原理上与现代医学仍相去甚远，是希望将温暖引入被寒冷攻击的人体系统。
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医和西医对克制霍乱疫情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都很有限，真正起作用的是具有现代性的卫生管理措施，比如保障饮用水的洁净、对受污染水体以及患者排泄物进行消毒。
在此之后，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译著书籍的销售网络，大量引进和推广了西方的科学书籍。他还引进了公共卫生知识，尤其是在政府主持下兴办卫生监督、公共事务、专业医疗机构。上述著作经过梁启超、郑观应等人的推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主持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市卫生局。日本和德国模式对于中国当时的卫生现代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的天津，还建立了专门的卫生警察，而后开始效仿英国等西方国家建立自来水公司。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上海等通商口岸已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观念、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