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圆桌｜历史下的危机与危机中的历史（上）：跨学科视角
本文选摘自“历史下的危机与危机中的历史”畅谈会录音记录稿，十余位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展开了跨学科讨论。与会者有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历史政治与地理系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兼职讲座教授陈丹丹，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尼亚分校历史系副教授范鑫，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利，特拉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元崇，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宋念申，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张杨，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战洋，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昆山杜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杜克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朱倩等。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刊发，上篇为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历史与危机展开的探讨，下篇为相互之间的回应与对话。
陈丹丹
（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历史政治与地理系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兼职讲座教授）：
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史，兼及明清，现在也教中国史、亚洲史，以及在通识教育的层面教全球史，所以可能会提供一些跨学科的视角。我想从十七世纪全球危机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危机开始说起。我有一部分研究涉及现代中国政治与伦理的变迁，以及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与文化。我想到还可以有个话题叫做“危机与世纪”，因为从全球史的角度，我们常常“长时段”地一个世纪或者几个世纪地看，像布罗代尔说“漫长的十六世纪”，此外还有“长十八世纪”，还有霍布斯鲍姆说“长的十九世纪”、“短的二十世纪”，阿瑞基又说“漫长的二十世纪”。汪晖教授也说“短二十世纪”或“世纪的诞生”。这些都是对于“危机与世纪”的不同诠释。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有一本书叫
The Century
（《世纪》），其实说的是二十世纪。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书评，强调了其中的战斗精神，因为他把二十世纪称为史诗与反抗的世纪。我觉得不管是论证是长的世纪还是短的世纪，只要能点出时代的痛，都是可以的。
回到十七世纪全球危机，我想以学习者的态度来提出话题，希望有全球史的专家可以赐教。当然之前西方学者已经有很多研究。比如霍布斯鲍姆1954年写文章讨论十七世纪危机——文章分为两部分，分别题为《十七世纪欧洲经济的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与《十七世纪的危机（2）》（“The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II”），先后发表于《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杂志1954年第5期与第6期。休·特雷弗-雷珀（Hugh Trevor-Roper）1959年提出十七世纪更普遍的危机（文章题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六十年代有相关的讨论，Trevor Aston主编出版《1560-1660的欧洲危机》（Crisis in Europe:1560-1660）一书（此书初版于1965年）。休·特雷弗-雷珀1967年与1968年在英国与美国将自己写于1956-1967之间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十七世纪的危机：宗教、宗教改革与社会变迁》（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一书（英国版书名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美国版则加了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主标题）。其后学界视野从欧洲拓展到全球。1978年帕克（Geoffrey Parker）与莱斯利·史密斯（Lesley Smith）主编的《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出版。2008年10月发行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13卷第4期）有一组关于“十七世纪危机”的论文，帕克写了文章《危机与大灾难：重审十七世纪的全球危机》（“Crisis and Catastrophe: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considered”）。2009年秋天发行的《跨学科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40卷第2期）也有一组论文发表。其后帕克2013年有《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出版。2015年3月发行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26卷第1期）继续以一组论文探查“全球危机”的前世今生，既有帕克的《全球危机的根源》（“The Genesis of Global Crisis”），又有Carla Gardina Pestana的《全球危机的来世》（“The Afterlife of Global Crisis”）（两篇文章的正文标题都没有给Global Crisis加引号，但杂志目录中的文章标题则将Global Crisis都加了引号）
。
简单说来，十七世纪的全球性危机，关乎全球的气候、小冰河时期、人口的减少、粮食的减产，以及带来的战争与灾难等。当然十七世纪的全球危机也不只是自然环境意义上的危机，也是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危机。霍布斯鲍姆1954年的两期文章从十七世纪欧洲经济的普遍危机入手，将此危机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之兴起联系起来；1960年又有一篇文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文章题为“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休·特雷弗-雷珀1959年的文章则讨论更普遍意义上的危机，不仅关乎经济，也关乎政治。也有不少学者探讨十七世纪的其他危机，比如上面提到的2009年《跨学科历史杂志》关于“十七世纪危机”的一组文章中就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十七世纪艺术之危机（文章题为“The Crisis in the Ar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伯克把此文的“arts”定义为排除了思想史与通俗文化的狭义的视觉艺术、文学与音乐）。
（与“十七世纪危机”相关的学术史内容在中文语境中的梳理，大家也可以参看《清史译丛》第11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一书中董建中教授所撰写的前言，以及孙义飞、王晋新二位教授发表于《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的《多元化、多样化、拓展化与开放性——西方学术界“17世纪普遍危机”论争及其启示》）。
