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Z博士的脑洞｜人口政策⑤：看女性，也要看男性怎么看女性
谈到生育，可能不得不重点谈到女性。
年龄很重要，性别也有差异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有着非常紧密的相关性。简单地说，就是生不生、生多少与想不想生、想生几个关系密切。
从历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看，我国意愿生育水平从1985年开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生育统计上有个概念叫做生育更替水平，就是指生下的人能不能及时“替补”剩下他们的人，这样，社会更替就实现了平衡。以此为标准看，年龄越大，意愿生育水平越高。全国1951年及以前出生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上；1956-1965年出生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已经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仍大致在更替水平附近；从1966-1970年出生队列开始，意愿生育水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并呈不断下降趋势。1966-1979出生队列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92，1976-1980队列下降到1.84，1986年以后出生队列仅为1.68。如果按照生育高峰期为25至30岁估算，1966-1970年出生人群的生育高峰在上世纪90年代，而中国的生育水平也是从90年代开始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而进入低生育率时代。
分城乡来看，城镇1945年及以前出生队列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上；1946-1950出生队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国趋势要早大约10年。农村1961年及以前出生队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上；1966-1970出生队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国大约晚10年，比城镇大约晚20年；1976年及以后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两者都是年龄越大，意愿生育水平越高，随着年龄减小，生育意愿不断降低。
而除此以外，独生子女或非独生子女并不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男女性别则有些差异，女青年希望不生孩子的比例略高于男青年、男青年希望生两个的比例略高于女青年。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不想生。
四十年前，女性的生育意愿中，男性意愿的投射
上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成为“国策”，大家也“关心”过女性的生育意愿问题。
一份来自于1982年江南农村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当时党和政府的“节育”、“晚婚”号召深入人心，被调查的未婚女青年都乐意接受计划生育政策，并正成为她们的自觉行动。她们当中没有人希望生育三个或以上的孩子，有的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有利于学习工作。
调查还显示，生育意愿与受教育年期的长短有较强的负相关，也就是说，青年女性受教育的时间越长，生育意愿女数目就越少，受教育的时间越少，理想子女的数目就越多。报告提示，以女青年的文化水平去预测她们希望要几个孩子，比不知道她们的文化水平去猜测她们的理想子女数要提高26%的准确性。
生育意愿和女性职业也有较强关系。务农人员比在大队企业工作人员的生育意愿人数显著增加。这应该是因为农业劳动更加需要体力劳动者数量的缘故。由于生活资料不足等原因，一般家庭会留下两个孩子。
此外，传统思想对女性青年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影响。在“自己的婚姻应由父母决定”，“对象要通过介绍人介绍”，“江南农村传统的换帖、忌口、行盘、大礼等一整套结婚仪式是必不可少的”等栏目上都“打勾”的女性，往往更加注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理念，希望多生，尤其想生男孩。
这项调查的初衷，是通过了解女性生育意愿的动因，来降低生育率。
但通过这个结果，我们会发现，尽管女性往往因生理特征而被认为是生育的“主动掌握者”，但其实在社会中，女性意愿往往被男权意愿所主宰。
女性生育，考虑的不止是女性
时光飞逝。
进入21世纪，我国生育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长时间的下降。
江苏省是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最早的省份之一，经过3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该省早已成为低生育率地区，其部分地区的一孩率已多年高达90%以上，涌现出大批进入婚育年龄的独生子女。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分析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
调查中发现，只出现了“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两种情况，“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的妇女占到所有育龄妇女39.91%，“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的妇女占到所有育龄妇女的60.09%，未出现“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的情况。
就是说，实际生育是小于意愿生育数量的。不想生基本上就不会生，想生则未必一定会生。
那是什么影响了“想生”到“会生”的有效率“传导”呢？
除了年龄因素外，社会和家庭因素是关键。
调查发现，当妇女感知到的其执行生育行为所具备的能力和资源越多，那么她实现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就越大。
妇女的生育态度，受夫妻间的感情和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而且，有趣的是，与“再要孩子不会考虑夫妻感情”的妇女相比，表示会“考虑夫妻感情”的妇女更倾向于放弃生育意愿。换言之，不少妇女或认为，多生孩子会对夫妻感情造成负面影响，或者说，家庭夫妻关系的张力不足以包容或覆盖另一个孩子。
