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9月1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是否应该强制新冠疫苗接种”这个问题最近成为了疫情的又一大争议点。无论此次争论最后会如何告终，双方的深层论点——谁有权控制你的身体——都不会就此终结。原因在于，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生如今可以准确找到部分严重疾病的遗传根源，然后采取干预措施，使患者不必饱受病痛之苦。
利用体外受精与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技术，准父母们可以根据胚胎的多基因风险评分（即罹患特定疾病的概率）结果，选择自己想要的胚胎。体外受精与胚胎筛查技术的使用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但随着全基因组分析技术的进步，如今科学家可以更具针对性地研究受多重基因变异影响产生的疾病，而不仅限于单基因遗传病。假以时日，这项技术或许还可进一步扩展，让人们可以对身高、智商和体力等特征进行挑选。
如果只考虑这项技术本身，这无疑是一项伟大的进步。但一旦考虑到它的道德风险，各种尴尬的问题便会纷至沓来。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如果父母有能力减少生下易患病子女的风险，他们是否应当被强制为之呢？
参照当前关于疫苗的争议，有些人也许会回答“是”。他们认为，预防疾病和死亡是一种符合道德的行为，“为儿童提供最佳生存机会是一种道德义务”。此外，我们的医疗保险费用都是相互承担的，无论是私人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都有一部分是为他人所付，因此这些治疗不应当免费提供。性爱应当只是为了找乐子、建立亲密感，体外受精和胚胎筛查才是造宝宝的最佳途径。
但也有人认为，如果强制改变人类的繁殖方式，简直堪称道德沦丧。我们越是沿着该政策的逻辑走下去，就越会发现它的荒谬之处。
不确定性过高
关于多基因风险评分的有效性，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它可以告诉你某人患某种特定疾病的风险较高，但无法告诉你此人何时会患上这种疾病、或者是否真的会患上这种疾病。多基因风险评分只能体现变异规律与健康结果之间的统计学关联，仅此而已。
一个胚胎可能患某种疾病的风险较低，患另一种疾病的风险却又偏高。一个基因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这些所谓的“多效性基因”也许还能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正面效应，在降低某种疾病风险的同时，或许还能降低另一种疾病的风险。但还有一个终极问题：筛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毕竟，基因组的改动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这个问题可比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培育辣味番茄要复杂棘手得多。
好技术，坏政策
假设有朝一日，多基因风险评分能够准确预判患病风险，也允许（而非强迫）人们使用，该技术是否就会显得“和蔼可亲”一些了呢。诚然，这项技术的确会造成一些道德上的困境，但如今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例如，准父母们已经可以根据产检结果决定胎儿的去留。“既然父母可以由于胎儿基因异常终止妊娠，与之相比，允许父母自行选择胚胎真的那么有违道德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相比于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支持，它听上去倒更像对堕胎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于，利用这项技术是否弊大于利？至少有两点理由能证明答案为“是”：体外受精存在一定风险，有些与操作流程本身有关，有些则由诊所的疏忽大意所致。如果体外受精技术的运用量增加，这些风险也很可能成倍增长。
我们需要一套合适的监管体系来降低这种可能性，而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由谁来负责监管？监管的基础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不易回答。例如，耳聋究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还是一种残障、应当从基因库中剔除出去？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很难说哪一方占据着道德高地。说不定就有父母想生育一个患抑郁症风险较高的孩子，因为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是伟大的艺术家或喜剧演员。在你看来，抑郁症也许是一种精神疾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精神疾病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对个体独有特征的污名化。
还有许多类似的想法值得展开思考。如果这名抑郁症儿童长大后，认为这种易患抑郁症的遗传倾向对自己有害怎么办？他会起诉自己的父母、要求他们赔偿吗？此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父母期望获得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一旦我们放开对身高和智商等特征的筛选、不再仅限于疾病预防，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
如果能开展一次“全球对话”、借此建立其一套合理的监管体系，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我们的“技术恐惧症”。然而，要想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其实比签署一纸国际公约、对这些强大的基因技术严加监管还要复杂得多。
忘记“我的身体，我选择”这句话吧
再过几十年，胎儿也许可以全程在体外孕育，不再需要母亲这一角色。到时，各式各样的道德问题都将应运而生。
随着人造子宫的到来，胎儿能够存活下来的月龄会越变越早，争论的焦点也会从“堕胎”转向“提取”。假如胚胎一但受孕便可存活，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一些女权主义学者指出，如果母亲不希望胎儿存活，胎儿就没有生存权。但也有一些哲学家反驳，这种想法似乎有点“欠考虑”。不得不说，这种设想真令人有些毛骨悚然，好在我们还要过很多年、才可能真正遇到这些问题，相应的监管机制也仍在讨论之中。（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