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一篇赏心乐事诗与书——《诗情书韵》序言，希望以下赏心乐事诗与书——《诗情书韵》序言的内容对您有用。
■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诗是艺术的精魂，它的产生远比书法要早，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鲁迅所说的“吭哟吭哟”的劳动“诗歌”。诗歌抒发诗人的情感，“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效能巨大；那抑扬顿挫、铿锵起伏的优美音律，让人一咏三叹，荡气回肠；而其意境，更是让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在我国，诗与书可以说是姊妹艺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没有文字以前，诗主要是以语言和声音为媒介，诉诸人的听觉，口耳相传。有了文字以后，诗与书法开始关联，书法记录诗歌，给它插上翅膀，让它传播开来，流传后世。现今发现的最早石刻文字《石鼓文》，就是记录秦王游猎之事的四言诗，同时也是大篆书法的经典作品。
可惜，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千百年间，诗与书的联系还是若即若离，流传下来像《石鼓文》这样书写诗的书法作品绝少，诗与书各自发展，很少交集。直到唐代，无论是诗还是书法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诗人和书家群星灿烂，留下许多经典作品，以至于宋代苏轼感叹道：“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毕矣。”
不过，在三百年诗歌盛世的唐代，诗人与书家往往集于一身，“自书诗”开始有了精彩作品，例如李白的《上阳台》和杜牧的《张好好》。此外，书家也开始书写他人诗作，例如张旭《古诗四帖》和怀素《自叙帖》。可以这样说，从由于科举制度带来的文人士大夫书家的兴起，诗歌从此走进书家的视野，成为书家创作灵感的源头和书写的主要内容。同样，书法的美妙韵致也被诗人所关注，他们热情讴歌书法。我们从李白《草书歌行》和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诗篇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书法家的高度赞扬。从此，诗与书紧密联姻，密不可分。
吾妻杨俊华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执教半生，讲授文学，酷爱诗歌。她常言，诗人必须有一颗“诗心”才能作诗，而她正是有这样一颗“诗心”。不过，这颗“诗心”被任教时的科研压力所禁锢，不见动静。退休以后，自由放飞，这颗天真浪漫的“诗心”突然勃发，一首首咏物、记游、言志的诗篇从她笔下滔滔汩汩地涌出。虽然在方家看来，这些可能是自娱自乐的戏作，但是它们却没有空洞的豪情、苍白的壮语、无聊的呻吟，而是皆能在一花一草之中，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托物言情，以小见大，并且时有佳句和奇思妙想。
大概是女人天性爱美，吾妻特爱花亦喜种花、养花，一说起那些花来顿时兴奋，眉飞色舞，笑颜如花。所以，她写的诗篇中自然是咏花者居多。花有千种，各有姿色，凡她所见，皆可入诗，且绝无重复，真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她多年讲授诗文，在古代诗人中最佩服的是李白，对于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篇赞不绝口。所以，吾妻写诗也崇尚天真自然、平白如话的清纯之美。在这种寻常美艳之中，却充满着对大自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的深情，恰恰正是这一点，使一首首小诗细读起来别有一种动人的魅力。
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深刻分析了诗与绘画、雕塑的不同之处。诗是时间的艺术，它可以化静为动，化美为媚，赋予事物的某一部分或属性以生动如画的感性形象，创造意境，抒发诗人情感。而书法既是时间的艺术，又是空间的艺术，它通过文字的书写创造动人的书法形象，表现书家的情感和思想。在所有文字内容中，诗是最适合书家用于书法创作的。它包含情感，富有意境，短小精炼，朗朗上口，所以从唐代以后，书写自己或他人的诗篇就成为书家创作的首选。
当然，我的书法创作选择妻之诗作的主要原因还不仅于此，最重要的是，她的诗篇常常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增添创作激情。这种灵感和激情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必要和十分宝贵的，甚至是一件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若进一步说，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常常是由外物感发，而对于书家来说，则往往来自他要书写的诗文。书家对书写内容的选择，是服从于心灵的召唤，是诗与心的呼应。只是，吾妻才思敏捷，那些小诗仿佛信手拈来，而我的书法创作却跟不上她写诗的节奏，以至于我不由得感叹道：“作诗还比写字快，老夫常欠妻字债。”所以，这里只是选集了她的部分诗作。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创造书法形象的美是书法的铁律，为此书家挥毫必须胸有成竹；况且，书家创作更像是一次冒险的旅行，其中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偶然因素，若非“五合交臻”，断难“神融笔畅”。而诗人则不然，一方面，他所表现的对象并不限于美，例如丑拙、崇高、悲愁甚至滑稽等皆可入诗；另一方面，他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等条件的限制，其诗作可以不用笔墨纸砚，直接从头脑中生产出来。这本《诗情书韵》不敢称为佳作妙品，不过皆为我俩真情付出，如能博读者一笑和方家指正则足矣。
最后，感谢五叔王家琰先生的题签，感谢好友童志雄先生装帧设计，以及高业清、俞云梅伉俪赞助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