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一篇“读周”与“看张”,希望以下“读周”与“看张”的内容对您有用。
■题记 《周作人“偶遇”张爱玲》
◎余斌/著 商务印书馆
我把周作人与张爱玲拉到一起,纯是“取巧”:周作人与张爱玲基本上可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平行关系,说“偶遇”都得打引号,把以往说二人的散篇文章放到一起,乃是地道的拼盘,既非比较,也非合论,实在给不出让其发生关联的理由,却又要放在一起,起个书名都无从下手,恰好里面有一篇题为《周作人“偶遇”张爱玲》的短文,于是“巧立名目”,拿来敷衍书名,至少两个谈论对象可以同时在封面上出现,并置到一处了。———不是“取巧”是什么?
真是各出一书为好,也曾有这个打算。题目都有了,分别是《知堂面目》和《且来看“张”》。书名就是可以发挥一通的,比如“面目”二字不难大做文章,说“知堂面目已模糊”也不是不可以;至于张爱玲,她曾有一本自编文集题为“张看”,自可充当“行文出处”,而看“张”可以是我看,可以是各色人等看,还可以是我看各色人怎么“看”,总之可以看得气象万千。
文章分别已存了一些了,只待再各写几篇,就可集成两本小书。待写的几篇,拟想中皆属重头戏,比起现成各篇的偏于“识小”避重就轻,庶几正面硬刚,有“识大”的意味。比如《周作人与北大》《现代隐士与“落水”》《张爱玲小说中的时间与瞬间》……只因太过“处心积虑”,反而一篇也没写出来,唯《周作人的牢骚》一篇,因正给报纸写专栏文章,须按时交卷的,有次临期想不出题,将周作人与北大因缘,草草写了个大意。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没了这些,终觉撑不起来,奈何二鼓三鼓,已衰已竭,兴奋期早过,写出是遥遥无期了。敝帚自珍,已写就的又还想集到一起,遂合兵一处,似乎量的累加多少可以抵销内容的单薄。
有几篇须略做说明。《一封信,一面》写的是舒芜先生,《〈希腊之余光〉序》如题所示,是为王媛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所写的序言,直接的对象,都不是周作人,然舒芜与周作人缘分匪浅,王媛的专书则以周作人与古希腊的关系为题,议论起来,自会说到周作人,宽泛地说,视为读周的一部分,或是某种延伸,未尝不可。《答问》是某年张爱玲祭日接受某杂志采访的书面答复,因为觉得写下比口头要更清楚。访谈,往往是“成竹在胸”式,合则留,不合则去,我的答复被断章取义编织到既定之规中去了。说是我说的,似乎得认,说我没说过,也不能说不对。现在翻看一下,有些意思,是别处没有的,所以收在这里。
有两篇他人为我指谬的文章,原先也想收入书中,因版权事,遂作罢。一篇是止庵先生驳我《周作人晚年窘境一斑》的文章,解读固然不妨各逞己意,然止庵文中有些重要材料当时我所未见,其见解亦有相当“硬核”处,读之受益,复述其意不如“和盘托出”,对读者完整了解周作人章士钊因缘或者效果更佳。另一段文字是苏杰先生的《“奖借”与“奖掖”》,指出我写舒芜先生一文中的硬伤,“伤”在何处书中有案可查,总之是我强不知以为知,替舒芜先生改“错”,结果自己出了洋相。此类出丑卖乖,平生所犯,不在少数,比如有次到出版社,从一编辑室门前经过,一老同学正与编辑在内高谈阔论,议论共同的师友,便嚷了一句,哈,臧否人物啊!“否”说成大白字,否定的“否”。“臧否人物”一点不算冷僻,但我不敢肯定用这词没有一点卖弄之心。过几日恰好又遇到老同学,他闲闲说道,那天我“扬长而去”之后,编辑对他说,你这同学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吧? 说罢应该是二人莞尔而笑。但老同学是厚道人,没有“深描”后面让我尴尬的场面。就这已经让人臊得慌了,只是表面上我还算镇静,打了句哈哈道,我弄巧成拙,不代表学现当代、学外国文学的都没这点常识啊。
事过多年,老同学应该早忘了,我却还会不时想起。像给舒芜先生“纠错”闹的笑话,等于出丑出到公共场合,自然更是“耿耿于怀”。对人对己,都不是多么较真的人,倒也并非多么严重以至老在那里“痛定思痛”,只是有些记忆属张爱玲所谓“咬啮性的小烦恼”,常会不请自来,想起来就独自脸红。不知这是不是也算“心病”的一种? 心理学的说法,越是难以启齿的,越要说出来,说出来好比从心头卸去包袱。那么,不做“引以为戒”之类的赌咒发誓了,我这里权当自我疗愈。
·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