我想把话题引入到“十七世纪全球危机与中国”，或者说是“十七世纪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当然这个话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同仁关注。比如海外有很多学者研究，有不少已被介绍到国内，收入上面所说的《清史译丛》第11辑。还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还有李伯重教授有很多文章与演讲，比如《明清易代与17世纪总危机》《“十七世纪全球危机”中的中国与英国》等等。我觉得关于“十七世纪全球危机与中国”的研究，牵涉到两个角度，一个是“全球视野”，一个是余英时教授所说的“内在理路”。比如说当西方学者谈论十七世纪欧洲的危机的时候，他们会追溯到西方文明自身的脉络，例如重新回看文艺复兴，看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看教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等。但如果我们将中国纳入到全球体系，好像可以全球性地思考的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比如世界经济体系、货币体系，资本主义，或者从世俗化、商人精神的角度，而如果从思想史或哲学史上做研究，好像更多的还是内在的理路。回到我自身的研究，感觉我自己可能还是更多会在“内在理路”这个路径上向内或者向深拓展。那可能像泰苏这样与大分流对话的学者才可以更全球化地进行研究，或者像念申与元崇一样带入亚洲的视角。我之前的研究涉及到明末清初的两种危机：一种是汉族士大夫的危机，所以有论文《君子耻之：清初学人之道德思辨与文化重建》，写顾炎武、李颙、张履祥等学人怎样论“耻”：比如说顾炎武有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关学代表李颙将“耻”与“义命”结合在一起——可以上溯“义命合一”或“义命分立”的传统；张履祥则将“耻”与“治生”联系起来。通过研究士大夫如何在危机时刻下论“耻”，我想论述“耻”是儒家的一个政治与伦理的概念，而不只是西方传统中近于感觉的shame。当然清朝初年，不仅是汉族士大夫与儒家传统的危急时刻，对于满族的统治一族来说也是危急时刻，是文化上的危机时刻。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清初北京文化中的“江南”》，后来也是用英文发表了。我当时借用的是福柯的一个概念，就是江南作为一个body politic，在清初从南向北这样的漂移。“江南”化身为人们的身体、感觉、记忆与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反作用于“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它每每通过作用于人的身体、感觉、记忆、日常生活，应对来自宏观政治的“规训”与“惩罚”，构成对于宏观政治的影响、颠覆与消解。当然这个涉及到古代中国的南北之争，文化有一个从北向南的地域和趣味上的迁徙。在清初，则有一个“江南”从南向北的漂移。粗略说，在晚明，江南是文化中心，而北京文化在清初的发展其实和“江南”的北移息息相关的。当然我这是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我们知道杨念群教授有很有名的著作《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讲清朝统治者怎样处理与“江南”的关系并确立正统观。这部书的主旨是“重新解读‘江南’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统治的微妙关系”（《导论》），而我的文章是从文学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看“江南”如何进入并塑造北京文化。
从十七世纪的全球危机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危机，我觉得一个可以切入危机的角度就是“明遗民研究”与“清遗民研究”的对照。我有一个研究涉及到民国初年清朝遗民（比如像王国维、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如何由山林入城市，如何在十里洋场独上高楼）。所以牵涉到从清遗民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危机，或者说清遗民本身体现了当时中国危机。如果对比一下“明遗民”与“清遗民”的际遇，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所谓“现代性”的介入。之前明遗民所具有的“价值”的正当性都消失了（清遗民成了落后的代表）。用韦伯的话来说，伴随着世界的“除魅”，“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当原本足以“燃遍巨大共同体”的“遗逸”背后的“价值”，已经被“除魅”了的世界所剥离，只在极少数人身上闪现出来（比如王国维），也意味着它只能在极少数人中才能引起“微弱的搏动”。而每每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遗”之为“遗”，也正在此意义上，成为真正的“孤孑”情境。
最后想谈一下如何去理解危机。我觉得自己会关注到危机中的人。我自己能做到的是希望去做一种鲜活的、及物的、甚至是可以倾注感情的研究（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黄宗智教授有一篇访谈讲他如何在研究中倾注感情）。还有一种研究是将历史进程纳入到“世界体系”中，我也很喜欢，但我怕自己做不到。不过“世界体系”毕竟还有一个实在的世界，但如果抽象到纯粹的因果或逻辑关系呢？最近在群里面讨论历史的不确定性、偶变呀，当然很受启发，但是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纳入所谓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会不会稍嫌机械？确定或者不确定性，或者偶变或者偶然性，这些概念真的值得吗？这些概念有这么多的内涵吗？期待抽象派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
张泰苏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稍微把话题岔开一点，讲一些更宏观和抽象的。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和刚开始所说的17世纪危机有诸多关联。书中的主要叙事是讲清初和清末的两次在财政思想和政治思想层面上的范式变化。从明代中后期比较开放的模式，变成清朝这种强硬且非常特殊的财政保守主义，而到清末经历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之后，这种保守主义范式才在危机之下被瓦解，反而为之后的国家主义范式铺了路，直至今日。在写这本书的后期，我就一直在想：意识形态范式变化和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方向去讨论。一个方向是，危机会对人类的思考和意识形态范式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比如大家看中国近代史，但凡是从明末之后，中国几次较大意识形态范式的变化都是伴随着某种巨大的危机而到来的。从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的普及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政府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的政治上升，到清末从实学演变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西学和现代化话语，同时从小政府主义范式彻底转为大政府主义范式，转向国家主义。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危机推动范式变化”的例子。
