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作者|李晨阳
最近一段时间，“大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两群大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
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
2010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
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19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
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
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人口要稀少很多，这是最大的区别。”
在曾研究亚洲象种群遗传的《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看来，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这个理想，还是横亘着不少阻碍。
“建设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这可不是件轻飘飘的事儿。”
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
他们是20年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迁来的，搬家的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从2011年起，野生亚洲象开始进驻江城县，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曾出现人员伤亡。
“如果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这样的村镇可能还面临着搬迁。”何长欢说，“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发表的论文《亚洲象国家公园探索与思考》中，理想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被描述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机整合，片区之间的连通性得以增强；亚洲象栖息环境和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间的重叠度逐步降低，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反哺亚洲象保护；高效、协调的跨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强化……
不管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愿景是否遥远，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已经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
此外，一些区域虽然没有大象居住，但却是它们重要的迁徙廊道，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张立曾做过一个研究——生活在勐养子保护区里的村民，希望在保护区里的采伐集体林种上更有经济价值的橡胶和茶叶。
虽然这部分保护区的面积只占9.67%，但经他们测算，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下降大约40%。
“这4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采集大红菌、竹笋等优质林下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热带雨林提供的巨大碳汇。如果未来全国的碳交易市场成型，就可以将这些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变现，通过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张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大象！不只是大象
据中国科学家在《生物保护》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显示，2004~2014年，109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受威胁哺乳动物的状况有所改善。
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6万~7万只恢复到2015年的20万只，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大熊猫、中华斑羚和海南新毛猬等均从濒危变成易危。
而包括亚洲象在内的一些物种，虽然受威胁等级没有变化，但也初步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势，种群规模稳中有升。
当我们为这些数字感到欣慰的同时，另一些新闻也频频触动我们的神经。
雪豹袭击家养牲畜；棕熊袭人并破坏房屋；野猪局部泛滥，糟蹋庄稼、反攻人类……
而从闯村咬人的东北虎“完达山1号”，到浩浩荡荡“逛吃逛吃”的大象旅行团，今年一连串的野生动物事件显然更加重磅，影响也更为深远。
“今年的动物们是怎么了？”不少人在网上发问。
“时间上或许是巧合，但我想这也折射了某种趋势。”何长欢说，“根源还在栖息地上。”
“对许多物种来说，只要繁殖能力不是特别低下，数量也没有跌破功能性灭绝的红线，只要把盗猎等行为管住，数量就会慢慢多起来。”
中山大学博士后黄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曾在普洱地区研究过5年亚洲象，“但栖息地的改变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也是不可逆的。以大象为例，它们习惯了农田那样大量集中、唾手可得的食物，要转回去吃传统的自然食物，也很难”。
黄程认为，从近期这些事件来看，国内依然缺乏野生动物管理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更缺乏应对野生动物突发事件的行业规范。
什么情况下可以麻醉动物、转运动物，什么情况下最好引导动物回到原栖息地，什么情况下必须启动异地安置方案……都没有明确规定——“动物已经‘兵临城下’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2019年，美国媒体报道，一度野外灭绝的墨西哥狼经过圈养繁殖和重新野放，回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恢复区。但由于这些狼不断杀死农场主的牲畜，在野生动物管理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村民之间引发了剧烈的冲突。
“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黄程说。
而对那些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撤退，终于稍有喘息的动物们来说，“回家”之路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