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11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病区的一间大办公室里，一桌子的医学专家正在等一个人——9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
只见老先生拄着拐杖，精神矍铄地走进来，开心地对病理科主任王朝夫教授说： “王医生，病人我刚看过了，情况没想象中那么糟糕，你今晚可以睡得着觉了！”
这个场景，可不是普通的专家会诊，而是瑞金医院血液科有名的每周四“开卷考试”现场——接受考试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振义院士本人。
既为医、又为师的王振义，给学生提过一个要求：每周都要把临床上遇到的最疑难病例拿来“考”他。2003年至今，这场“开卷考试”已坚持了18年。
在今年教师节来临之际，昨天，记者来到“考试现场”，旁听这场特别的师生对话。
“比答案更重要的，是找寻答案的过程”
在瑞金医院，王振义院士的“开卷考试”太有名了。不少后学如今已是医学教授，依旧对老先生此举钦佩不已， “这是敢于不断让学生用最难的病例来挑战自己呀！”
就拿昨天的这场“开卷考试”来说，用来考王振义的病例，同样棘手。患者倪先生今年53岁，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知名医院，仍无法获得明确的诊断。 “外院诊断为T淋巴瘤，但我们觉得没办法解释患者皮肤的病变，需要借助病理科诊断，结果观察到病理组织里的洋葱样改变，可能诊断是Castleman病。”一名血液科医生向记者介绍这场“开卷考”的考题。
Castleman病，又称巨大淋巴结病或血管滤泡性淋巴结增生症，但就眼前这个病例的诊断，它仅是一种可能性。如何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真的有点难！所以，不少医生颇费思量，连睡觉都在琢磨病例，这才有了王振义院士“安慰”王朝夫医生这一幕——“今晚可以睡得着觉了”。
有意思的是，老先生并不马上“交卷”。依惯例，由一名年轻学生先作病例汇报。听着一页页的病例情况介绍，王振义时而低头，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时而让学生“停一停”，而后开始“发问”……这期间，王振义还会直接跑去病区探望患者。
在外行眼里，这仿佛是医患之间的一场轻松寒暄，而内行则秒懂， “王老师在查房，寻找蛛丝马迹，求证自己心中的答案”。
果不其然，王振义回到会议室后，不忘跟学生们交代： “病理诊断绝对不是光看看显微镜，一定要结合临床！” “从前我们医院就有一位病理科医生，每次要下病理诊断前，先去病房看病人，看临床上是否符合这个诊断结果，符合了才下病理诊断。单有病理结果，不结合临床表现，离开了病人，搞不好的……”
不知不觉，时钟指向12点，迎来“交卷”时刻：王振义考虑这是木村病，并与学生们进一步分析治疗思路， “可能之后会变成T细胞淋巴瘤，需要密切随访”。
“王老师结合文献和临床，从Castleman病、血管增生伴嗜酸细胞增多症和木村病开始鉴别，从白介素6到相关信号通路分析疾病病因，抽丝剥茧、层层分析。这个时候，比答案更重要的是找寻答案的过程，是一种临床思维的珍贵输出。”一名年轻医生对记者说。
院士自创特殊查房，全国同道“求链接”
“我暂时还能现学现卖地做些工作。”这是王振义对“开卷考试”的调侃。从他谦逊的语句里，更多年轻人领略着一代名医、一代名师的风范。
王振义是我国著名血液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在国际医学界，这位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最有名的成就，就是与白血病的“对战”。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为凶险的一种，很多病人往往在抢救几小时后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对它的有效治疗手段。 “看着患者一个个离开人世，很有挫败感。”王振义回忆，当时，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听说了“诱导分化”。不过，到底如何将肿瘤细胞“诱导分化”为好的细胞，谁都不晓得该怎么做。
瑞金医院血液科的科研就从一间小小的实验室起步。通过“道听途说”，王振义了解到有一种氨基酸可能可以让肿瘤“改邪归正、诱导分化”，他就带着学生投入研究。
其间，他们经历了不少失败，一次次走进“死胡同”。后来，王振义带领研究生经过一系列实验，发现维生素A的氧化物——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实验中将幼稚期的白血病细胞转为成熟的细胞。有了这一发现，大家欣喜若狂。不过，这毕竟是体外实验。
1986年，他们终于等来了“001号”病人。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岁的儿童，病情危急。 “死马当活马医！”有了家属的决心，这个全新治疗方案付诸实践。这名患者最终实现治愈，存活至今，已结婚生子！
这是诱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的第一个成功案例。1988年，王振义的相关成果发表在《血液》杂志上，这篇论文后来被评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
此后，王振义与学生陈竺、陈赛娟、陈国强等，又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疗方法，让这种曾被视作最凶险白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被治愈的白血病。
