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放开生育限制”引热议：可为全国自主生育提供参考

原标题：“东北放开生育限制”引热议：可为全国自主生育提供参考

记者 | 赵孟

编辑 | 翟瑞民

如何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在官网公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出东北地区可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引发社会热议。

国家卫健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介绍，该委已委托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并多次赴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开展专题调研，指导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做好人口形势分析，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明确目标和任务。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于潇告诉界面新闻，近几年来，吉林大学受国家卫健委委托，就东北地区低生育水平、东北地区人口和人力资源外流、人口收缩、人口负增长等问题开展研究，并将相关报告呈交给了国家卫健委。

对于外界热议的东北地区率先试点全面生育政策，于潇认为，当前东北人口形势严峻，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缓解人口形势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会太明显。

原吉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薛宝生认为，近年来外界对东北人口形势的讨论已经很多，应尽快在东北地区实施自主生育试点。 他告诉界面新闻，目前东北地区的人口基础数据已非常清楚，尽快开展试点很快就可以看到政策效果，这将有助于减缓人口负增长，扭转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对下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自主生育具有参考意义。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分析，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国家卫健委认为，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提高生育水平，关键是要顺应群众期待、聚焦群众期盼，在公共服务方面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切实解决家庭生育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提高群众的生育积极性。

薛宝生向界面新闻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三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很大，是中国第一个实现低生育率或稳定低生育率的地区。此后，早在2003年前后，东北地区就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苗头”，当时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3左右。

于潇认为，导致东北地区出生水平和生育意愿长期偏低的原因很多，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家庭重视孩子养育质量，多生育孩子不仅提高养育成本，而且也意味着孩子的平均养育投入被拉低，家庭理智选择用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

二是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逐步降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主要受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是体制内的家庭，但这部分群体人数有限，其生育势能很快被释放。目前，80后独生子女一代成为主要婚育群体，这一群体面临着越来越宽松的生育政策，他们的生育决策更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和家庭环境的影响，生育政策的影响越来越低；

三是生养成本不断上升，处于生育和抚养阶段的家庭，一般也是夫妻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着住房、汽车等生活负担，子女照料、教育等养育负担，生育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很多家庭虽然有生育意愿，但为了追求个人发展、生活质量，并降低养育压力，不得不选择减少生育；

四是东北地区受大量移民的影响，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薄弱，且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人们易于接受较为现代的家庭观念，少生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很低。

于潇还向界面新闻指出，相比全国的面临的普遍人口问题，东北还有其特殊性。首先，东北地区是国内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的地区，具有典型“低生育率陷阱”特征。其次，由于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东北地区是我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典型地区。第三，由于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年来面临着诸多困境，人口尤其是一些高素质人才外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

近期发表在《沈阳工程学院学报》上的一篇题为《东北地区新生代高学历流出人口特征分析》论文引用2017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东北三省新生代高学历人口流出数量占人口流出总量的18.63%，人才流失数量较多。

这篇论文将新生代高学历人才定义为 1980年后出生、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

论文指出，新生代高学历流出人口以25～35岁的青年为主，通过计算得知户籍地为辽、吉、黑的新生代高学历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与众数年龄均为29岁，表明东北地区新生代流失人口以29岁左右的青年人口为主。从年龄阶段来看，26～30岁年龄阶段流出人才所占比重最高，其次为31～35岁年龄阶段，而26～35岁年龄段流出人才所占比重超过70%，表明东北地区流出人才以26～35岁青年为主。

东北地区新生代高学历流出人口整体来看以跨省流动为主，其次为省内跨市流动，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最低，表明东北三省新生代高学历人口以长距离迁移、流动为主。

从流入目的地分布情况来看，东北地区新生代高学历人口倾向于向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海南、河北、江苏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产业集聚，工作机会较多的东部沿海城市迁移流动。其中，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新生代高学历流出人口所占比重最高，符合地理学临近性规律。

于潇曾做过测算，过去十年吉林省的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且这一趋势还在延续，辽宁省和黑龙江省也面临同样情况。东北地区即便放开三孩，甚至试点自主生育，虽然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得到提升，但因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每年的净出生人口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薛宝生认为，国家卫健委的答复不只是一个部委的看法，而是代表国家层面对东北人口形势认识的转变。而且，答复中提到的应对之策不只是探索自主生育试点，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切入点，未来应该有综合性的配套措施出台，以支持人们敢于生育。

他强调，如今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并不单单是生育政策，经济的发展、观念的转变、抚养成本的增加等因素也在共同起作用。“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员老百姓生育，而是动员全社会来支持自主生育。”薛宝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