另一个方向是研究意识形态范式如何影响危机的产生与被解读的过程：什么叫危机，危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危机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和任何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危机在人类史中没有绝对的、纯粹的外在性，而是经过人类的内在视角解释过、处理过之后才真正可以影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比如十七世纪危机，本质上如果把它理解成一种来源于环境变化所形成的经济危机、人口危机，那么，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危机依然是通过内部视角处理过后才会产生的。这里，环境变化是外在的因素，但是这个外到底最后在各个国家内部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冲击和政治冲击，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当时的不同国家的是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视角和制度视角去看待这场危机的。比如在17世纪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走向了现代国家的兴起。社会与国家进行功能性绑定，并由此极大推进了国家能力的发展与现代经济体制的产生。而到中国这里，17世纪危机反而导致了小政府主义的普及与财政保守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虽然各国都经历了气候变化与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也同样经历了政权交替，但在政治层面上，危机之后，中西方确实是往反方向走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是危机之前各国的意识形态差异导致他们在出现危机之后，对于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对于如何在知识上消化这场危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结构性差异。再进一步的话，我们还可以反思危机本身的人造性和人为性：危机如何在某种情况下产生、如何响应某种人类社会的理性和话语，在产生一定程度的外部冲击的时候，什么样的外部冲击能够被人为地塑造成危机。我觉得这些问题才是危机历史研究中最有意思，也最核心的一块。老一辈学者们往往会强调危机的外部性与客观性，但这个外部性无论如何是需要在各个政治语境与意识形态预警内部进行解读和理解的。
范鑫
（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尼亚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我的专业是史学史和思想史。今天这个话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对社会学的视角了解不多，向老师们学习。我的发言会从思想史的角度为大家列举出一些分析这个问题的框架，权当抛砖引玉，供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谈到危机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刚才陈丹丹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用的视角，一个是作为个人体验的危机；另一个是从全球视角去理解危机。
我觉得两个视角都非常具有启发性。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我来再谈谈第一个角度。从个人的体验来把握危机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当中比较强的传统。因为当我们提到危机的时候，常常会谈到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心态当中的剧烈挣扎，这种心灵体验为后来几百年的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大家也许都还活在那个阴影当中。当讨论到危机的时候，当代的知识分子或者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回到那个时刻去理解和把握这个问题。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危机问题思考非常好的范式，这个范式是来自于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明清鼎革之际。这是第一点。
除此之外，我想再提两种理解危机的范式。一种来自于欧洲的史学史，可以追溯到德国史学家Reinhart Koselleck。他认为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性内部的一种自身结构性冲突。所以在他看来，危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一次次地爆发，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因素，根源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从时间维度建构的现代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也不断地面对着危机的循环反复性。因此研究危机问题，也许可以借鉴欧洲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来自Koselleck的概念史研究，将危机理解为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存在，这是第二个思考问题的方法。
第三点，也许我们可以借鉴外交史的思考方法，也就是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某个突发事件。在事件出现之后，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集团不断协商，以利益交换的手段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解决得好，危机就可以掩盖过去。从这个角度来说，危机就是历史当中偶然或者突发的现象。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这三种分析危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都很有借鉴意义。第一是作为一种个人体验的危机，第二是一种结构性存在的危机，第三是作为在历史当中突发事件出现的危机。我个人的研究，探讨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文化保守的兴起，尤其集中在战国策派。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抗战时期，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自身的文化体验与历史记忆引发他们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理念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产生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思维模式，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为中国的文化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是想尝试将结构性危机和作为一种个人体验的文化危机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几个维度，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陈利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字面上来看，“危机”经常用来指一种非常规的和非稳定的状态，也可能指一个转折点或者紧要关头。我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是，伴随危机时刻所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状态，经常可能会给历史研究者提供很有价值的新的观察角度。对我们的自我认识或者对社会以及国家的某些方面都可能形成新的认识。因为在伴随危机而形成的转折时刻或者说紧要关头，经常会让正常情况下形成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秩序产生动摇或者震荡，从而使得我们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笼罩下很少看见的新的角度和诠释。所以我们对历史中的危机或者危机下的历史可能会可以从微观史角度来进一步理解。
