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同区域的中心城市如何推进经济金融协同发展？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区域经济出现资源的重构、区域功能的重构是一个必然的事情。目前，中国区域经济整体是比较良性协调的，但是由于东北区域经济的塌陷所导致的北方经济占整个中国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成为最近舆论的焦点。这样的现象，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改进。改进的方法之中，很重要的就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间，利用新金融来处理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处理一些低增长区域进行功能区的再造，进行赶超型的发展。”
2020年12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区域经济金融发展论坛暨‘2020天府金融指数’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据悉， “天府金融指数”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编制，全面分析了中国各区域中心城市金融发展情况，增进各个城市金融发展的互相了解，实现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自2017年以来，“天府金融指数”持续发布。
“2020天府金融指数”选择全国35个中心城市进行排名，指数由一个总指数、两个分指数和八个子指数组成，两个分指数为传统金融（包含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人力资源）和新兴金融（包含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农村金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认为，“2020天府金融指数”源自四川、面向全国，对比35个中心城市的金融发展差异，总结先进发展经验及不足之处。指数中包括一个总指数及两个分指数，两个分指数又进一步细化，指数构建体系完整。
刘元春表示，从目前天府金融指数发布的情况来看，要形成一系列新的增长极、新的战略性功能区域，很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在新金融，而新金融的突破口又体现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农村金融以及文化金融这几个方面。
宁波总指数排名增长居首位
根据2020天府金融指数，各中心城市的总指数得分比较稳定，较好保持了金融发展的相对优势。从总得分增长率看，35个中心城市金融指数的平均增速为3.4%，这表明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建设稳中有进。
从总指数排名来看，前十名城市排名整体稳定，只有天津和武汉发生了位次调换。之所以发生了调换，是因为天津凭借金融机构和人力资源的突出表现超越武汉，位列第九，武汉在人力资源、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方面的表现较去年稍逊，居第十。在其他城市中，西宁、宁波、合肥、南宁和长沙总指数得分的增速居于前列，海口、兰州、武汉和深圳总指数得分有所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青在发布会上介绍称，宁波在总指数排名中的进步名次居首位，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人力资源四大领域的得分均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增长；合肥的从业环境和农村金融子指数得分增长是其总指数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长沙则是由于科技金融子指数得分而实现高增速。
在总指数得分下降的城市中，海口金融市场子指数得分大幅度下降，兰州从业环境、人力资源和农村金融子指数得分不同程度下降。
在传统金融分指数方面，重庆传统金融分指数排名超越武汉位列第九，主要源于重庆的司法文明程度大幅提高，推动其从业环境子指数排名提高了七位。宁波、合肥、南宁和西宁后发力量强劲，传统金融分指数得分增长率超过10%。
在新兴金融分指数方面，南京凭借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方面的优秀表现上升至第八名，科技金融指数大幅度增加则助推长沙首次进入前十名，而武汉退出前十梯队。成都的新兴金融分指数排名超越重庆位列第五，成都的绿色金融发展较好、农村金融优势进一步凸显。
何青介绍道，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成都创新建设了农村金融平台——“农贷通”服务平台，采用“网站+村站”的功能体系，实现线上贴息和风险补偿申报审核功能；在全国率先探索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制定出台多项现代产业园区和高标准农田规划和激励政策，系统性、创新性推进农业园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
不同区域中心城市经济金融协同发展的四大“双城”模式
2020年，天府金融指数报告的主题是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已经形成了中心城市经济金融协同发展的四个“双城”模式，这些模式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首先是上海、杭州模式。上海以传统金融为核心、杭州以新型金融为核心，形成了“双核驱动、优势互补”的模式。上海明确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不断进行制度的改革创新，增设自贸试验区新片区，推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全力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杭州以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为特点，带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科技发展，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金融与科技融合。
其次是北京、天津模式。依照京津区域功能定位和各自优势，实现“北京引领、错位发展”的模式。北京依托其作为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和重要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的优势，增强金融辐射能力，提供先进金融创新发展经验。天津积极承担“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任务，强化金融创新运营，加强自贸区金融改革，促进京津金融市场融合，完善特色金融产业，培育新型金融机构，从而打造成为“国际化、多元化、高效化”的金融创新运营示范中心。
再次是广州、深圳模式。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相互合作，呈现“深圳先行、双核联动”的模式。深圳探索跨境人民币交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在前海蛇口自贸区开展多项金融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发挥深交所平台优势，推进资本市场多层次建设和改革，支持科技金融发展。广州全力支持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紧跟深圳步伐，对标前海蛇口，建设南沙国际金融岛；建设财富管理中心，利用科创贷创新支持科技金融发展；在绿色金融领域，共同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联盟。
最后是成渝模式。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两地“共同建设、融合发展”。目前，两地探索推动银行间跨区域展业；通过银团贷款等加大对成渝地区重大项目金融支持力度。成立成渝轴线区（市）县经济协同发展联盟，多次召开协作会、联席会，推动毗邻的各区、县、市开展全方位合作。开通异地投资注册登记绿色通道，放宽市场主体异地投资市场准入条件；建立了产品质量监督、知识产权保护、信用“红黑名单”共享互认等协议。
针对成渝协同发展模式，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表示，未来成渝双城经济圈在基建、产业、开放等方面会提出重要政策，金融配套是双城经济圈战略实施的重要保证，要综合配套财政资金、国家专项资金、金融机构融资、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等各方面资金，共同参与，才能不断地推进双城经济圈战略的实施。
陈卫东提出，成渝要打造汽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壮大是实现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依据主导产业发展特点，创新融资方式，才能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围绕优势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信用环境和营商环境，这是支撑市场吸引力的重要基础。
破除区域壁垒，实现金融资源自由流通
在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实现区域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尹志超在发布会上提出了对区域金融发展的看法。他认为，破除各区域之间的壁垒、实现要素特别是金融资源自由流通，对双循环大格局下打通内循环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十分重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秘书长徐义国表示，在金融创新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基于区域经济的资源禀赋及其对金融服务的真实需求，适度创新，才会真正做到一区一策、因地制宜。
“金融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同样面临供求适配的问题。从经济伦理角度上，对于需求侧，适配的供给才是好的供给。具体而言，普惠和高效是衡量供求是否适配的重要指标，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合现有金融服务的缺位和空白，契合国家战略和总体布局，提升金融创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效率。”徐义国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关伟认为，在未来区域金融发展中，金融创新要继续在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方面继续发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新的组合与联动。夯实现代经济金融基础设施、强化信用管理是构建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之本；积极推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途径。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南北方经济表现的差异再次拉大。一个备受热议的现象就是今年前三季度GDP指标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天津跌出了前十，而南京则进入前十，北方城市当中只剩下北京一个城市。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地方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红伟分析称，在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省际差异、城乡差距甚至超过国别差异，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产业基础千差万别，应该避免千人一面、运动式的产业谋划。不要忘记所谓的传统行业，任何行业都大有可为。中国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打造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产业梯次、区域协同、省际协同、城乡协调就极其重要。
刘红伟认为，要发挥直接融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一是完善退出机制，二是要有容错机制。从投资看，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等内部治理机制、风险考评、责任追究，都有很多细节导致链条不畅，形成了堵点。如果激励约束机制扭曲，就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塑造，从过去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到现在更多转向发挥资源、资本的撬动作用，如果说要发挥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府更应该有产业合伙人的思维、产业更应该有城市合伙人的决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可以做长周期的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刘红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