“孩子是否有人照料”则是妇女考虑再要孩子的重要因素。在2007年基线调查中，与“不会考虑孩子是否有人照料”的妇女相比，再要孩子时“会考虑有人照料孩子”的妇女更倾向于实现生育意愿。2010年调查结果发现，在跟踪调查期间实现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妇女中，91．3%的妇女的父母、公婆都帮助他们照料子女。
职业女性，不仅得考虑职业，还要考虑家庭
也就是说，当有人能帮助照料孩子时，会增强妇女实现生育愿望的意向。
与此同时，可能有悖于一些人的想象，相关调查显示，与有工作妇女的参照组对比，无工作的妇女更难以实现生育意愿。因对于没有工作的妇女而言，她们感觉到的经济能力并不足支持自己生育更多孩子。
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连续多年世界第一，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等，也高于和我们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如日本。
因此，讨论生育率，必须讨论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多项基于职业女性生二胎的意愿调查显示，职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类型与生多胎意愿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或者也与大众普遍的“通常”观点不那么一致。
对职业女性生多胎意愿有显著影响的，身体条件与生育意愿成正比。即职业女性身体条件越好，她们想要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越强；职业发展阻碍成反比，即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越大，其生育意愿就越低。
此外，家庭环境对生育意愿影响很大。一是家庭经济支持对于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即家庭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城市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越强烈。二是家庭生活辅助支持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包括是否与父母同住，家务劳动谁做，孩子3岁以前谁抚养等。三是家庭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看女人，也要看男人怎么看女人
由此可见，无论是四十年前还是现在，女性的生育意愿其实承载的不仅仅是自身的生理性意愿，而是社会性结构性的生育意愿。在其中，男性的生育意愿和男性对于女性在生育中应当担当怎样的角色，起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生育理论，多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水平等来解释生育率的降低。其他则有一些关于文化、宗教影响等。
然而，近年来，东亚三国的低生育率似乎并不是太符合上述理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较高，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低于发达国家，而韩国“突然”处于了全球生育的“洼地”，日本则紧随其后，似乎也不容易解释，何况三国都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历史上较为信奉“多子多福”的观念。
从我国对于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到一条“暗线”，那就是，女性生育意愿被男性影响的程度和深度。亦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内的东亚三国女性比美欧发达国家的女性更长时间处于父权社会的笼罩之下。其生育意愿和行为受此影响更严重。但当社会发生了变化，女性劳动参与率极大提高，不仅仅是在观念上的“独立性”增强，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的生育“阻碍”变得更明显。
从这许多实证来看，女性的困境是，生了孩子，工作怎么办？不工作或者不能好好工作，没钱养孩子；工作或者好好工作，没人养孩子。
甚至于，生了孩子，夫妻感情怎么样？夫妻感情能不能好到我安心带孩子？又或者，带孩子能不能增进至少保持夫妻感情？
如果社会不能对这些女性焦虑作出及时反应，女性的焦虑更深，势必就会影响其生育意愿和行为。
生育意愿，看女人，也要看男人怎么看女人。
当男女性的对等意识相近，其生育意愿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无论是在男女权利平等意识更高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福利更好的北欧一些国家，或者是在男女权利平等意识更低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受一些宗教影响更深的国家，其生育率可能都会更高一些。而当双方的平等认知相差较远，处于一个“深化认识”的中间阶段，则观念撕裂往往带来更低的生育意愿。
作为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女性已经开始考虑的更多，而男性和整个社会没有太好的跟上，因而形成了权利意识的“剪刀差”，从而体现在了生育这个大家最不得不合作的问题上，形成了低的生育率，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后记
2019年，韩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名女性成长的日常，这个名字是个最普遍的名字，而她的生活如此普通，却充满了琐细日常中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和忽视。
首映当天，票房超过14万人次，但根据韩国Naver电影网站可以看到，男女性的评分呈现两级化，女性评分高达9分以上，男性则给出一点几的超低分。
事实上，电影根据小说改编，小说曾被文在寅推荐，但在网络上则掀起了“腥风血雨”，引发大争论。
电影在准备期，接受角色的女主演社交媒体账户下就涌进几千条来自男性的辱骂。一旦有女艺人在公众场合提起这本书，无一幸免地都遭受到网络舆论暴力的洗礼。
如果你仔细想想，这可能就是韩国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原因吧。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