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点苍、云歌
编辑/明日凌波
最近，“156名影视从业者发公开信联名抵制于正、郭敬明”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讨论。
这些从业者在公开信中称，“抄袭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屡现抄袭劣迹的编剧、导演以节目导师、嘉宾身份进行话题炒作、博人眼球，此等唯流量论的做法引起行业内及社会各界反感”，呼吁“不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将其从公众媒体中驱逐出去”。
这事的确不仅是“吃瓜”那么简单。
公开信截图（图源：微博）一
于正、郭敬明这些年一直是话题人物。作品有流量，有票房，有收视率，有粉丝。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如批评《小时代》等作品的价值观有偏差、艺术水准低下等。最近二人受邀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当导师、嘉宾，其间表现也屡次成为热搜焦点。
此番百余名影视同行对其“开炮”，瞄准的则是两桩旧事：2003年，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被北京高院判定抄袭作家庄羽《圈里圈外》；2014年，于正的《宫锁连城》被法院判定侵犯琼瑶作品《梅花烙》的改编权。
两桩案子，法院均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公开道歉。不过，到目前为止，郭、于二人都只作了经济赔偿，未按判决书规定向原告公开道歉。
因此，影视从业者愤愤于二人背负“抄袭劣迹”，却仍在娱乐圈自由行走，甚至以导师身份出镜、贩卖成功学，对青年观众乃至社会各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旧事并不了无痕。为何至今拒不按照法院判决书要求道歉，其中原委恐怕只有两名当事人自己才知，但至少外界并未忘记。
于正、郭敬明（图源：网络）二
在文艺领域，抄袭一直是关乎名节的大忌。一旦被定为抄袭，该作者无论从创作才能还是从做人品格上，都会受到极大质疑。不光写书、编剧，例如音乐领域，国内此前同样有过不少歌手因作品涉嫌抄袭卷入官司。
但问题来了，如果抄袭者压根不在乎名节，怎么办？告呗，赢了我赔钱就是了，反正盈利的钱远高于法院判赔的金额。如果是这种不成比例的“风险回报比”，又当何解？
这恐怕是个困境。而且，时过境迁，当万事万物均以“流量”衡定价值的时代，“名节有亏”更具话题度。如果这人四平八稳、德艺双馨，也许还没有那么多“看点”“槽点”乃至“骂点”呢。为了节目效果，挨点骂不要紧，有人看、有人讨论、进入舆论视野才要紧。
在流量为王的逻辑下，不仅综艺节目喜欢邀请有话题度的嘉宾，营造剑拔弩张的氛围，影视产品亦是如此。有些人甚至越被骂越有流量，越得资本青睐，越有“商业价值”。
作为联名信发起人之一，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这次“抵制”并非针对于、郭二人，而是对其代表的创作风潮、资本倾向的抗议。
“病态的价值导向下，影视行业生产出了大量‘宫斗’‘架空’‘甜宠类’和‘玛丽苏’内容。他们的作品在年轻人当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很多青年演员也对他们的作品蜂拥而上。这种文化趣味和价值导向，对于有良知的编剧行业和影视从业人员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对此我们必须要发声。”汪海林说。
《延禧攻略》、《小时代》剧照（图源：网络）三
前面说到，话题人物容易有流量，背后都有操作手法。平台邀请“够话题、有争议、自带讨论度”的嘉宾，产生负面舆情怎么办？没关系，有业内人士在受访时称，“平台有专门控制舆情的人，事情闹大后会作‘正面调整’”。
无怪乎联名信中说：这种“审丑”行为不应再继续。
在理想状态下，文艺作品应该兼具商业和社会价值，所谓叫好又叫座。但在操作中，社会价值为商业价值让步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汪海林介绍，当年相关案件的一审判决，法院判于正败诉，但电视台在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前，又着急忙慌地连播两遍涉嫌抄袭的于正剧作，“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多名影视从业者也指出，抄袭所代表的不良创作生态，从根本上破坏了影视创作行业的公序良俗，打击了影视从业者的文化责任感，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文化产业的良好生态。有人说，金融界要禁止内幕交易，体育界要禁止服用兴奋剂，难道编剧界就能允许抄袭者大行其道？
有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在业内，这些抄袭者甚至有一套“方法论”，比如不要超过20%，哪怕你完整抄了20集，只要整个剧在100集，就够不上法律抄袭的标准。只要作品受热捧、各方都赚钱，其余的不重要。
应该说，这种价值观是极其扭曲的，其奉行的“成功学”无外乎急功近利、短视投机。作品有市场不假，能否长青难说。文艺作品的核心是原创，作品的质量是能力问题，但抄袭是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
在此意义上，无论本次联名呼吁的结果如何，至少敲了一次警钟：应遵循艺术规律、尊重原创知识产权、依靠专业判断，拒绝过度被资本“引诱”、被平台“绑架”；过去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拒不认错，甚至有恃无恐、继续大行此道。
当然了，长期行业乱象，不应只由某一人、某一剧作承担所有恶评，在广泛的争议之后，有关部门如何加强监管、进一步规制违法失德影视从业者？主管机构或行业协会如何细化相关行为规范，为从业者树立正确荣辱观？文化产业领域如何加速遏制平台垄断、匡正平台行为？
这些都是需要严肃作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