在我上一本书里就提到几个这种时刻或者事件，包括，比如书里分析的1784年的休斯夫人号案件，当时欧美评论者中已经有人称之为“广东战争”（Canton war）。这个事件当中不仅牵涉了广东官府和英国的武装示威，还有美国独立建国后的第一支来华贸易船队，以及来自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家的贸易代表和船队。在当地实际上形成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危机时刻。我在书中是从全球围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案件相关中外档案和其他相关的史学叙述的批判性分析，对过去二百年来外国在华治外法权的起因和史学传统上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驳正。
1840年6月28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同理，我在书中还提到了十九世纪一系列中外政治法律纠纷和所牵涉的问题，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很多这种事件都可以作为从危机时刻来剖析中外关系的一些深层次模式和运作逻辑的案例研究。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讲简单讲讲。比如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前很多研究是专注于鸦片贸易的经济影响和以及政治影响，即中国因此变成了后来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从国际法以及情感主义或者情感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从而可以发现鸦片战争不仅对中国来说构成了一个危机，对英国也构成了一个危机。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争论对当时英国从大众舆论到政府内部再到英国议会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英国政府所鼓励和纵容的大规模鸦片/毒品走私所涉及的不仅在道德上是个大丑闻，还违反了当时西方所宣扬的主权平等、博爱和法治精神，这对英帝国在法理上、道德上以及帝国政治舆论中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英国政府是否该出兵保护英国商人和鸦片利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就把这些问题暴露在台面上来了，也就是对帝国本身的伦理道德和合法性提出了拷问。就像南亚历史人类学家Nicholas Dirks在《帝国丑闻》（
The Scandal of Empire
）一书中所指出来的那样，英国议会对英国前驻印度总督黑斯廷（Warren Hastings）的弹劾案中所揭示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腐朽和专制统治，不只是特定殖民者的或者特定殖民时期的丑闻，而是揭示了整个帝国从始至终都无法根除的丑闻。殖民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殖民实践之间有着不可根除的矛盾和张力。虽然殖民强权通过动用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方式来暂时压制这种矛盾或者张力，但这种矛盾不是会爆发出来，构成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对于学者来说也可能是个“机会”。危机过程中所揭露的矛盾以及催生的新话语体系和政治社会文化机制，可能有助于我们找到一些在常规情况下没法分析出来的一些东西。而且危机感也可能重塑不同国家/文化/族群/阶层或者利益团体间的界限划分（boundary making）。比如说目前的中美紧张关系也导致了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在内的各方利益集团改变了态度和对对方的表述，中美的差异也经常被人为无限夸大。实际上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界限划分政治（boundary making politics）在继续上演。它使用的方式和话语不同，但本质上和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做法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在进行敌我之分和优劣之分。不管是从意识形态还是对文明、种族或者政治制度上划分。
王元崇
（特拉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我长期以来是研究清代的外交体系和它的变化，因此应该说在我的研究领域里边处理很多的就是危机。我主要谈的是清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清代中国二百多年，其边疆危机，基本是有两大类：一个是内陆边疆危机，一个是沿海边疆危机，就是内陆和海疆的变化。那么，我们知道清代中国的内陆的危机主要是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实际上很多的危机都是连在一起的，彼此影响。比如，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的殖民势力的同时介入，是互相联系的，与俄罗斯的东进的殖民主义战略休戚相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所谓的大博弈，也就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竞争，一个从东北、西北，另一个从西南进入，这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从清代来讲的话，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处在要去处理边疆危机的过程之中。仔细看看清代的边疆危机，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边疆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交的危机。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从清政权入关以后，到乾隆统治的末期也就是禅让帝位的时候，即1790年代中叶，中国在东北、西北、西南，经过无数的征战和战争以及外交谈判，基本上已经把危机处理得相当好了，主要的战事也已经都完成了。虽然一些冲突还在，但是那已经不是非常突出的了。到乾隆皇帝以“十全老人”退休的时候，当时比较大的西北外患，或者说势力，就是沙皇俄国。即便是跟沙皇俄国的交流，清廷也可以通过理藩院以及在北京的俄罗斯馆加上边境上的贸易渠道，来较为顺利地进行。所以，在1790年代的时候，边疆危机基本上是解决的相对比较好了，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海疆上的危机。
但是，这种相对稳定的时间延续了五十多年，将近六十年。到了185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可以看到俄罗斯重新在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了它的殖民政策，这是比较大的转折。中国新的危机开始出现，而且是与之前内陆边疆危机非常不同的海疆危机的同步出现，这两方面的危机从19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延续了将近一百年。内陆上的变化也非常大。海疆方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危机形成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鸦片战争以前，跟我的刚才讲一样，在海疆上中国没有特别大的危机，基本上华北，华东比较安静。那么华南也是广州对欧洲诸国通商，包括暹罗在内，即便有南海海盗的存在，也没有出现很大的海疆危机，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中国官方的近代史叙述也讲得非常清楚。整个的欧洲殖民势力的逐步的介入。从华南到华北到华东，一直到东北的南部，整张网已经铺开了。到了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危机、边疆危机和内陆危机，同时出现和存在，是非常严重的大变局和大危机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清朝开始了全面的衰落，我们讲的百年屈辱史，主要是这一时期开始的。百年屈辱史里面很多的内容，应该都是外交上的种种危机，而引发外交危机最多的恰是边疆危机。
