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如何放大教育不平等？从非典看疫情与教育代际流动性关系
2020年4月23日，云南保山，昌宁县，刘雪梅在家里上网课。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薛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梁文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葛梦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全国各地开展线上教学，正在冲击高考的高三学生们也不例外。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在距离考试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能居家复习、上网课。除了学习场所的改变以外，新冠疫情还可能引起学生的恐慌、焦虑，使学生不能专心学习。由于不同学生的家庭条件、家长教导方式和能力存在差别，因此疫情可能会增强家庭环境差异对学生们高考表现的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高三备考生小王的成绩一直稳居班里前十，但疫情的反反复复让他非常焦虑。家里网络不好，只能借用邻居的网络听网课，信号不好的时候还要忍受着春寒在阳台蹭网。爸妈在外上班，小王要花时间解决三餐，此外小王还经常睡过头，为此他非常懊恼。和小王一样守在屏幕前的是小李，但面临如何全身心投入复习的问题，小李显得很淡定。小李除了跟着学校老师的复习节奏，另外还找了一个大学生家教教授备考技巧。小李的妈妈也专门在家陪考，为他安排了详细的日程表。小王和小李虽然是虚构的例子，但他们代表着一千万考生中的不同群体，他们的差异是无法靠学生个体努力能解决的结构性因素。疫情放大了这些因素，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在代际上延续，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注。
疫情会扩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吗？面对疫情下的备考，人们会不自觉地提起2003年的高考。中国上一次在疫情中组织高考是2003年的非典时期，那一年的高考形势也很特殊。虽然非典的传播性没有新冠这么强，但是相比新冠而言，非典致死率更高，对年轻人威胁更大。非典在其传播地区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如出现了抢购板蓝根和白醋的风潮，餐饮业和菜市场等公共场所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抑制非典的发展，多地也进行了停课政策，未停课的地区也相应地缩短了教学时间。和新冠一样，非典也无疑分散了普通学生的精力，弱化了学校公共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因而我们可以从“非典”对那年高考生影响的历史中，寻找疫情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答案。
笔者和梁文泉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Pandem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03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Epidemic in China” 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子女和父母的教育信息和中国卫生部报告的城市SARS病例数数据，给出了流行病降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直接证据。我们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检验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高考生和他们父母之间教育代际传递性和流动性的影响。
关于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算，目前文献一般使用教育代际相关系数衡量父代与子代教育水平的相关性。父代与子代这一相关性越强，说明教育代际传递越强，则教育代际流动越弱，教育机会越不平等。
我们的研究发现，“非典”疫情显著增加了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是否获得大学学历和他们父母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增强了教育代际传递，降低了代际流动性。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非典”对流动性的降低作用对于女生和大城市的学生来说更强，这可能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以及病毒更容易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传播，因而城市地区管控力度较大造成。
我们还发现4年制的大学本科教育受到非典的影响相对于3年制大专教育更强，这可能是因为后者需要家长付出的努力更少。与母亲的教育代际传递性相比，我们没有发现非典影响父亲教育代际传递性的证据。这可能是因为母亲通常在家庭照料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而这一角色在非典疫情流行期间尤为重要。
受数据所限，在讨论影响机制时，我们只是利用中国家庭调查（CFPS）和城市家庭调查（UHS）数据分别探讨了不同教育水平父母的教育方式。总体而言，CFPS显示，高教育的父母更加关心子女的学业，与子女的互动也更强。UHS则进一步显示，在非典期间，高教育的父母在非典严重地区会花费更多的钱在子女教育上，比如为孩子找家教。这些证据显示，当孩子的教育受到疫情影响时，高教育父母往往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学习，以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效应。
疫情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对社会不平等和代际流动产生长期影响，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文中利用新冠疫情的数据做了粗略估计。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河南、广东和湖北三个省份，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分别会增加66%、69%和103%。为次，我们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来缓解疫情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冲击。
一方面，政府和学校应该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保障来自弱势家庭或地区的学生在疫情期间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意识到，在学校教育之外，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们面临着巨大的教育机会差异。这需要政府长期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教育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以弥补弱势学生面临的其他教育机会的劣势，增加教育的代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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