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嫦娥四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奋斗者”号完成万米载人深潜……另一方面，芯片、工业软件、种源等行业“卡脖子”问题却依旧突出。
“十四五”开局起步的重要时刻，中国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当属两会科技界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议题。
惟有持之以恒
“这些年国际大环境给我们上了一课，科技领域的对话更看重实力。虽然不是每个关键技术都要自己解决，但至少要有谈判筹码，才能平等对话。”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感受颇深。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以他所熟悉的关键材料技术装备领域为例，若想不被“卡脖子”，根本在于持之以恒的态度。
“人家一‘卡’，我们就开始攻关，几年后人家故意放松了，我们就不再坚持……循环往复，最终只能越来越受制于人。”
黄政仁认为，核心技术攻关的持续发力，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基础科研不能放松。不能因为被卡的是技术，就忘记基础科研这个源头；二是要抓住重要的、重大的问题，做长远布局，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他表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几代人的积累。以碳纤维为例，我国多年来逐渐突破高强度碳纤维的制备门槛，从T300、T800到T1000、M50J、M55J，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然而，碳纤维产业从原材料、制备到配套材料，环环相扣，涉及到多个学科多种需求。”黄政仁一再强调，“没有系统的、长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是做不出来的。”
完善创新体系
“卡脖子”背后卡住的实则是创新能力。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前校长赵继在采访中表示，要想提升创新能力，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
近年来，赵继感受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变化。比如，在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方面，国家正在以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的优化组合，加快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创新能力支撑体系；积极打造科技创新战略力量和关键创新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等。
除此之外，他指出，针对创新体系中的不同参与者，一定要坚持不同的提升策略。
例如，高校、科研院所始终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最重要的位置，鼓励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自由探索，支持知识体系创新和研究成果向社会和教学双向转化，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这就需要配套能够真正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营造鼓励长期探索的制度环境。
“国家的重大科技专项，应该着眼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重要需求，以及在工业化生产中的一些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赵继解释，“卡脖子也分眼前的和未来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有时，往往未来的、隐性潜在的更具挑战性和风险性。只有兼顾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重大发展需求，才是创新强国的根本之策、夯基之举、长远之谋。”
而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赵继则表示，应该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深化产学研用融通创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多元资本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体制和机制。
促进成果转化
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提高到2020年的第14位，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同时，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所长王容川看来，这是由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仍然偏低。
王容川在调研时发现，目前大多数高校院所的考评机制中，没有与科技成果转化挂钩的指标体系。高校院所的科技工作者与企业之间缺少直接有效的沟通对接机制。而且，政府重大项目在促进校企人才合作、项目协同、资金支持、政策引导等方面，力度和广度也有待加强。
如何让科技成果真正变成冲破行业发展瓶颈的“利器”，王容川认为，首先需要完善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把科技成果转化效益作为高校院所科技工作考核的指标之一。还要加强重大专项的科研项目立项、验收的评估论证，优化成果技术先进性、可行性、成熟度、市场转化性、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王容川表示，“要明晰和提高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的收益比例，探索完善技术入股和科研人员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从而激发科研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
另外，他还提出要完善重大项目协作体系。比如，可以探索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共建实体性战略联盟，构建“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的需求传导型政产学研用合作新模式，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促进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有机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