清代中国边疆和海疆上的危机，有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殖民主义的因素，也有一部分是明朝以来的蒙古各部频繁的部落冲突因素，比如乾隆平定准噶尔蒙古部和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失地等等方面，都表现得很突出，掺杂了非常复杂的外交、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等多重因素在内。针对这些危机，清廷也是用了不同的手段，有的是通过武力的方式解决，有的是通过外交谈判的手段来解决。鸦片战争以前的做法都是相对平和的，而且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有一套完整的宗藩朝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和周边很多国家之间的比较和平的外交关系。这套体系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步遭到了挑战。中国在几个地理方向上同时出现了边疆危机，日益陷入了被动状态。
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的绝大多数行政机构中的官僚对西方国际法是不了解的，应该说一开始是完全不了解的，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外交短板，所以我们常说的“弱国无外交”，对晚清中国而言其实是“无外交而国弱”。就在外交危机和边疆危机处理过程中，因为没有欧美外交的意识，不知道怎么去做，最后导致了国家进一步的衰败。恭亲王奕䜣在1860年代后期看的十分清楚，他曾说从鸦片战争以来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说的就是这个不懂怎么办外交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中国和其他的周边国家，都被拉入了欧洲外交秩序之中，这些危机也一直持续的造成一个新的现象，即中国和以前这些周边国家开始就边疆和跨边境民族等方面，日渐产生种种的冲突，这一过程中所出现了新问题，又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今天讲的主要就是清代这个最后的王朝所面临的边疆和外交的危机，以及清廷如何应对这些危机的。今天我们来看，这些危机应对在学理上是相当重要，对我们如何去观察和处理帝国、国家、民族、边境等等的历史叙事，大有关系，可以说是必须要去观察的议题，并且对我们重新去反思殖民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近来新出现的一种所谓“清代帝国主义”等等，都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对今天中国实际上也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的。
宋念申
（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断碰到一种可以称为“危机”的现象。但是在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它是危机。“危机”一定是有历史含义的事件。比如说，陈老师讲到的“休斯夫人号事件”，在当时它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我们是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往前回溯，去寻找一种因果链条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因此，我们才把它定义为“危机”。刚才王老师也讲到，危机的发生并不是仅仅是单向度、在一个方向上发生的，它有可能是同时发生在多个方向上的。具体某一方向上的事件被称为危机，是因为它对于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同方向的影响。我们可以再具体细分一下，比如说西北问题。有清一代，西北始终是地缘战略思考的重点。尤其在清朝前期到中期这段时间，随着清朝对准噶尔的征伐，西北边政思想逐渐深入到东南士人的地缘构想和政治构想中，出现了像龚自珍和魏源这样一批实学派的思想家，第一次把西北这个地方纳入到中原士人的思想体系里面。但这个思想体系指向的，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领土国家。它仍然是皇朝国家的完善。当然，后来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认知疆域、边疆、民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它的指向和东南沿海的危机和东北的危机并不是一致的。
那么，东北危机对于我们今天中国概念的形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知道，东北危机产生的时间是比较晚近的，而造成的影响和意义，又跟西北和东南的危机不尽相同。东北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机。东北面临的外部威胁，最早从俄罗斯的入侵开始，然后是日本。铁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在东北的深入，加剧了当地地缘政治竞争。不光是日本和俄罗斯，汉人移民以及北洋军阀，都在此进行竞争性的国族建设。“九一八事变”所产生的冲击，是一次现代国族认同的大危机。而正是为了因应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对满蒙的入侵，以及日本学界、政界刻意塑造的“满蒙非中国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对东北边疆民族问题的自觉。像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这些人，他们在写《东北史纲》、《中国疆域沿革史》和《东北通史》的时候，其对话的对象，都是日本。除了历史学家外，一批东北的作家，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从东北逃到了内地。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去构筑东北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借助新文学的普及，使得东北意识深深植入了普通人心中。另外还有一批社会科学学者，通过对于边疆民族的调查，回应着边疆危机。像人类学者凌纯声、商承祖，以及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文藻等等，他们对于边疆民族的调查实践，最后也都融入了我们当代的“中华民族”想象。所以近代东北的危机，不同于其他边疆的危机，因为它带来的机遇和历史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构想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起到了非常大的触发作用。我们回望东北危机转化出来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机遇，是“历史中的危机和危机中的历史”，这个命题的典型案例。这使我们思考，危机和历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我想提出的思考角度。
朱倩