该治疗方法被海外媒体誉为“上海方案”，与青蒿素的发明等并列为“20世纪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八大贡献”。王振义据此获得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评委会称王振义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就是这样一位蜚声国际医学界的名家，在2003年将所有行政岗位“让贤”后，自创了一种特殊查房方式——“开卷考试”，即每周一由学生提交临床上遇到的疑难病例，形成“考卷”。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王振义会搜索全球最新文献，凭着多年的问诊经验综合思考、分析后“答卷”，并在每周四与大家一起探讨。
“开卷考试”，一考就是18年。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5月15日，已经96岁的王振义与学生李军民在瑞金医院血液科借助配备5G技术的“小雪”机器人，与一名74岁的患者在“云端”连线，继续他的“答卷时间”。
当时疫情形势仍比较严峻，看着老师心无旁骛地与病人在线交流，看着他在两三天里整理的上百篇文献、还用红线划出要点提醒学生们注意，李军民很感慨， “你能感受到王老师对医学、对病人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关爱。”
“他为什么要这样？如果说，他仅仅是喜欢求索未知，自己学不就行了？但他坚持把自己学的东西教给学生，坚持‘开卷考试’要让年轻人一起来参加讨论，这就是一个生动的教学过程。他不但告诉学生自己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他是怎么通过文献检索、各种检验结果、临床表现等，融汇得出一个方向，这真是培养医生最好的方式。”李军民告诉记者，用来“开卷考试”的病例，原本仅在瑞金医院血液科里，后扩至医院血液科医联体。再后来，越来越多的同道开始“求链接”，想看“直播”。
也因为这样， “瑞金血液”的治疗经验就如种子一般，播撒到越来越广阔的地方，造福着广大患者。
深深影响后学，“关注看不好的病”
昨天的“开卷考试”结束后，学生们给王振义准备了一个小惊喜——送上鲜花和蛋糕，预祝他教师节快乐。
“在教师节的前一天，王老师在我们面前自称‘学生’，接受我们的‘开卷考试’，真的让人很感动、也很感慨。”李军民说，王振义曾总结自己这一生出了“三本书”。一本是上世纪50年代他从事出凝血机制研究，发明了血友病检测的本土技术；一本是80年代，利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还有一本就是延续至今的“开卷考试”。经由“开卷考试”整理总结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一再更新、加印，已经成为医学后辈临床工作之余的捧读必选。
“王老师97岁高龄了，仍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他为我们作了示范。我们每一名医生，心中应该永远把自己当成是一名学生。在我们教学、育人过程中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审视自己、提高自己。”瑞金医院副院长、血液病学专家赵维莅教授动情地说，王振义院士每一次接受“开卷考试”，也是在一次次激励身边的年轻医生们学会更好地面对自己的“考试”，就是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例，不断总结、研究，尤其要去关注那些“看不好的病”，不断追寻答案。
赵维莅说，她从王老师身上深深体会到医学的三个度： “一是医学的高度，就是老百姓关心的治疗水平好不好；二是科学的深度，不应看疾病的表象，更应探究疾病的本质；三是人文的温度，要关心爱护每一名患者，这是作为医生的基本行为准则。”
受“开卷考试”影响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瑞金医院血液科80后青年医生李啸扬援藏归来不久，他告诉记者，去年援藏期间，就有一名年轻女孩被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借助远程医疗系统与各方的支持，正是王老师当年研发的全反式维甲酸药品运到了西藏。女孩在确诊后48小时内吃上了这种特效药，病情缓解。
“王老师是一名与时俱进的老先生，当时通过远程连线，他在线为病人提供了诊疗方案。”李啸扬还告诉记者，就在今年教师节前，9月6日，他前往王老师家中探望，结果发现老先生家中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仪式。李啸扬没想到的是，王振义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1953年4月，王振义加入上海市第五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在东北军区内科巡回医疗组任主治医师，前往黑龙江勃利县后方医院救治伤员。当时，后方医院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怪病。很多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等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伴有结核性脑膜炎，但对症用药后不见好转。 “王老师发现战士们常常食用当地鱼虾改善伙食，症状与自己在文献中看到过的肺吸虫病病状极为相似。经血液检验，他果真找到了肺吸虫卵！这一发现帮助整个部队及时治愈了大批患病战士，因此，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记二等功。”李啸扬说，在敬佩王老师精湛医术的同时，这件往事也激励着年轻的医生，平常要多积累，才能在关键时刻反应得出来、派得上用场。
解决问题——这是王振义一生不懈探索医学创新的源头。 “有时候也有答不上的题，找不到‘答案’会很难过，会一直想，有时候半夜想到了，就会爬起来，打开电脑查，找答案。”王振义曾不好意思地说，为了“答题”，半夜里起来摔过两跤。保姆也曾劝他， “90多岁的人了，不要再半夜起来了，太危险了”。但王振义不为所动， “白天醒来可能就忘了。这可是一个人的命啊，怎么能不起来赶紧记下来、查一查！”
每次“答题”结束，王振义院士总会很开心，笑得像一个孩子，还会拉着身边的年轻医生们，仿佛要“求肯定”： “你看看，我不先做学生，怎么能做好老师、好医生呢？”