（昆山杜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杜克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宋念申老师提到的危机是多个层面的，有多个agency，发展可以是多方向的，我想再引申一下。危机在同一个历史时间上可以具有多个层面，一个共同的危机意识在不同地方的社会空间的当下也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产生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联系。同时也会触及到徐晓宏老师和张杨老师刚才提到的谁的危机的问题。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叫“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与法西斯主义之思想体系”。这不是自拟的标题，这个是1935年在《燕大周刊》上发表的德波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马克思与现代主义”一章的前言。德波林是当时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在斯大林上台之前成立了自己的德波林学派。《燕大周刊》在1933年的开始开辟了“法西斯主义诸问题”的一个特集。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成为了一个国际上的共识，共产主义者、国家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都在找寻解决这个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与此同时，他们也为无一例外感到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危机，认识论、世界观、历史观以及现代性的危机。这种理论危机的体现在各种理论与意识形态的论战之中的，也体现在各个理论的内部。法西斯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左翼。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Water-Eucken，他就认为，唯物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这个线性发展观是反文明的和机械的和反科学的。因为它否认了一切活动的价值。按照这一观念，今天的每个活动都为未来的活动所超越。按照Eucken的说法，因为按照现行的理论，今日的每个活动就为后来的活动所超越，因此就产生了功利主义、唯物论和历史虚无主义。那么真正的科学的世界观，在Eucken来讲，就是正如生命的体验，是顺着圆周的循环论的。那么法西斯的右派呢？右派更强调的是整体的国家主义。比如说威尼斯的Othmar Spann，他就认为国家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有机体，外来的都是有害于这个有机体的。德波林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整体观念，他认为，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整体观念就是把自己用长城围起来实行阿泰基（autarky），一个以壁垒为基础的经济形势，为新的大战经济做准备。法西斯的右派们同时强调，他们在哲学上的领袖是尼采，斯宾格勒，柏格森，路德维格·克拉格斯以及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理智应该退避三舍。他们强调的是神的沉思，认为有机文化下的人，必须要承认命运这种观念而屈服于它；人民必须屈服于盲目的命运以及造成命运的力量。德波林批判右派是为希特勒的掠夺主义和反犹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同时，德波林在写马克思与现代这一章的时候，他经历了中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大起大落。这个资本主义的危机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对他来说，具体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危机。首先是在1930年代，他在与托洛斯基和巴枯宁支持的这个机械唯物主义的论战中大获全胜，因为他跟列宁一样都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德波林在列宁死后，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就结合起来，从而也就巩固了他的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当时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他与为之抗衡的，力量最强的就是机械唯物主义。此后，在反托运动当中斯大林上台，他又与瓦尔加等政治经济学派进行论战，在这个论战中德波林落败了，慢慢地在苏联科学院当中被边缘化，被打成了这个孟什维克派和修正主义派。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在1961年才正式发表成集，叫《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但在中国，已经有大批的尤其是燕大的这个学生期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反法西斯主义者都翻译了他的这本辩证唯物主义著作，形成了中国的这个德波林派。中国的德波林派的从1928年开始，不仅翻译他的著作，并且用他的这些著作作为与党内的托派论战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中国的马思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可以用来解构并反对当时国民党在1933年之后政治理论的法西斯化和反共主张——当时主要是周毓英为首的社会主义月刊派提出的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法西斯化的政治主张。
张杨
（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
我今天讲历史变迁中的危机、偶合和因果关系。大家注意这三个词，
crisis，contingence，and causality
，为什么要讲这三个词呢？这就涉及到对危机的时间性和因果性的判断：危机的形成是结构性的，还是事件性的？或者说是介于两者之间？那么，如果说它是结构性的，它的因果是什么？它是事件性的，因果又是什么？我这么讲有点抽象，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的历史。接下来我就举自己研究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太平天国的兴起，这是结构决定的吗？还是事件决定的？事件是鸦片战争吗？还是金田起义？是鸦片战争的危机还是金田起义的危机，或者林则徐死在调来镇压太平军路上的小危机，造成太平天国不可控制了。太平天国之后中国还有很多其它起义，遍布全国，这就是宋老师刚才说的边疆问题，那这些起义又是鸦片战争造成的吗？还是太平天国这一危机造成的？
另一个是一战的起因，一战的原因是结构性危机造成的吗？是因为当时欧洲权力均势的失调，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实力超过英国？还是说因为德国是一个君主国，而英国是一个民主国，结果就打起来了。这是两种结构性的解释。如果说是事件，跟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地利大公有关吗？这当然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刺杀案件。那么这个事件是造成后来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和战争的原因吗？
这两个例子都在思考危机的形成是结构性的，还是事件性的，或者是否介于两者之间。造成危机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接下来就讲几个思考的方向吧。第一，我们需要在危机形成原因的结构性和偶合性之间找好平衡。现在历史社会学的趋势是强调偶合性比较多，但也带了一些问题，无法把握结构性问题。第二，危机的内源性和外源性的问题。比如我刚才举的太平天国兴起的例子，鸦片战争到底有多大影响，还是说一系列内源的事件包括在两广地方社会的一些问题影响更大。第三，危机的决定性和涌现性的关系和张力。决定性就是determined：不管有没有个别事件或人物，该来的危机肯定会来，或早或迟肯定会爆发。涌现性就是emergent properties，指的是危机事件往往是在具体历史场景中，自下而上突然爆发，具有很强的意外性，就好比我们常说风云际会。第四个是叫序列性（sequential nature），指的是危机的形成跟一系列事件出现的顺序是有关系的。大家看第一个例子，如果说太平天国的兴起跟中国当时整个社会的结构性条件有关系，那太平天国之后各个地方的起义就一定是跟之前的结构性条件有关系吗？这里可能有个序列性的问题。第五，最后跟序列性类似的还有递归性（recursivity）的问题，即在危机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是不是可能会成为后面的事件的原因。比如，太平天国这个危机本身又决定下一波危机，下一波危机又决定下一波危机。比如太平军北伐在华北造成捻军起义，而捻军流窜到山东又造成山东各种起义。
总之，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危机或者事件性危机。不管是结构主义的还是说讲偶合性的理论都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危机本身的时间性和因果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入的分析。
徐晓宏
（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反危机作为方法”。“作为方法”这个说法，大家当然都很熟悉。而“反危机”这个说法，我是从一个人类学家Janet Roitman的Anti-Crisis那里借用过来的。她讲的一个角度是，从她研究的2008年经济危机这个角度切入，她认为危机的叙事在公共的话语里面，往往掩盖了“到底是谁的危机”、“谁有权力来宣布危机”、“谁有权力来诊断危机”、并且说我们好像有一个可以控制危机的方式，她指出这些其实都是政治性的问题。所以她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当然，我和她的角度还有点不一样。我今天要讲的，是基于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从反危机的角度来写的。我觉得前面很多历史学家讲的都非常棒，从危机的角度去切入，对历史上的很多史实进行重新的挖掘，对一些变化的脉络的重新梳理，我觉得在专业上都非常有意义。但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公共话语、包括一些学术话语里面，有很多关于危机的叙事背后，是有一个非常保守的预设的。因为，“危机”这个概念，实际上强调的是结构性的松动，它预设的是原来有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现在出现危机，那么谈论危机，就好像是我们在想到底怎么能回到那个稳定的状态。或者，就像有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一个能够矫正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同时能够恢复到常态里面一样。这种危机话语的泛滥，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们看待现代世界方式的某种保守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文章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其实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现代社会打开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就是我们知道永远是有新的可能性的，不管是技术性的、还是说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比如文学的创作或者是艺术的创新。这些都是我们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是，危机式的世界其实是一种二元的对我们现代时间观念的一种认识，它只有秩序与危机之间的交替，它其实忽视了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很核心的成分，也即是一种对于新事物的向往。这种对新的向往，是我们社会非常有动能的一方面，它很大的力量来源即是所谓的批判。
《批判与危机（CritiqueandCrisis）》书封
这就回到刚刚范鑫老师提到的一本书，是德国概念史家柯塞勒克写的，叫《批判与危机（
Critique and Crisis
）》，这是史学史上关于危机讨论的第一著作。因为古希腊语的危机krinein，一方面是带有主观性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客观的一种危机，在原来的意义上它们的词源是同源的。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现代性先是有一个危机，那就是16世纪的宗教战争战争，导致了霍布斯式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绝对主义国家把宗教的问题纳入到了私人的空间里，国家来维护和平，但是当这种和平已经被稳定之后，在私人空间里面产生了对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的某种质疑，就是大家在私人的空间，比如说沙龙里生发的critique（批判），把现有的秩序和相对理想的秩序进行对比并产生对现有秩序的绝对主义王权的批判，这个批判到最后，也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讲的文人政治很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抽象的观念包括人权这样一些现代的观念，最后成为了启蒙运动通过critique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危机。柯塞勒克认为这个危机在现代性非常核心的问题。当然，柯塞勒克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思想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他认为文人政治是有害的，他认为公共的批判，到最后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他没有那么彻底的说，但是他在政治上无疑是比较保守的。而我想做的工作是一个反过来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谈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假定一个没有新的维度的世界，就是我们其实尽量把现实中既有的不确定性纳入到一个秩序里面，采取尽量恢复到一个秩序里面的思路。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困境，我们缺少了某种对于自下而上的一种创造新的政治、创造新的可能性的某种体认。当我们在大量说危机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带有比较保守的框架去想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危机看做更像是政治理论家们所讲的特殊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比如说只有主权者才可以宣布的紧急状态。我们就限于这样一种意识里面去理解。这个问题，在过去四十年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技术官僚思维中，非常显著，“危机”成了唯一想象和表述特殊状态的方式，从而关闭了自下而上的新政治的可能。与之并行的中国现代史的变化，是我们从二十世纪占主导的以雅各宾式批判为支撑以创造新人新时空的革命政治转变为“去政治化”的发展主义。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时间里，我们作为学者，要去想像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想起，我去年在一个有关危机理论的会议做完我这篇论文的发言后，一位与会学者给我的评论很一针见血，他说你似乎想说的是“we are all Koselleckians now”，我们对现代时间的想象都变成了柯塞勒克式的保守，都被他这种对现代时间的认识给框限住了。而我希望的是超克这个框限，打开一个讨论新的政治的可能性。
战洋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我自己受的是人类学的训练，是研究当代的。我最近这些年做的研究主要和发展、城乡流动性还有移民相关。疫情爆发之后也正在写一两篇有关疫情危机的文章，譬如讨论疫情如何影响流动性，讨论城市治理和流动的关系。我最近对我自己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过去挺长时间里，我觉得我那些涉及到流动性和移民的研究跟危机好像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跟国族、地缘政治以及制度层面的危机关联很弱，会通常把这些问题作为空间问题来处理。但是，我最近开始发现我的研究变得和暂时性、时间性越来越相关，甚至干脆就变成了关于temporality的研究，从空间议题变成了时间议题。我在想，如果把危机看成是跟时间性高度相关的问题的话，那么我最近的研究以及我要处理的问题其实是和危机有关联的，至少是和带有危机性质的事件有关系。刚才大家也讨论到了，谈论危机的时候，可能要问：是谁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首先可能是一种判断，而并非所谓客观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北京的城中村做了挺长时间的研究，2017年的城中村改造事件对于流动人口在北京的生存状况带来极大的改变。对于我研究的些农民工家庭来讲，每一次拆迁对于他们的家庭而言都是一次小危机。我自己正在写的书里也处理了这些问题。我的一个发现是，拆迁带来了特殊的时间线条和时间序列。城中村居民在时间层面的体验和中产阶级的时间体验不一样。理想状况下的中产阶层是通过掌控现在来控制未来的，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来规避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但是，对城中村的居民来讲，他们在城中村的未来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是没有可争议的，因为城中村是一定要被拆掉的。所以，在他们生活在城中村的短暂时间里，他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去规避风险，而是去拥抱不确定性。很多人其实很愿意冒险，很愿意去搏一搏，因为这是他们超越当下去创造未来的唯一的路径。因此，危机也是可以从微观层面上来看的，从某个特定群体的判断来理解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控制风险和危机，是人类要处理的一个长期议题。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呢？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恩群岛的研究中，就把巫术看作是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那么我们现代社会肯定已经不是通过巫术来处理不确定性了，我们的常态，是越来越通过科技、数据、统计这些技术来控制危机。譬如保险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把不确定性商业化了。不过，最近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当下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陈爽
（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我想谈的正好和战洋老师说的有一些关联。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史和历史人口学，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迁徙，我观察的主要是历史上的农村人口。危机是多样的也是在多个层面上展现的。我今天的题目是“危机下的家庭和个人”，我想讨论的是危机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会如何应对危机。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对普通人来说，什么事件会构成危机？我今天特别想提到的是两类情况，一类就是刚才战洋老师说的迁徙，另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大的灾荒和灾难。先讲第一类情况，人口迁徙或者说被迁移。迁徙意味着人们离开原来的居住的环境，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都被迫中断，到了新的地方，要一切从头开始建立与地方以及当地居住的人的联系，这对自愿迁徙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这些人是被迫离开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危机了。在历史上这样的被迫迁徙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外都有。这样的强制人口迁徙往往是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的，尤其是现代国家出于规划和基础建设的目的，大规模的迁徙人口。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三峡移民。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比如非洲赞比亚修水坝，也曾造成大规模人口迁移。我自己也研究一批历史上被迁徙的人。这些人是编制在清代的八旗系统下面的旗人，为国家当差，领有钱粮。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养活这批旗人成了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于是国家就寻求解除这种负担的办法，其中就包括移民。十九世纪初，国家就把一些生活在北京的旗人迁移到了土地充足的东北，分给他们国有土地来代替钱粮。对于这样的移民来说，新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必须迈出舒适区去重新探索全新的环境，建构新的社会网络。对于这类移民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人类学家Elizabeth Colson认为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概括。在移民安置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最初几年，由于各种不确定性，移民们都倾向于比较保守的行为，对在原发地养成的习惯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非常地依赖。到了第二个阶段，当移民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就会逐渐向外探索新的环境，建构新的社会网络。但是并非所有移民社会都能在这一阶段取得成功。只有这个阶段实现之后，一个新的地方社会才逐渐形成，移民才算真正度过了迁徙带来的危机，从而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真正地融入当地更广阔的区域经济和社会网络。
第二类危机的情况就是在大的灾荒和灾难之下，包括经济危机。这种宏观层面的灾难呈现到家庭层面，则表现为家庭的经济情况和生存条件的恶化，从而对家庭和个人造成压力。在谈到这种危机情况的时候，我也想同时引入第二个问题，就是危机在家庭和个人的层面是怎样呈现的，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什么影响？简单地说来，危机使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成员之间的不平等更容易显现出来。在前现代的中国，父家长制下的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最基本单位，而家长就承担起分配资源的责任。在资源匮乏的时候，每个家庭成员获取资源的机会不是平等的，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层也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和家长/户主的关系远近会直接影响成员所获得的资源。家长的直系亲属往往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照顾，而关系较远的亲属，虽然他们住在一个家户里面，获得的资源却会少一些。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就不展开说了。关于这方面，以瑞典Lund University的Tommy Bengtsson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为首的一些历史人口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做了一个很大的联合项目，叫欧亚人口和家庭比较研究。他们比较了中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典的一些历史人口在1700到1900之间的人口行为，包括死亡率、生育率，还有婚姻等，来观察他们是如何应对危机的，什么样的人在危机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而通过这些研究，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社会中，家庭关系是如何被各自的文化和习俗形塑的。
以上我简要介绍了一下从社区和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两个层面观察普通人应对危机的思路。这两个层面经常是互相交织的，所以，危机作用于家庭和个人的过程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